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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 北大在一九五七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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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2日讯】 一、反右”完全正确”吗?

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后的当年,毛泽东自负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说:”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再次得意地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匈牙利没有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对毛泽东来说,反右当然是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事过四十年,当今的中共中央也仍然坚持此一说法:”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与毛不同之处只在于他们承认反右反得过了,”扩大”了而已。

国内党史界当然也持此一观点。《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是近来关于反右运动的专著。这是朱地先生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党史专家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的作者)指导下做的博士论文。朱先生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反右的不幸结果是鸣放者过激言论造成的。别有用心的家伙使得毛泽东犯了错。”五月及六月上旬的座谈会也存在着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是一些党外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强调批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一时在一些场合造成了只能提错误缺点、不能谈成绩和反批评的不正常局面;二是五月中旬以后,中央原定的整风方针开始动摇,逐渐地转向了反右方针,此后的座谈会已经背离了最初的旨意,成为引蛇出洞的一个重要手段”。

据朱氏说:”我的论文完成后,曾送请十九位国史、党史界专家审阅”。所以此书似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国内官方的观点和立场,甚有代表性。如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另一位党史专家周逸先生也认为,在鸣放”过程中,有极少数人确实乘机活动,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开始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从此,整风运动受到很大冲击难以进行下去。”

但是,这”完全正确”论是站不住脚的。现在仅以北京大学的鸣放为例,看看北大师生的鸣放是不是”放肆地”向中共”发动进攻”、为什么中共为那一历史事件作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

二、否定”肃反”,为胡风申冤

肃反,按毛泽东下的定义,叫”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的口号则加了个”一切”:”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北大历史系助教王承照在肃反时挨斗自杀,罪名是”三青团骨干”。他是个才气横溢的青年,系里几位老教授为此痛心不已。鸣放时,该系几名学生将大字报贴到系党总支部书记办公室门口,谴责其”草菅人命”。(反右中他们全部被划成右派)

因为毛泽东指示将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北大俄语系教授魏荒弩批评道:”中央决定肃反对像有百分之五,这是太主观了。……这样就产生了超额完全任务的现象……许多人被迫自杀,但还被扣上畏罪自杀之名。……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北大数学系学生孙传化主张:”建立健全的法制,以使肃反中出现的以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斗争,以及党委私设刑堂、逼供等现象不再发生。”

北京大学物理系王书瑶贴出大字报:”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斯大林”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的屠杀……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在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

新闻系蒋文钦同学贴出《与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同志商榷》的大字报:”北大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肃反运动,百分之九十几都斗争错了。错误的根源不在于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为儿戏的官僚主义。”哲学系羊华荣同学在大字报《重新估价肃反》中说:”肃反有如下缺点:1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斗错了人,关错了人,迫坏了人,迫死了人”;2破坏了法制,损害了宪法,损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讯自由、人身自由、无根据的搜查、看禁和逮捕。3促使了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的墙更高、沟更深,少数党员在肃反后,在人民头上高视阔步。4摧残了人们应有的感情,破坏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鸳鸯,损害了多少友谊……”

物理系学生刘奇弟本人在肃反中曾被关押,与胡风在同一所监狱呆过。他在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中写道:”胡风是一位进步的作家,是民主战士……他向青年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为青年所爱戴、尊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他还在他的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一副对联:”铁窗禁贤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洒地,鬼神俱哭泣”。数学系学生孙传化则张贴大字报,”要求把胡风问题交待清楚,无罪释放、道歉,有罪依法公开审判。”

中文系崔德甫同学贴出大字报《最高法院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布胡风事件的下文》:”有人说,毛主席说”胡风不闹小集团也还可以说话的。”请问主席毛泽东同志,共产党员何其芳、林默涵等,何曾没有小集团?何曾不在闹小宗派?周扬等何曾不在排斥异己?为什么不反一反他们?为什么让他们放炮、不让胡风开口?”哲学系黄学诗认为:”根据已发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风是反革命分子的结论。”历史系张磊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人民日报公布的信(丁注:胡风集团成员的通信),不可全信。《人民日报》是新闻机关不是法院,不能随便宣布人的罪名。”法律系助教潘世明指出:”在惩治反革命条例中也找不到胡风究竟属于哪种类型的反革命。””胡风……要当文化部长……不让胡风当文化部长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个反革命帽子。高饶事件是党内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不让他当就行了(指高想当总理和党中央总书记──丁注),何必要扣他一个反党集团的帽子,对党的威信也不好。”

三、所谓”反苏言论”

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俄国人乘人之危,入侵我黑龙江流域,扬言要与英法联合对华作战,逼迫当地清军签了《瑷珲条约》。此一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定为两国”共管”。俄国人抢去一大块肥肉,举国欢庆,将与瑷珲隔江相望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报喜城。

当时中国积弱贫穷,不堪一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咸丰皇帝出逃、圆明园被焚而告终。俄国人乘势逼迫清廷签署《北京条约》,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内容,而且变本加厉,又将条约中划定两国”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了去。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政府于一九二○年九月发布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告”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和永久地归还中国”。

不幸列宁过早死去,未及实践此一宣言。斯大林掌权后,先是否认那个”对华宣言”的存在,继而杀人灭口,将签署此宣言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列文·卡拉罕作为”叛国犯”枪决,从此不提这段公案。

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曾一度策动外蒙独立。到了一九二二年,苏共又支持外蒙共产党发动革命,夺取了政权,宣布独立。当时谓中国本土尚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待中共革命成功后自当回归云云(假设这是列宁的善良本意)。毛泽东三十年代在延安接见外国记者时还说:中国革命成功后,外蒙将自动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斯大林继承沙皇的衣钵,在二次大战后又用计逼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一九四九年后中共执政,毛泽东发现,在斯大林控制下,外蒙”自动”回归祖国的梦想已经破灭。”新中国”要多方依赖苏联,毛在蒙古事务上只得放弃原则,服从莫斯科的意志。他步国民党的后尘,亲自到苏联签订了又一个”中苏友好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并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外蒙正式脱离中国,成了苏联卵翼下的一个附庸。

当然,毛泽东不是石敬塘。他只是斯大林的小弟弟而不是儿皇帝,自不肯将国土拱手让人。只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他不得不依靠苏联。既然苏共不肯将其沙俄老子抢去的中国领土还回来,毛泽东只好禁止人民发议论。

在鸣放期间,对斯大林深恶痛绝的许多学生提到被沙俄用强权割我土地、苏联霸占至今不肯归还的事。结果反右中他们大多数成了”反苏”的右派。北大图书馆正门外摆着莫斯科大学赠送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塑像,一些学生建议校方,搬走罗氏塑像,换成李大钊或者鲁迅的塑像。因见校方毫无反应,十几位同学行动起来,自己动手搬迁塑像。参与此事的学生也大多成了右派分子。

北大历史系学生陈斯骏,仅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沙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也被冠以”反苏”罪名而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乌沙科夫是沙俄时代的将军,并非苏联人。北大一个学生在大字报中说,外蒙古的主权是在蒋介石手中丢失的,我们有理由不承认。他并不”反苏”,更不反共反社会主义,却也成了右派。

一八五八年,沙俄用武力强迫清廷官员签订”瑷珲条约”,将中国的黑龙江北岸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去时,在那片土地上有六十四个中国居民村屯,共约两千户、一万余人,散布在黑龙江以北、结雅河以南、南北七十公里、东西四十公里的土地上,史称”江东六十四屯”。条约规定,那些中国人”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人不得侵犯。可是到了一九○○年,沙俄决清除被其割去的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海兰泡一带”将华民之在俄界者十余万人”,”尽行屠戳”。事后,六十四屯人民纷纷避往黑龙江以南。七月二十日,哥萨克骑兵闯进六十四屯,将未及渡江的七千多中国居民全数杀戳。俄军将财物抢劫一空之后,放火烧掉全部村屯,从此霸占了那片土地。

当年十二月,列宁曾著文谴责沙俄侵略者”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是,如今自称列宁信徒的中共领导人却为了向苏共示好,不准人民再议论此事。北大历史系学生雷光汉说了一句”苏俄霸占我国江东六十四屯”,便被定为”反苏”,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到中国最西端的边境塔城劳动改造去了。

由此可看出,中共一向标榜的”爱国主义”里,并不包括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民族大义。当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中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生冲突时,被牺牲的往往总是中国的国家利益。譬如越南战争期间,毛泽东为了支援越共打美国,擅自将北部湾中的我白龙尾岛赠与越南。而今自食其果,越军盘踞该岛,对中国的海军构成莫大的威胁。在此不赘述。

四、反专制,争民主

共产党自得到政权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北京大学的学生激烈地批评道:”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其效果之显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应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物理系学生王存心张贴大字报《呼声》,说共产党与中世纪的教会”有许多极相似的地方,譬如1操纵一切,从国家政权到人民生活;2令人窒息的思想统治;3法制不健全(圣经当法律、宗教裁判所)。细心考察一下,还可以找出不少’一一对应’:耶稣基督对应于马克思,圣经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各地党委书记对应于各教区主教,教皇对应于……我希望在我们的时代,多出几个哥白尼、伽利略式。的真理战士。”

还有人用笔名”天水心”贴出大字报: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该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

在大字报《呼声》中,王存心还呼吁:”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领导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生物系学生蒋兴仁在大字报写道:”党把自己的领导强加于人民……既不让人民选择,更不许人民有另外的选择对象……不让竞争,排斥异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有自私的目的。””先基本决定了才让大家举手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假民主,是带有独裁性的。……不论大小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物理系、数学系的大字报中还有这样的意见:”人民代表大会选几个人圈定几个人,不时行竞选,不民主也不够味。资产阶级民主的旧形式如两院制、两党制、竞争、相互争辩,应当可以加以利用,加进新的内容,为社会主义民主服务。””应当让候选人到选民中说明自己的主张。”

新闻系王国乡同学写了大字报《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他提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他向同学呼吁:”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集会中发言说:”我们要研究的是三害(当时中共宣布整风,是要整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简称”三害”──丁注)的根源,历史走向何方”,”(我)毫无保留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对其他的一切都要探讨和怀疑……”哲学系学生叶于生提出建议:”让现存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同等的活动机会,同等竞争。””严格地、具体地规定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地位。””整风完了用什么保证三害不再发生呢?必须改革制度。……我认为必须从大的方面着手,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工厂管理制度、法制等等。”

四月间发动鸣放运动时,毛泽东曾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请到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时,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北大物理系学生严仲强张贴了一张大字报《疯子的话》,呼吁”取消党委制,一切权力归校行政、学生会、班会。”

五、情绪激烈的鸣放

鸣放期间的北京大学,有的学生持脸盆在路边敲几下,等人们聚拢来,便发表演说抨击时政。五月二十九日,学生们组织了”百花学社”,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六月二日,部分学生组成”北大访问团”,到天津南开大学等学校去串联、点火。他们不仅搞演讲,还创办了刊物《广场》、《接力棒》,将他们的文章编成”北大民主接力棒”寄发全国各大专院校。他们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据当时上海《文汇报》的报导《北京大学”民主墙”》介绍,北大学生辩论的问题有:要不要取消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要不要取消党委负责制?新生入学由校方硬性规定学习的专业是否应改?

共产党自得到政权起就在思想文化界实行的严厉控制,把所有的报刊杂志都当作”党的喉舌”从未遇到过挑战。如今,北京大学的学生激烈地批评道:”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这些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比。””应开放一切禁书,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应该登在报上。”谭天荣在物理系同学的辩论会上发言道:”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及资产阶级社会,比不上希特勒德国……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人民日报……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

北京大学数学系四位学生贴出大字报《我们的建议》:”选拔留学生不要考虑政治条件,完全按照考试办法选拔留学生,任何人不得享有什么特权。”

共产党干部享有的特权也是北大学生也直言批评的对象:”取消共产党在政府中的特权。领导权属于人民群众自己挑选的领导者(不要自封)。””这些特权不仅是经济上的报酬,还有政治社会地位和各种制度的保证,形成了一个当权集团的整体。……这种特权的存在,使按劳取酬分配原则挂上了虚伪色彩。”共产党官员”已开始自觉的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相互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北大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先在系里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在肃反中曾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之后,他们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顾文选同学在控诉会上抨击某些干部:”这些名义上为人民服务的,又不与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却自命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在群众有汽车作了他才坐;群众有呢料的衣服穿了,他才穿;群众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实上那些人却享受着特权,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群众……”

六、北大右派和”中右”超过百分之十

一九六五年中共颁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后,法国学者Chesneau曾访问北大,在临湖轩举行座谈会。会间历史系学生陈斯骏递了个条子,请他讲一讲对”双百方针”的观感。他回答道:”这个方针理论上是好的,但我认为贵国并没有实行这个方针的政治环境。”果不出Chesneau所料,北大师生员工们的鸣放不过才一个月,毛泽东的反右运动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肃反中按”百分之五”的指标揪反革命分子的做法,被沿用到了揪右派分子上。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强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抓虱子多多益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被赶下了台。陆平前去主事,”右派”与”极右派”抓了七百名,另外”中右”、”右倾”的处理对像还有八百。(1)二者合计,差不多抓了百分之十五。

虽无统计数字证实,笔者估计在反右运动中落网的人数的比例北京大学高于北京各大学。

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介绍北大的鸣放(据黄对本文作者说,他们当时将校徽竖别,是为了便于识别,并无他意。由于清华党委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门的,应该严惩。”于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于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鸣放了一通。十天后,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到中南海去鸣放的小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

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人民日报》发布社论,批评”部分单位对右派分子的挖掘、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够,既不广,也不深”,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即使不曾鸣放、没有发表”反动言论”的人,也可能被揪出来。在北大,谁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时点过头,就是”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那立场也就一目了然,是为”摇头右派”。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于一九五二年中共强令全国各高等院校改变欧美理工合校制度,采用苏联的理、工分家的制度,清华的文科、理科合并到北大,当时又还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于一九五八年成立),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云集北大。落网之后,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了青春。

七、右派学生处境最恶劣

在北大校园里为胡风树召魂幡的刘奇弟除戴上”极右派”帽子外,还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进了北京城里的草岚子胡同监狱。他抗议绝食,狱卒多次用铁棍撬开他紧闭的嘴,强行灌入米汤,撬掉了他的大部分牙齿。但他终于绝食而死,成了众多反右殉难者的一员。

北大经济系学生黄中奇,当上右派后被斗争。被斗时他突然爬窗,打算跳楼自杀。几名同学及时抱住了他。他一时丧失理智,拔出削铅笔的小刀乱戳,使个别同学受了轻伤。结果当局说他”蓄意杀人”,是”右派杀人犯”,判处死刑。枪决那天,当局强令北大右派部分学生去刑场观刑。(二十多年后,当局为黄中奇平反,可是他的骨骸早不知哪里去了。)

对右派的处理,毛泽东说的是:”右派这么多,除极少数违法者以外,不捉不办,给选票……””捉”是逮捕,”办”是法办、即判刑。但他发明的”劳动教养”不属”捉”,也不属”办”,对右派分子,他用的就是这个好法子。

什么样的人劳教”?《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上说的是:”不务正业”、”违反治安管理”、”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不服从工作分配……不断地无理取闹”等等,此外就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份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份子”。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发布社论说:”右派分子攻击我们实行劳动教养违反宪法,这是最露骨的一种恶意攻击。”所以,现在轮到右派分子尝尝无产阶级专政下”劳动教养”的滋味了。

“劳教份子”和”劳改犯”关在一处”改造”,只是待遇略有差别,每月有二、三十元生活费,自己须交伙食费。实质二者均被视为犯人,只是劳改有刑期,劳教未经审判,没有刑期而已。

以下是当时北大的一名右派对笔者所作的回忆:
一九五八年春节年三十那天,包括北大在内的北京西郊几所大学的右派学生、助教、讲师接到通知,自带铺盖到某处报到。报到后摘掉校徽,上车,开到海淀派出所,一个一个按指印。北京俄语学院的一个右派学生抗议道:”我没犯法,为其么要按指印?”结果当场被扣上手铐,几个警察强行制服他,按了指印。而后,他们被押上了大客车,车厢首尾各有一个端着手枪的警察监视,每个人必须低头,不得朝窗外看,直到车子开进市内的半步桥监狱。许多学生流着眼流吃完了年夜饭。

十天后,这些右派们与刑事犯一起,在半夜里被解押到火车站,转运到北京以东一百余公里的茶淀车站。下车时,四周房顶上架着机枪,另有一支马队监视着犯人的举动。

这就是著名的清河劳改农场的所在地。以其中的三分场为例,五百人左右的犯人,大多数是”劳教”的右派,少数是刑事犯。右派也有个别是”劳改”。”劳改”的没有工资,”劳教”的则按体力强羽发给二十四至三十二元的工资,再交回十元饭钱--严格按照”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原则行事。

住处是个”口”字型的建筑,中间是空地。四个角上各有一个岗楼,架着机枪。干活时,地里四个角都有岗哨,不可越出界限。午间休息在地头吃饭,每人两个玉米面窝窝头、两根萝卜条。从伙房运到地里,玉米窝头已经冻得很硬,咬都咬不动。每人每月定粮四十五斤,一周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两周可以吃到一顿饺子。

到了一九六○年前后,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经济崩溃,全国陷入了饥荒。劳改农场自然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每个犯人,包括只是”劳教”而不是犯人的右派在内,从一九五九年底开始,定量由四十五斤降到了二十一斤。可是劳动量并没因此而减轻。人们逐渐虚弱,连铁锹也握不动,收工回来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当人都浮肿的时候,便开始死去。一个分场竟至有一个小分队的任务便是埋人。

本来,劳动已经免了,但春天来了,年轻的都被集中送到某处去春耕。三分场半数以上的犯人被都集中去春耕,其中少数是刑事犯,大多数是学生,从北京西郊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工业学院、钢铁学院、航空学院等校的右派分子。由于食物不足,劳动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队伍全都倒下了,没有一个活到夏天。

一九六九年,中苏东北边境闹磨擦,中共怕苏军从渤海湾进攻,直取北京,而清河农场正是从渤海湾到北京城的必经之地。劳改犯人以及已经解除劳教但仍不准回北京的就业右派们,都是潜在的危险份子--尽管其中不乏因”反苏”而戴上右派帽子的,一律不得留下。这样右派们便被遣送回原籍农村,清河农场作为右派劳改场所的历史终于在六九年底前后结束,历时计十二年。

在中国的东北角,有一大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自从一百多年前俄国人掠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那块丰腴的土地之后,这里就成了中国东北的边陲,俗称”北大荒”。五十年代初,新政府陆续在那里开辟了农场,转业的人民解放军一批一批地到达那里的同时,囚犯和历次运动中被整肃的好人也一批批地到了这里。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北大荒中苏边界上的兴凯湖旁建了一座农场,专收北京送去的”劳教”、”劳改”犯。到了五八年,那里便成了北京右派的集中处。

一九五八年春天,北京火车站忙了好一阵子。在”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凯歌声中,一批一批右派分子被押上了开往北大荒劳改营的火车。右派分子到了农场,全部衣服包括内衣裤都用油漆写上”劳改”二字。这样,除非赤条条地跑或永远画伏夜出,绝无可能找到藏身之地。由于政府的”宽大”,他们不是犯人,没有刑期;但这样一来出头之日就是个未知数,也可能遥遥无期。劳改营的某些规则适用于右派与一般犯人。譬如:擅自越出警戒线(包括劳动时的许可活动范围)者,武装人员有权开枪;家属可以定期探望,通信要经当局拆阅;口粮以相当于一个小学生的标准配给。

有因逃跑而被打死的。一九五八年大年三十在海淀派出所被要求按指印时表示抗议的那个北京俄语学院的学生,因”态度恶劣”,须予严惩,在别的同学由北京半步桥监狱押往清河农场时,他却单独被送到了兴凯湖农场。在那里,这个性子刚烈的青年决定逃跑。可是,当他在冰封的江面上往苏联方向奔跑时,背部中弹,再也没有爬起来。

少数成功地逃到苏联的兴凯湖劳改犯,下场更惨。苏方干脆将他们装入麻袋放在木筏上或将他们绑在木筏上,任其漂浮回来,幸运的回到中方受加刑处分,不幸的便沉于湖底,永无葬身之地。

北大西语系一年级右派学生顾文选当右派时才十八岁,无处伸冤,天真地跑回杭州家里找妈妈。结果被抓回北京,判处五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留在清河劳改农场”就业”,永不能回到社会。在绝望中,他设法逃到了苏联。哪知苏联更不把他当人,克格勃像畜生似的将他装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审问,然后又送回远东。中国将他引渡回来时,正是文化革命”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在祖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结束了那年轻的生命。

八、林昭的故事

中国的知识女性,也许对真理有着格外深的执著。北大女学生林昭可以说是个典型。她出身于一个革命的家庭,母亲早在大革命时代就追随胞兄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时,她的时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的舅舅是被捕就义者之一。)林昭在母亲的教诲下长大,对新中国充满了激情。她二十岁时就在《常州民报》当记者,写了不少新闻、诗歌、散文。一九四五年,她以江苏省最高分考取北大新闻系。鸣放时,她为费孝通的《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叫好,又声明支持已被批判的四川青年流沙河的诗文,并在北大的”自由论坛”朗诵自己的诗《我是剑,我是火焰!》这样,她便成了”右派分子”。

被划右派后,她不甘受辱,决定以死抗争。自杀前,她写下一份绝命书,抨击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染红面貌的人”,诅咒”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让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但由于发现及时,经抢救,未能如愿。获救后,曾质问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早期校长)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林昭的质问自有其道理,但北大校长却也有他的难处。当年蔡元培向当局交涉,抢救青年学子,不必担心当局给自己按上什么罪名。现在情形不同了,右派学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不是用”迷途羔羊”掩饰一番,教训几句就混得过去的。当年的北洋军阀当局,不看僧面看佛面,对蔡元培那样的学者毕竟要退让三分,蔡的保释才能成功。四十年代国共内战时北大的校长胡适也常常为保释被捕的学生张罗,曾找过国民党要人李宗仁,请他运用影响力使学生获得自由。

如今情况大不一样了。连大学教授都纷纷落纲,还会有谁去救学生?更何况大学校长、连教育部几个副部长都中箭落马、成了右派,还有谁能救学生?即使校长有勇气去向政府(实际上就是掌实权的党委书记们)交涉,也无成功的可能。

林昭自杀获救后,被送去”劳动教养”,以后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毛泽东”大跃进运动”导致大饥荒灾难时,她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兰州大学下放在甘肃武山县和天水县劳动的十几名右派学生,合作编印了一份刊物《星火》。刊物中《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希望党内的同志起来……。该刊还印了林昭的一首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这批年轻人同时又写了意见书,拟寄给各省市党的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但是,文章尚未寄出,《星火》第二期尚在编辑中,他们就于一九六○年九月全部被捕了

几年后,林昭的妹妹去探监,她用一床白被作裙子,拖曳在地,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白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千古名剧《窦娥冤》中的那位女性。

由于不服”无产阶级”对她的专政,她被认为是”抗拒”,于是原先的”二十年有期徒刑”被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差不多同时,同案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以及对他们表示支持的甘肃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在武山县被诬以”密谋暴动越狱”而枪决。

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是官方法定的”劳动人民的节日”。在这一天,当局派人到林昭家中,冷冷地宣布:”林昭已被处决。付五分钱子弹费!”林的妹妹默默地为已不在人世的姐姐付了那颗子弹的费用,母亲则昏厥了过去。以后,林的父亲愤而自杀,母亲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忧愤而死。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就这样消失了。

综观林昭短暂的一生,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她只是在接到死刑判决书后,剖开自己的血管,留下了一份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是一位纤弱而又坚强的江南女子留在人间的血诗,我们不妨抄录几句在这里: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抹吧,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九、文化革命中的右派

正像林昭一样,很多右派活到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称之为”反右派的信号”)中,将右派定义为”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文化革命那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以”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右首当其冲,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杀头最多的一类人就是右派分子。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没成为运动对象,红卫兵的斗争目标主要是五类分子。被打死或者自杀的人中,右派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文革中动辄举办”万人公审大会”,以呈”无产阶级专政”之威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的”现行反革命”,不少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所谓”老运动员”。一九五七年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就是其中之一。沈元聪明异常,作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区劳动改造期间,还写了几篇论文,投给《历史研究》,为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赏识,设法将他调到该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动学术权威”,无法再保护沈元。沈元被斗得受不了,买了盒黑鞋油,涂在脸上扮成黑人,进了马里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谁知马里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共,他也就”罪该万死”了。

一九七○年春,一批”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之前的一个多月里,天天拖着脚镣和手铐,分组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连”中越友好人民公社”也把他们”借去”斗争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报废扔掉的东西最后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中,除了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张郎郎被周恩来以”留个活口”的名义保下未杀之外(张的父亲张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画家),全都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沈元仅是那几十名”现行反革命”中之一员。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就被毛泽东抛出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祭品。历尽磨难之后,他竟然活了下来。文革后他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一事发表了一通感慨,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但是,早在文化革命前十年,甚至更早,从中共执政起,中国就”没有法制”了。经他的手定案的北大右派师生多达好几百名。当他为刘少奇之死发感慨之时,可曾想过北大的那些殉难者的生命的价值与刘少奇的生命的价值并无不同?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许多殉难的右派的名字已被遗忘。他们的故事、经历已被堙没于历史的尘灰。在这反右四十周年之际,我在心里默念:黄中奇、刘奇弟、顾文选、沈元、林昭……愿他们的名字长存人间。 (一九九七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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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22 9:2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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