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1日下午三时正，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赴洛杉矶的东航747客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我的座位正好在机翼前的舷窗边，只要头部贴近小舷窗，我就能看到离机身不远的、安装在机翼之下的巨大圆形气筒。跑道伸向辽阔的田野，凭远处景物向机后疾退的速度，我知道飞机滑行越来越快了。我极力纵目远眺，向那片处于东海之滨的大地投以最后的一瞥。
坐在旁座的辉辉对机外的一切不感兴趣，他已用机上提供的棉花团子塞住耳朵，被安全带牢牢系住的身体深埋在座位里，默默闭上眼睛。他自小晕车，第一次坐飞机心里也就暗存着恐惧，特别是对升空的片刻。我也是第一次坐飞机，静文的二哥特为给我配了盒速效救心丸，还给我塞在伸手就可拿到的外套口袋里，但是，我心里绝无疑惧。坐进暖烘烘的机舱座位，我就脱去了外套和毛衣裤，此时只觉得全身既轻松、又舒服，连辉辉递给我棉花团子我都没要。我感觉到飞机在突然发力，并轰响着加速升空。我只顾俯瞰着渐渐被抛向机后的海岸，根本没有感觉到胸口和耳鼓有什么压力。机头前方，蓝天空阔，一碧如洗；下方即是浊浪翻腾的万顷东海。我知道，我已经和自己守了58年的中国大陆相分离了。
99年送静文赴美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去想自己的去留。因为这种事情由不得自己，即使想去，也没那么容易，所以用不到自己预先去想。静文签好证之后，我和她一起到省城向邝海彤和钦文告别，同时请钦文帮忙，到地下外汇市场调换1千美元，钦文私下问我：“静文走后，你作何打算？”我说：“如果静文能在美国站住脚，就设法将辉辉带出去。”他又问：“你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不去，我到那边能做什么呢？”钦文道：“一家人总得在一起喽。”那时候，“一家人总得在一起”还不是我的行事准则，我的准则正好与此相反：为了寻求突破，一家人必须勇于打破现状，接受分离的挑战，即使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你打包票：这种分离究竟会持续多久？不过，“我不去，我到美国去能做什么？”这话倒也不是假话。在可能性并不明朗之前，我不止是对朋友们这么说，而且，对静文和孩子，甚至是对自己，也这么说。静文行前，我与她谈得较多的一个最富有魅力的设想是：她在美国进一步取得帕特森先生的好感与信任，逐渐说动他全权委托我们，作为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的代理人。我可以保证，每年译出他的一部作品，并为他物色一家实力比较雄厚，可以进行长期可靠合作的国内出版社，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有利于他不断开拓中国市场，增进他的长远利益的经济安排。我一心想做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翻译家，静文赴美将会有助于实现这一愿望，使我感觉到鼓舞的前景倒是这个。
只要能在美国立足，静文是要把全家人都带过去的，但那时她也不想多谈这个话题，因为她知道，决定性的因素是事态，而不是愿望，说也没用。静文走后不久，我请她姐姐静芝他们来吃饭，静芝对我说：“静文是要你一起去的。你不去，难道一家人就这样分隔在两地？”我看她这么认真，就说：“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控制心态。这事绝对性急不得的。你想想，要是静文能在两年后安排辉辉出去，这已经算是非常顺利，非常好了，若要轮到我，起码还得再等两年吧？我至少得等四年，这还是最好的情况。你说是吗？”静芝完全赞同地说：“等四年是起码的，要是四年能走，那就太高兴了。”我说：“是啊，所以我绝对性急不得。再说，现在辉辉还在我身边，有他需要我料理，辉辉走后，我就成一个人了，日子会更难过。我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静芝朝我看着，微笑着发出一声叹息后说：“所以，我们在家里常说，你送静文出去的决心真大。说实话，若是左老师，他就办不到。”
静文的二哥在自己家也对她二嫂说：“若我是天心，我绝不会放静文去的。”他当然认为，我这个险冒得太大了，只要往难处多想想，会令人不寒而栗的。但是，我自己从来不是一个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因而举棋不定，裹足不前之人；要做的事情，一旦决定就再也不去多想了。我当时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在送别静文时是有所表现的，可以说，将要远别的恩爱夫妻很少会如此行事：在静文临行前的几天内，我们只是忙于做准备工作，忙于告别亲友，到晚上两人睡在床上，竟然除了躺着谈话之外，从未有过难舍难分的拥抱与亲吻，就像静文要去的地方只是附近另一个城市，而不是越过整个太平洋。送静文去机场那天，静文的二哥和三哥安排了两辆车，一辆中型面包车，一辆轿车，我本想 静文、辉辉和我三人同坐一只三人座位，但待我上面包车时，静文身边的座位早被她的兄姐们占去了，我只好坐在离她稍远的前部座位里。不过，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伤心，我只是侧转身子坐着，使自己始终看得见静文。静文是99年8月28日走的，那时，上海浦东机场尚未建成，国际航班还是从虹桥机场开出的。检票前，大家簇拥着静文，与她拍照与话别，我直到最后才与静文站在机场大厅的栏杆边上合拍了一张照。将近要排队检票时，静文上厕所回来，突然想到自己一直背在肩上的手提包，着急地问：“我刚才交给谁了？”在我周围的人都说不知道。静文急忙又赶到厕所那边，因为两个侄女都不在眼前，有人说，她们俩也去上厕所了。此刻，那只手提包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东西！护照、机票、健康证等等出国所需的证件都在包里。连我这个每临大事心里不会发慌的人也有点慌兮兮了，幸亏远远看到静文和两个侄女从厕所那边往回走时，静文肩上已背着包，原来她刚才是将包交给侄女元元了。静文来到我们中间时，我就冲着她说：“你要记住，从现在起，无论到什么地方，这只手提包都不能离身！”我简直说得声色俱厉，只是静文并不在乎。静文就要推着行李车进检票门了，她和十几个送行的亲人一一握手道别，二兄和姐更是千叮万嘱。轮到辉辉时，已与静文差不多高的辉辉与母亲紧紧拥抱，静文边抱住辉辉，边用手拍了拍他的背部，嘱咐了几句，然后才向我伸出手。边上不知谁在大声说：“也来一个呀！”可是，我们只是轻轻地握了握手。静文对那人说了一句：“他是男子汉大丈夫，不来这一套的。”就转身推着车子进去了。眨眼间静文的身影就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才真正袭来一丝悲哀：怎么没有好好与静文告个别啊？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软弱之处存在的。送走静文之后的第一天晚上，我独自睡在我们的大床上（睡前我问辉辉，是想跟爸爸一起睡呢，还是仍旧一个人睡？辉辉说他还是睡在自己小房间里吧），起先倒并不怎么觉得空落落，不一会便睡着了，但不知睡了多久，就开始做起那个在婚前多次做过的老梦来了：我突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静文了，也没有得到她的任何信息，啊，静文在哪里？我的心在惊问。于是，我就到处去找，去找，但是我无法找到，无法找到……当我在痛苦的失落中醒来时，发现玻璃窗已经透出微光，是凌晨时分了。尽管已经意识到是在做梦，可我还没有完全清醒，我仍然在梦境中载沉载浮，想像著身边没有静文的无尽岁月，直到我猛然警醒过来：这还了得！静文乘坐的飞机此时可能还没到洛杉矶，这条路才刚刚开始走呢！我极力镇住自己，摸出枕头下的手表看了看时间，就要到6点了。我索性起床，去洗浴缸里昨天临行前静文洗澡换下的一条连衫裙、一条内裤和一只胸罩。那是静文在家最后一次所穿的衣服，我要把它们保存起来，作为记念。
所幸这个梦后来就不再做了。静文到美国之后不久就告诉我，她可以在学院图书馆的电脑上发Email，于是，我马上去买了一台新电脑，上了网，每天早上一到店里就看静文发来的信，并给她写信。我每天都用心给辉辉准备饭菜（静文走后没几天，辉辉就主动要求晚上和爸爸一起睡了），每个周末都叫孩子给妈妈写信，由我在电脑上打出，发给静文。辉辉有次对妈妈说，妈妈走后，他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爸爸搞得很好，叫妈妈放心。此外，我还经常请静文的兄姐们来我家相聚，让静文在约定的时间里打电话到家里，和兄、嫂、姐、姐夫以及侄儿女们一个个直接通话。总之，在前景尚不明朗的近一年时间里，我和辉辉都生活得不错，与静文的联络渠道极为通畅，使她在美国毫无后顾之懮。
静文离开时，辉辉刚升入高中，静文签证办手续之类的事，都是在他念初三时完成的，所以，他已经完全懂事了。辉辉不是一个容易被人驾驭的孩子，即使与比他年龄大点的同伴在一起，他往往也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他从小就不怕与任何人打交道。他的直觉很准，他与大人接触时，会因人而异，自然而然地采取不完全相同的方式，并且效果极佳。他很小的时候，柯云龙有次对他说：“辉辉，你长大了，你爸爸的店就给你了，好不好？”他脱口就说：“这幺小的店，我才不要呢！”云龙伯伯故作惊讶地问：“那你要什么呀？”辉辉不假思索地说：“起码像关城大酒店那样的！”关城大酒店是改革开放后关城所建的第一座高层大楼。尽管他年龄不大，但我确实认为，在他的性格中，冷静的控制力要比我强，而且比我精明。在上好初一之后那年暑假，他抓到一只非常好的蟋蟀，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抓蟋蟀的，但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抓到过这么好的。他给我看时，我惊叹道：“呵，这么好的蟋蟀，不容易抓到的！”他说：“这只蟋蟀卖给人家，要几百块钱呢！”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已经给内行人看过了。”过了一天，他问我：“爸爸，你小时候养蟋蟀，最长可以养到几时？”我说：“养到冬天。”他又问：“到冬天会怎样？”我说：“冬天一到，蟋蟀就没有力了，大腿会一只只掉下来，最后就死了。”他又追着问：“我那只好蟋蟀呢？”我说：“当然也会死掉。”过了一会，我看他小心打开蟋蟀盆盖，端详着那只蟋蟀，没有出声，我就问他：“辉辉，这只蟋蟀能卖几百块钱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是真的。”我就说：“那么，爸爸有个建议：这只蟋蟀你还是卖掉上算。现在已经近开学了，你自己养着没意思的。”他一时没有回答，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下一天，我在店里电脑上翻译东西，只见辉辉领着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走了进来，他到我身边，轻声对我说：“爸爸，我和这位哥哥到里面谈点事。”说着，他就去打开内室门，招呼那个小伙子进去。两人到里面后，他又把门轻轻关上。我想他是在处理那只蟋蟀了，可我并不想介入，我只是始终坐在外面电脑前，搞自己的翻译。此时，静文正好上街走过，进来看看。她站在我身旁，望着里面的玻璃门问：“谁在里面？”我说：“辉辉。”静文又问：“在做什么？”我说：“他和一个哥哥谈点事，不要去管他。”静文走后又过了好一会，辉辉送那个小伙子出来了，一直送到店门外，他才进来。辉辉走到我身边时，我边继续打电脑边轻声问：“蟋蟀处理掉了？”辉辉说：“嗯，那个小伙子出了三百元。”我表面上不动声色，嘴里也没说什么，可心里在想：嘿，这小东西在经营上倒真有点天赋！一切在小声中进行，我除了感受得到他们在做交易之外，几乎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辉辉喜欢课余自由活动，对学校一天到晚要学生读书，连周末也不肯放过，越来越产生反感。尽管在媒体上要求减轻学生负担的呼声甚高，但学校在只以考试成绩定乾坤的现行中考与高考体制下，根本不敢将学生的课业负担减下来。于是，不按上级教育领导部门规定，延长每天上课时间，周末要求学生到校补课等非合法行为就成了学校的司空见惯之举。在他念初三时，有个星期日，学校正给学生补课，突然听说由市教育局与关城报纸、电台等媒体组成的检查团要到学校里来检查。学校领导只好马上把学生放掉，并通过广播要学生们离校时只走后门，不可走前门，以免碰到检查团，并要求每个班级将事先准备好的，符合上级规定的作息时间表挂出来，把事实上在实施的延长上课时间的作息时间表藏起来，而且还教学生，在遇到检查团的情况下，如何以假话回答他们的问题。学校的这种偷偷摸摸的做法将辉辉的反抗心理完全激发起来了，他偏偏不走后门，而是大模大样一个人从大门走出去。第二天，他受到班主任的责问，并要他写检查，但他根本不怕，他反问道：“我是到学校里来读书的，是完全光明正大的，我为什么不能走前门？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教人诚实是教育的根本，学校教学生说假话，这是错误的，要写检查的应该是学校！”班主任和学校领导还想压他，用给他处罚来威胁他。辉辉毫不畏惧地对他们说，如果学校给他处罚，他马上就向媒体投诉，让社会来评评理！对孩子这种既倔强，又能抓住事理，确保自己在冲突中取胜的个性与本领，我和静文都暗自赞赏不已。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有这种个性的人，前程是会有危险的。所以，我们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并不对辉辉有所指责，但也不加以鼓励，我们只是更加认识到，让辉辉早日到美国去，那是多么重要！静文在上海获得签证那天，她一出领事馆就给我打电话，报告喜讯。我得讯后，也马上给家里的辉辉打电话（那时正值暑假）。我永远忘不了的是，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对着电话大声喊叫起来。从这一声喜极而发的叫喊，我鲜明地意识到，孩子是真正懂事了。他已经知道，妈妈出去将会改变他的未来！
我相信这个孩子的直觉。2000年中国新年除夕夜，我和辉辉在静芝家吃了年夜饭回来，父子俩坐在长沙发上，共同思念着静文，那时静文在美已经将近要半年了。我忽然试探性地问：“辉辉，你觉得你自己要到什么时候能够到妈妈那儿去？”辉辉想了想说：“我看，到我读高二时。”我看他说得那么认真，就像确有其事似的，其实，那时候这事压根还没有影儿呢。但神奇的就是，他确实是在高二上学期离开中国的，他的预测没错！当我们知道静文已经为我们办好了赴美申请的那天晚上，辉辉睡在我身边，一本正经地问我：“爸爸，妈妈要你和我一起去，你去吗？”因为我此前总说不去，现在既然妈妈说我也要去，他就得问问我的打算了。我说：“妈妈叫爸爸去，爸爸当然要去的。”他突然如释重负，语调变得轻松地说：“嗳，这才对了！要是爸爸不去，一家人都要心挂两头了。”孩子说得对，包括以前钦文所说，一家人是必须生活在一起的，除非万不得已。
我的决定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毫不费什么力气，因为那是天经地义。不过，我到美国去能做些什么？这仍然是首先跳上我心头的最重要的问题。而且，我现在必须对它作出明确的回答，不容拖延。
当时我正在搞翻译，肖克平教授安排我和省少儿出版社签订了一项委托翻译合同；同时，省翻译家协会一位副会长也为一家省外出版社约我译一本书，但是，我知道到美国搞英汉翻译不行，我希望自己到美国之后能够从事写作，虽然这条道路也极为狭窄。搞写作是我的宿愿，记得上初中时，语文老师要我们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轮到我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地站起来说：“我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自己的笔为国家和人民服务。”那是在反右之前，加上我年龄尚小，所以还可以单凭自己的性之所近来谈个人理想。但现实生活很快使我陷入痛苦和不平之中，我在痛苦和不平之中睁大眼睛摸索和追寻，坚持着自己的抗争。我不因为被抛弃而气馁，不因为被禁锢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而变得目光短浅，也不因为年岁日增而变得生命力与勇气日渐消退。如果让我搞写作，我要写的就将是我的心所体验到的这一切。我绝不会为了成为作家，而去写迎合强势集团，违背自己的信念和良知的东西。这就注定了我不可能在中国以写作成果成为作家，而只能以翻译家的身份成为作家协会的成员。但这并不表明，我不想说什么话！我有满腹的话要说，那是多年来积存在心底里的，完全属于我自己的话！当然那也是时代的产物，但那是由我的自由意志所决定，以我的全部身心去坚持、去维护的东西。
侄儿小易知道我们打算去美国之后，不止一次劝说我们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在美国生活多年，深知外来人在美国谋生有多么困难。辉辉大学毕业之后到美国深造，走他曾经走过的那条路，那是可以的，只要辉辉有这能耐，但像我那样的年龄，加上我这样的身体，到美国就是自讨苦吃了。他说我们在国内基础已经不错，维持一个中上生活水平是不成问题的，根本犯不着冒险，离亲别友，弃家远行，到一个完全陌生，必须从负起点做起的地方去。我们知道他的好意，但我们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我们认为，小易是按照生活的一般逻辑来考虑问题的，而这正是我们一贯不屑采取的方式。我想，静文到美国，年龄还不算大，凭她的能力，是能够打开局面的，无非是要比国内辛苦些，小易只是考虑到我的困难，所以才不支持静文去。对辉辉来说，到美国无论如何都是有利的，越早则越是有利。至于我一人，即使到美国成就不了任何事，那又怎样呢？我们冒的险实际上并不大，我并不看重自己手里的一个小经营部，一份尚不稳定，也不能体现我的全部价值的翻译工作。我始终感觉到自己还处在追求的起点上，我从来没有像我所向往的那样，迈开阔步向着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过。我总是在迂回、在等待，过一种我在其中必须持有很大保留的生活。我内心里实在非常渴望离开这种生活。现在，我可以离开了，就让我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一本书来，作为我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的总结，并为到美国从事写作而作好准备！
从我确知自己将赴美国之后的半年多，是我一生中工作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我不仅完成了已定的翻译任务，还写出了上面那本以我自己为主人公的小说。为了赶时间，我把我的经营部交给了老友柯云龙。我将电脑搬到自己家里，尽可能不受干扰地翻译并写作，将买菜做饭，料理好辉辉的生活当作休息和调济。我没有把写小说的事告诉任何人，临行时，我把拉出来的打印稿和一块录有全稿的磁盘悄悄装进了行李箱。
静文和我出国都是很体面的，静文到上海乘飞机那天，关城日报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标题是“华静文成为我市第一位赴美女访问学者”，静文的二哥是关城日报编辑，他特为在我们发车送静文到上海去之前，到社里拿了几份当日的报纸，让静文在行前看到。一个星期后，关城日报又发表了一位女记者对静文的采访记，并配发了静文的一帧非常潇洒的风景照。我行前被评为“1949-2000年关城市劳动模范”，名单正好在我临行前的一天刊登在关城日报上，我自己并没有看到，是来为我送行的老同学告诉我的。我们以自己的工作成绩和美好家庭赢得了人们的好感，但是，我们在一般人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形象并不是完整的，涉及政治禁区的东西我们没法跟别人讲。现在，我总算有机会在关好的门后用文字将它说清楚了。如果我能以这样比较完整的自我表白而荣获关城市劳动模范的称号，那我就高兴了。若果能如此，那我们或许就用不到想走了。可惜的是眼下不行，我写了那本小说稿之后，还得有安全顾虑，我不能随便给人看；将稿子放进行李箱，似乎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我的心是在行李箱通过机场出关检查，从滑道口出去之后才完全放下来的。
此刻，我和辉辉已经在空中了，已经离开了某种势力范围，不管前程如何，我的安全顾虑总归彻底消除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
克林顿总统说，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会成为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全部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之后，说这句话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但是，对渴望在中国实现民主的人士，这句话也带有历史的无情的一面：美国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并不性急。美国目前只要对共产党政权可能的越轨行为保持强大的吓阻力，对中国的事态发展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通过诱导，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大家庭，越来越多地接受外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影响，那样就行了。中国的民主化将是一个各种因素自然消长的进程达到某种临界点之后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一个抱有坚定的长远战略目标的伟大国家，它的任何一位总统都意识到，自己只要完成其中一个时段的工作就可以了，因此无须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究竟还需要十年、二十年、乃至四十年，五十年而着急。美国不欢迎任何不合时宜的过激派！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做民主斗士的，尽管我内心深处最渴想看到的莫过于中国实现民主。现在，我只能是到美国去看看，看看是不是能够通过中文写作走出一条路来，如此而已。就连这样一个小目标，我也不知道是否真能实现，因为我对美国，除了它的崇高理念，此外便所知无几了。我就像此时我所乘坐的飞机，正迎头向一片茫茫云海飞去。除了静文正在彼岸等待我们之外，我看不见自己的任何明确的可喜前景，这是我必须为离开中国而付出的代价。不过，我此时正在开始飞越太平洋，即使就只为了这次飞越，我也乐意下这样的大注！何况，到美国后我毕竟还是能够作出尝试的。
飞机钻进了云海。我叫辉辉向窗外看，可他还是蜷缩著身子，闭着眼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晕机之类的事。妈妈不在家的这一年半时间，辉辉明显长高了，而且也更加懂事，更加自信，更加意识到去美国对他的重要了。他有次睡在床上和我闲谈时说：“爸爸，我看，我的同学中绝大多数已经没有创造性了。”我知道他所说的没有创造性指的是什么，那是一种个性被压服的状态，于是我问：“你呢？”他语气坚定地说：“我当然有。要是我失去了创造性，失去了个性，那到美国去也没有用了。”辉辉在学校里朋友很多，行前，他们送给他的礼物多到没法全部带走，他在酒店举行告别宴会，有二十多个同学来参加。我们登机前，他背着一个大背包已经走进挡住送行者的屏障了，但他又重新回身，走到屏障外面，向那么多给我们送行的亲友深深鞠了一躬，以示惜别。但他此时缩在座位里的那副样子，又使我觉得他还是个孩子。我希望到美国之后，他那恐车病会不翼而飞。静文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考到了驾驶证，买了一辆二手车，她说辉辉到后马上就要学车的。
可以感觉到飞机在云海中向上爬升，不一会，它就从云雾中钻出来，向云层之上的高空飞去。云层之上的天空在斜阳照耀下，呈现出一片晶莹耀眼的碧蓝之色，飞机下方则是一望无际的平展展的雪白云涛，一直伸展到天际尽头。从此，航程中的景色就不再改变了，唯有渐渐临近的暮色，使上面的天空与下面的云海十分缓慢地改变着颜色。
机舱前部挂着的电视机屏幕上，早已出现了一幅显示飞机航程的画面，代表飞机的那个小小的红色箭头正在向着日本海岸缓缓靠近。飞机飞临日本前，空中小姐给旅客们分发晚餐，晚餐有中式和西式两种，我和辉辉要的是西式：一块牛排、一只三明治、一小盒乳酪、一块巧克力、一小盘色拉、一只桔子、一杯矿泉水，等等。辉辉吃晚餐时精神好多了，他已经有把握地知道，他不会晕机了。晚餐吃完，舷窗外的天空已完全暗下来了，屏幕上的红箭头已离开日本，向着辽阔的太平洋挺进了。机外已没有什么东西可看，辉辉叫我关上舷窗，两人闭起眼睛，希望在不知不觉的睡眠之中，打发飞越大洋的一整夜。我和辉辉都睡得很安稳，我在夜间只醒来一次，上了厕所后继续睡觉，再次醒来，拉开舷窗一看，天已经亮了。屏幕上应在红箭头后面的亚洲大陆已不见踪影，一幅北美地图已经出现在箭头前方不远处。一万一千几百公里航程，只剩下最后的两千公里了。不过机外的景象没有改变，依然蓝天在上，白色的弥望皆是的云层在下，只是太阳还未出来，天空与云海的色彩还不那么明亮耀眼而已。处身于这样的高空之中，会给人以单调和寂廖之感。我不时纵目搜寻，想看看天上是否有其它飞机飞过，但远远近近不见一点机影，整个廖廓的天宇间只有我们所乘的飞机在发出平稳的、毫无变化的低沉声音，在旅客们不知不觉间向前飞行。后来，我总算看到一架飞机，在不远不近之处，朝与我们相反的方向飞去。那只是徐徐而过的一个机影，它无声无息，象是一片剪纸，不会给人任何实感，它的出现甚至令人更加感觉到天宇的冷凝与寂廖。下方的云层很象是一片无际的雪原，向任何一个方向看，都不可能看到它的尽头，也不可能看到任何生命的迹象。这时候，我分外真切地感觉到承载生命的地球的神奇，感觉到自己所爱的亲人的无比宝贵。辉辉还在睡觉，我想，这时候静文或许已经醒来，正准备要去机场迎接我们了！我们就要来到她身边，出现在她眼前了！我们在洛杉矶会合，这即将成为现实！一时间，我简直有点不大相信这是真的，而不只是一个恍惚的美梦。真要感谢上帝，我们只分开了一年半时间，要比预期顺利得多！说实在，实现这一步谈何容易，这是静文的不世之功！是她取得了帕特森先生和其他几位重要人士的强有力支持，我和辉辉为她感到骄傲！亲爱的，我和辉辉就要投入你的怀抱了！
机舱里又渐渐活跃起来了，辉辉醒来后也去洗了个脸。空中小姐在分发早餐时说，飞机将在7点1刻降落。电视屏幕上那个不断前行的红色箭头，就要射中紧贴美国西海岸，赫然标示着洛杉矶英文字样的小圆点了，飞越太平洋的壮举即将完成。
飞机降低高度比较缓慢，时间拉得较长，不象升空时使人感觉到有一个短暂的突然发力过程。飞机徐徐下降，倾斜的机头大约成15度角向下钻进云层，又慢慢从云层里钻出来。我叫吃好早餐后又缩在座位里继续打盹的辉辉快往舷窗下看，我说已经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海和前方的陆地了。可这孩子毫无好奇之心，他什么都不想看。像格子棋盘似的洛杉矶出现在机翼下，一块块深黄色的房屋与绿色的草地已隐约可见，接着便可看见在一条条主干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就像细小的爬虫在向前攒行。从空中看，高尔夫球场、大体育场的轮廓显得特别清晰。当飞机飞越过一条最大的主干道时，我看到它每边都有八个车道，一共是十六车道，其宽阔可以想见，正在行驶的车辆首尾相接，看上去宛若游龙。洛杉矶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地域宽广，飞机在市区上空飞行了好一会才到达机场。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后来又在停机坪上缓缓行驶时，出现的景象令我有点感到意外。低矮简陋的小屋在机场四周随处可见，机场上堆放着一摊摊杂物，也显得有些零乱。我与辉辉从下机口进入机场大楼时，心态都极为平稳，只觉得眼前的一切平常而又平常。辉辉现出一副见惯不惊的镇定模样，脸上神色端凝，这孩子性格中天生就有沉的一面，此时，他或许正在为迎接新挑战而作着心理准备吧，可以说，在整个航程中，他从未有过任何孩子气的天真表现，没有浪费过自己的任何精力。如果要他写一篇以“飞越太平洋”为题的旅行记，他肯定不会写得很好，但是，我相信，在他内心里必定潜藏着什么，潜藏着什么能使他在美国实现长足发展的基质。那是我和静文给予他的，需要他自己去努力加以开发的东西。静文把他带到这片伟大的自由国土上来了，且看他如何作为吧！
在美国，我的腿疾可以使我和与我同行的人处处得到照顾，在机场大楼进关办手续时，我就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有人引我和辉辉进专用电梯，有人领我们去各个办事柜口领行李、办所需手续。我发现机场工作人员大约有一半是东方面孔，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也不会遇到任何困难。放着书稿的那只行李箱和其它行李都完好无损，辉辉将箱子一只只堆放到小行李车上。
静文说，我们的进关手续办得真快，她没有想到我们这么早就出来了。是啊，我们也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她！当辉辉推着行李车，肩上背着那只红色的大旅行背包，边照顾着我走上出口处的坡道时，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正站在上方坡道口跟人谈话的静文。她身上仍穿着国内带来的米色风衣，发式也没有改变，我只是觉得她那侧转着的脸消瘦了点，并显得有点疲劳。
“妈妈，”辉辉欣喜地叫道。
静文转过头来，脸上一阵惊喜：“啊呀，心肝，你们已经出来啦！”
静文紧紧拥抱住辉辉，分开时与她差不多高的辉辉，此时已经比她高半头了，这一年半正是孩子长得快的时候啊。“呵，总算把你们盼来了！让妈妈好好看看，”静文双手拢着辉辉的胳膊，仔细端详着惊叹道，“呵，这么高了，肩膀也宽多了！”
“我一米七八了。”辉辉说。
“妈妈怎样，妈妈老点了吧？”静文高兴地问。
“一点不老，跟原来一个样。”辉辉和我异口同声地说。
“呵，我们也拥抱一下吧。”静文拥抱住我说，“我们又在一起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