【大纪元4月5日讯】六，我已被关满了三年
1997年5 月25日，我已被关满了三年，劳教队却拒绝释放我。我怒不可遏，再次绝食抗议，一周之后，他们才说刚接到上级指示，我可以离开南湖劳教处了。
回家的途中，我多次给家中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令我焦虑万分。我无法揣测，家中出了什么事。只是有点不祥之感。因为已经有一年时间，妻子和女儿没有来看我了。我甚至没有收到一封家信。
我步出火车站，没有人来接我。我赶回到家，发现妻子正在炒菜。她见到我，既无笑容，也没说什么。我急忙入室看女儿，她正坐在小板凳上看一本幼儿识字课本。对我的注视，她感到有点惊讶，便起身跑到站在门外的妈妈身边，再转过身来好奇地看我。三年里她只见过我三回，当然已认不出我。
后来，我才逐渐获知，三年囚禁，使我已经彻底失掉了妻子的爱情。她已无法再承受这种苦难而又胆战心惊的生活，她的精神几度崩溃，两次自杀被抢救才得生。
回到家中，更令我悲哀。原来我妻子纪晓的精神，在三年的孤独与苦难煎熬之后，几乎崩溃。她对我们的前途，已没有任何信心。她之所以还守在家里，就是为了把女儿交给我。她已爱上了别人，此时执意与我分手。
我回家不久，就频频与《中国人权》联系，发表了两份政治声明，又发表了9 首诗。一天晚上，刘青打来电话，警告我说又有危险了。我刚刚出狱，实在不愿束手就擒，再回到监狱里去。当夜我就在王庭金的帮助下，离家逃亡了。
但我没敢走远，因为我可怜的女儿，始终没有得到父爱的女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安排她的生活！我那可怜的女儿，在苦难里出生，一直没有父爱，3 岁又失去母爱，而我现在又不得不逃亡！
纪晓没有能力抚育女儿。后来我终于想到一位义人，魏辉，曾在六四镇压后拍案大怒，作为车间主任，下令停工停产，率领大家再去动员大批学生，上街游行，断绝交通，冲击中共。
我找到魏辉一说，他慷慨同意，当天中午就到王庭金家抱走了我的女儿。然后，我才忍住悲痛，离开蚌埠，离开我的骨肉，亡命天涯。
直到现在，只要回忆起那段逃亡托孤的情景，我就会黯然神伤。为了早日结束共产主义暴政，我不仅自身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妻子，我的女儿也都跟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逃亡中，我到过很多地方，幸而碰到一位大学同学，他很同情我的遭遇，就建议我到美国去，他可以帮助我。承受过长期迫害之后，我的容貌不仅未老早衰，心境也十分苍老。而且患了严重的劳改后遗症。劳改后遗症是可怕的，包括焦虑症、自闭症、恐怖恶梦症、失忆症和失眠症。
中国劳改队不是南非监狱，曼德拉始终受到人道待遇：可以阅读全世界的报纸杂志，可以与世界各地的朋友通信通电话，可以会见朋友，每周还可以和妻子同居一夜，仅仅是单纯的监禁－身体活动区域限制而已。
而在中国劳改队，你完全是抓来的奴隶，你没有任何权利，你每天在恐怖和威胁下苟活。这样久而久之便会患上焦虑症，出狱后不知所措，不知所以。在劳改队一年接受的资讯可能还没有在美国自由生活一个星期接受的资讯多，我根本无法应对。
劳教队奴隶生活方式的绝对要求是你不能决定自己和他人的任何事情，甚至不允许你进行任何思考，每天24小时的每一分钟里都替你安排好了，连撒尿都必须经过批准。你只要象牛马或机器一样绝对执行命令就行了，否则就毒打你，用暴力威胁你的生命。
政治犯当然会全力抗拒，但只能坐在那里在思想里抗拒。抗拒劳动改造，抗拒思想改造，抗拒变成猿人，抗拒变成动物。而习惯上抗拒一切，敌视一切，最后就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苦行僧，像中古时代欧洲坐在柱子上修行的的修道士一样，只能坐在角落冥想。久而久之养成自闭的思维习惯，出狱之后听不进去任何话，也不想听别人说什么，更不可能与人交流互动，这样岂能搞什么政治活动？
我那时几乎没有耐心听任何人陈述，也读不进去任何书和文章。不能连续写100 个字以上，莫名的烦躁令我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心烦意乱，总是一事无成，后来就陷入几乎癫狂的境地。
七，到了美国之后
到了美国之后，在家门之外我是个活跃的民运人士，每天独处室内我又在严重的烦躁抑郁里挣扎。既不能读书，也写不了字，几乎写不成一篇完整的文章。我每天坐在一把从大街上捡来的破椅子上，没完没了的抽烟喝酒，幻想怎样摸到中共要害穴位，一个猛子扎进去，四两拨千斤，一举推翻共产党。除了饥饿时不得不去买上一大块三明治充饥以外，什么事都是能拖就拖，不了了之。这种心烦意乱的生活我几乎无力摆脱。
没完没了的恶梦也时常折磨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在梦中被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惊醒，起身呆坐良久，惊魂也难安定。只有下床开灯，抽一根烟，恢复镇定，摆脱恐惧感。
最多的梦中逃亡是我在空中飞，后面有一群怪物穷追不舍，有毒蛇，有老鼠，有野猪，还有豺狼，怎么也摆脱不掉。它们青面獠牙，十分恐怖，明显是要吞噬我，而且他们数量太多，我不能转身与它们搏斗，根本没有一点胜算，只有逃亡求活命。
我的双臂总是十分吃力，有时象翅膀，有时象滑板，而有时仔细看看，就是两只赤裸的手臂而已，根本飞不起来的。这样一想，我就开始直往下坠。而地面上满是血污和垃圾，我的眼一黑，就吓醒了。
还有就是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处处都有杀气，都让我望而却步。但是后面有魑魅魍魉追击，我又不得不逃，只有硬着头皮，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吹着口哨，脚下尽可能快地穿过去。
在巷口转悠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中共特务，或是民运叛徒。而且很多面孔我似乎都见过，甚至很熟悉，却想不起来他们的姓名。这让我感觉更危险，更心惊肉跳。为了不暴露出来，我还必须保持表面平静。
还有就是逃亡在荒郊野外，简直就像丧家落魄之犬，还被追击，我慌不择路，钻进了一大片杂草丛，那草丛比人高得多，我竟然钻不出来了。既没有食物吃，也没有水喝，累晕了只有坐在地上喘粗气。想找回头的路，也分辨不清，白累一场。
慢慢地天黑下来，风声鹤唳，无不惊心。也不知道附近有没有野兽，会不会一下子就扑过来咬断我的喉咙。尽管又困又累，我却根本不敢睡觉，手里紧紧攥着一根木棍，时刻提防着。
我的脑子里还始终纳闷，我并无罪恶，那些人究竟为何要穷追我不舍？绝望已极，看来只有一死了之了。又怎样死呢？这时我就在绝望中醒来。
这也许是在恐怖高压下，所有试图反抗暴政，从事过地下民运活动，后来又在狱中遭受过残酷折磨的中国知识份子，都曾经历过的内心惊恐。这是劳改后遗症的病症之一，也不能指望医生治好，只能自疗的。
自从我从事民运以来，常做这些恶梦。这些恶梦对我的健康损害极大，因为睡醒之后，我的头脑很久都停留在模糊的梦中情境里和恐惧感觉中，要过很久才能摆脱。
好容易摆脱逃亡恶梦之后，又感觉头脑里空荡荡的，身体也疲惫不堪，好像我已经累坏了，好像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除了恶梦什么也没有。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摆脱这些恶梦，才能有安甜的睡眠。第二天起床后，能够精神饱满，给亲人一个热情的问候，然后去做一份工。
本来我自幼嗜读，无论逮着什么书，都要一读到底。然后有好多天那些文句都还清晰地停留在脑子里，可以随时向别人复述。1987年10月在厦门看守所连续5 天的绝食绝水，而真正给我致命打击的，还是1994年8 月在看守所开始的，连续2 个月以上的断续绝食，和随后几个月的厌食。那真使我耳聋眼花，记忆力10毁其9.
从那以后，大部分事情我都记不住。跟人家约好时间见面，转身就忘的一干二净，令我失去了很多朋友。钥匙老是忘记带，好多次只有撬门，最严重的一次是我新婚之日酒席之后，几十个亲戚同学朋友要闹新房，但是钥匙又弄丢了，几个同学想尽了办法帮我砸锁撬门，累得浑身是汗。差不多2 个小时之后，快到后半夜了，大家才入内，也无兴致闹新房了。
至于丢东西、丢钱，裤子扣子忘记扣，更是老常事；弄得我老是检查，反复检查，出了门、上了街还要摸一遍，到人家门口还要最后检查一遍才敢敲门。看到我这些小动作的人还以为我有精神病。即便我谨慎如此，还有好多情况下忘记扣扣子。
更让我尴尬的是，当我给别人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了上一半却忘记了下一半，别人在等着，我却愣住了，甚至连刚才自己说了什么也根本想不起来。所以有好多年我都不敢轻易开口，尤其是我在美国的那一年。
还有熟悉的名字，人名、地名、物名都会随时卡壳，怎么也想不起来，甚至过了好几天都想不起来，好像我的记忆被墙壁挡住了一样，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来！
我从初一开始学英语，学了10年左右，到了美国我很想学好英语，但是我几乎连一个单词也记不住，无论我念多少遍，背多少回，都记不住！
记忆力衰退到这种地步，加上我过去主要搞地下活民运活动，那时绝不能记笔记的，再加上8 年坐牢，我几乎有十几年没有看书写字了，导致我提笔就忘字，好多字怎么也写不出来，几回字典一查，我就没有信心再写下去了。记得在纽约时，洪哲胜博士和刘宾雁老师都曾认真地向我约稿，并付给我优厚的预约稿酬，我却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
除了水和食物之外，人体最必需的也就是睡眠了。睡眠不好，人会无精打采，心烦意乱，不能集中注意力做任何事。久之还会影响健康，身体的免疫抗病功能会下降，特别容易受各种病毒感染，慢性病也会悄悄发展，成为不可治愈的痼疾。
在劳教队里，最痛苦的还不是猪食，或者喝不上水，而是长期睡眠不足。一般每天只有5 －6 个小时的睡眠，所以总是感到困倦，有气无力。时间久了病就多，头脑也混混沌沌的。
我本来就患有神经衰弱，经过劳教队6 年折磨之后，更是严重到可怕的程度。无论想什么办法也睡不着觉，而到了需要出门做事的时候却困得睁不开眼。
很多年里，我的睡眠几乎没有任何规律，每天想睡的时间是不断变化的。有阵子非要到上午8 、9 点钟才能入睡，晚上7 、8 点钟才能睡醒，如果强制自己不睡，很快就会感冒咳嗽生病，情况更糟。
早上喝茶、喝咖啡，晚上喝牛奶、喝酒的办法我都尝试过，不仅没有效果，还使我染上了茶瘾、酒瘾。不喝越来越浓的茶，起床后就一点精神没有；而不喝越来越多的白酒，就再也不能入睡。
后来我仔细观察，我的失眠症也有一个规律，就是每天的入睡时间差不多都比前一天晚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一个回圈，也就是彻底颠倒一回。
我在纽约十分思念女儿，经常给她打电话。但是再次见到女儿，却是相隔两年多之后的1999年底，那时我已经再次锒铛入狱。我父母千里迢迢、专程带她到广东劳教队看我。面对陌生的女儿，我百感交集，不知对她说什么。父母说她一路上哭哭啼啼，不愿来见这个她几乎没有印象的父亲。
原来我将她托付给魏辉的时候，魏辉为了使她在成长时期能有正常的心理，不会受别的孩子歧视，便对孩子说他和李乐才是她真正的父母，而我只是他的“叔叔”，并重新给她取了新的姓名“魏宝宝”。她对我本无印象，更不知其中原因，当然不愿来看我，一路上我父母又一个劲的跟她说我才是她的真正亲生父亲，她无法信任这对老年人，所以不知所措，十分痛苦。
我父母自私地认为，我已近40岁，却一无所有。唯有这个女儿，将来或许能与我相依为命。而我却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女儿义父母的意愿，在尚未懂事的孩子面前胡说一气而感到愤怒。果然，孩子回去后神思恍惚，到处打听究竟谁是她的真正父亲，母亲又在哪里？魏辉夫妇十分忧虑孩子因此而伤心，从此不允许我父母再见孩子。
2001年11月，我终于再次出狱，回到家中。第二天我就去看望女儿。她根本不认识我，当然不理我。魏辉夫妇十分了解我的感情，他们告诉我，孩子属于大家，谁有空谁就多一点照料她。
我一有空就去看女儿，但她始终不太理我。我从别人那里听说，她经常悄悄打听，究竟谁是她真正的父亲？她的母亲到哪里去了？我揣测，也许她在怨恨我这个没有尽责的父亲。又过了一年，为了上学方便，女儿才到我家生活。
在一起生活之后，我才渐渐地意识到，过去这些年来，她心头所受的创伤。她到魏辉家时已3 岁零4 个月，已记事了。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她非常惊慌，有半个月里，天天哭泣喊妈妈。我检视她那时的照片，像个失魂落魄的大孩子，神情忧郁的令人悲伤。
幸亏魏辉夫妇竭心尽力的照料，才使女儿的心理渐渐恢复正常。女儿遇到他们，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是世上少有的好人，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给了我的女儿无微不至的爱。在我的心目中，魏辉夫妇永远是我和女儿的恩人。
但是无论如何，我的女儿，在和平时期，却像一个失去父母的战争孤儿一样被陌生人收养，都是一直无法弥平的精神创通。哦！我的女儿！我能拿什么才能抚平你幼小心灵所受的创伤！何况我现在仍然是受迫害的政治犯，仍然处在共产党的严密监控中，随时可能再度入狱。
我就对中国腐朽的教育制度非常憎恨。教育腐败涉及多方面，处处都有故意设置的关卡。我女儿开始根本没有上学权利，后来还是化了3000元，才获得了受基本教育的权利，进入一间小学读书。而我回家后，为了给她转到我户口所在地的一间小学念书，我和母亲更是跑了无数趟腿，都没有办成转学手续。后来还是靠女儿义母李乐的人际关系，才办妥了手续。
个人无法抗拒制度的损害，这种行业腐败，就连共产党贪官污吏的孩子，也不能幸免。当然他们可以用贪污勒索来的钱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上学，但是我们普通的中国孩子，却只有忍受这种虐待。所以我一直谋求发动因此一场保护儿童权益的运动。为了帮助女儿和千千万万与她同龄儿童不受虐待，我曾经设计了一个“通过互联网联系一百座城市一万个父母同时在一万座学校征集一百万家长签名的维护儿童权利活动”的计划，准备在适当时候推出。下面是我起草备用的呼吁书：
“每次看到女儿幼小瘦弱的身躯，背着沉重的大书包上学放学，我心里都有一种难言之痛。不仅书包沉重，功课也特别繁重。看到女儿从早晨6 点多钟就起床梳洗、检查学习用品、吃早餐、上学，中午回来就做作业，晚上回来也做作业，一直做到晚上10点钟才能上床睡觉，我的心里就更痛苦。她不能迟到，否则会被老师罚站在教室门口。这样孩子每天就要忙碌16个小时左右，根本没有玩耍的时间。连睡眠都不够充分。
孩子之所以这样辛苦，并不是学习的需要，而是中国的教育制度太残酷。一方面，教师的道德和教学水平都极端低劣；另一方面，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又受利益支配，千方百计找出理由，搞出一大堆考核标准，从而对下级部门敲诈勒索。学校也就把所有负担转嫁到孩子身上，让他们无休止地重复练习，从而记住大量根本没有必要记住的东西。
假如完不成作业，孩子就要被老师罚站在门口羞辱，甚至用尺子打手心羞辱，用语言羞辱，我的心里几乎痛苦不堪，因为我从来舍不得打女儿，更不能忍受别人羞辱和殴打我的女儿。
为了不让女儿遭到羞辱殴打，不让女儿幼小的心灵和自尊心受到损害，我只有不断地催促女儿做作业，每个中午，每个晚上，每个周末，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几十次催促女儿写作业。弄得她对我十分反感，视我为监工、乃至敌人，几乎不愿理我，让我的心几乎要流血。
在她看来，如果父爱就意味着不断地催促她写作业，那她真是宁肯不要我这个父亲！
现在中国有劳动法，至少公务员每周工作限制在40个小时以内。但是孩子，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要从早上7 点多钟到晚上9 点多钟，差不多14个小时里，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几乎不停地学习、写作业呢？
周末孩子也不能休息玩耍，这样累积起来，孩子们每周几乎要学习80个小时以上，是成年人的两倍时间！果真必须这样折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吗？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小学教育法》没有规定对违法此法的惩罚措施，所以从没得到施行。看来除非动员社会力量干预，政府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了。
正如作家刘晓波、余杰指出的那样，教育腐败已经威胁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已经威胁到每一个中国家庭了！已经使我们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我看美国的小学生，每天上午大约9 点才上学，下午3 点多钟就放学了，根本没有家庭作业，一个个还特别棒。我的10岁侄子和外甥女，到美国才一年多，就能说流利的英语，和一些日语。许多美国六年级小学生，几乎就会写中国大学生毕业时才写的一篇毕业论文，他们是怎样学习的？
当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严重缺陷，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根本不是孩子需要学什么才教什么。而是按照莫名其妙的、缺乏实用价值的的教育部教学大纲，再加上一些更不切实际的、毫无必要的考量和评选指标，来对孩子们进行折磨和虐待！
但是至少，在我们目前还不能系统地改革这个腐朽的教育制度之前，我们至少有权利要求，我们的孩子不受折磨、不受羞辱、不受虐待、不被摧残！
我们不能再容忍，不负责任的教育部门领导和老师，把因为他们教学无能的责任，再无休止地转嫁到幼弱的孩子们稚嫩的肩膀上了！我们再也不想听他们的托词和诡辩了！够了！够了！足够了！
如果他们认为工资不够用，可以正大光明地多收一点学费，只要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愿意付任何代价！但是各级教育部门再也不应该为了敲诈勒索，而弄出一大堆考核指标，巧立名目折磨幼弱的孩子了！够了够了足够了！他们应该拿出一点责任心来了！
我们现在仅仅要求，彻底地、永远地取消小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取消早自习，每天只上6 节课。让我们中国人的孩子也能够健康地发育、成长，有时间玩耍、看电视、做游戏，有时间跟父母亲人交流感情，学习一些人生经验，学习一点人际交往的礼仪，学习一些更有用处的生活知识。
如果一部分父母望子成龙心切，觉得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习更多的时间和课本，老师可以向他们提供建议，但绝不能要求每个孩子都跟着受罪，因为那样做本质上就是虐待大部分孩子！
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这需要所有孩子的家长一起来努力！所以我希望，并在这里呼吁：每个小学生的父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参与到这个签名活动中，庄严地签上你们的名字。在这样的问题上，你只有关心爱护全体孩子，你的孩子也才能够得到关心爱护。
我还希望，我还呼吁：所有的成年人，都关注这个问题。也许您现在孩子已上中学或大学，或者还没结婚生育，或者孩子还在幼稚园，但是你总会有孩子，你的孩子也会有孩子，反正总会有一天你会有一位你疼爱的孩子，也要读小学。您肯定不希望他或她也像现在的小学生一样受折磨。所以你也应该花几分钟时间判断一下，是否应该表明您的态度，签上您的大名。
孔子教导我们：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会怎样对待你。我们可以引伸为：你怎样对待人家的孩子，人家也会怎样对待你的孩子。孟子教导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圣贤都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每一个人只有付出爱，才会得到爱。只有我们周围所有的孩子都得到保护，你的孩子也才能够得到保护！现在，让我们先爱护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健康地发育成长，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欢乐，最主要的希望！”
──转自《北京之春》05年4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