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49 在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7)

------新闻记者亲历记

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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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3日讯】

“新闻天地”千字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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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前面所说的敌我堡垒分明中,也碰到过少数例外,譬如渖阳“新报”中,有一位刘姓主笔,每天我们都听到他在办公室中,大骂政府,他写的文章也很锋利,爱走偏锋,在当时我非常怀疑他是个匪谍,但在沈阳陷匪之后,他逃得比谁都快,而且在逃难的途中,又大骂共匪。

在北平沦陷以前,我常找“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方乃和聊天。他也常破口大骂政府的贪污、腐化。但在城破之后,碰到他时,他却劝告笔者,快些逃走,那时他又说:中共匪帮,比起国民党来要要坏上千百倍,那时他却又赞扬国民政府虽然低能一些,但行的却是仁政。而共匪所行的则是暴政。

不过在沈阳时代,所有的记者中,我仍极喜欢“申报”的特派员韩清涛。那时韩清涛除了担任“申报”的职务外,并在“和平日报”任经理,也是上海“新闻天地”的驻东北区代表。

当时的“新闻天地”周刊,是全国知识界所最爱读的一本新闻性杂志,全国各地的记者,多以文章能在“新闻天地”发表,是件荣誉。同时“新闻天地”的稿费也高,它首先提倡“千字斗米”。所以也能选用些好文章。同时由于“新闻天地”刊载的内幕新闻较多,所以它也成为各地军政首长必读的刊物。

由于韩清涛兼任“新闻天地”驻东北的代表,所以我们住的地方,钉了三块牌子,一块是上海“申报”特派员办事处,一块是上海“大公报”特派员办事处,另一块则是上海“新闻天地”驻东北代表办事处。

韩清涛是一位很朴质的人,他的外型和谈吐,很像长白师范学院院长方永蒸先生,他平常和人谈话时就极其谦虚,面带笑容,遇到每星期六“新闻天地”空运到沈阳办事处时,报贩用现金抢购,韩清涛怕报贩因抢购打斗,特限定每人仅能批发二十本,但后来的人,仍买不到书,常常吵吵闹闹而去。但清涛却决不发脾气,相反的他的笑容更大。

韩清涛在沈阳的那段时期,把他的老父从乡间接来奉养,韩老伯是典型的北方庄稼人,他老先生看着我们每天吃饭时,总是大米,白面,似乎从内心感到不安。他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太会浪费。

钞票像一块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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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那个时候的薪水不差,沈阳“新报”,每次发薪,都领到像砖头似的,厚厚一大堆钞票,但我从那时起就不会理财,也没想到理财。每次发薪水,除了接济我的一位念高中时的一个卢姓同学的母亲外,剩下的自己化不完,连数都不数,就放在皮箱中。当然第二天的币值,远不如前一天,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把现钞买成袁大头──银币,或者黄金。每天想的衹是怎样采访新闻,怎样写一篇够水准的通讯稿或者特写稿。

说来也奇怪,我自六岁随父亲下关东,是来自田庄的孩子,我读大学时,虽然环境好些,但在童年时代确确实实过了一段苦日子,也看见别人过的苦日子。但我却从来不重视金钱。儿时读论语时,特别喜欢子路所说的“愿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的豪情,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我自己似乎是三十多岁的人,仍有着昔日的豪情。

我不会理财,不重视财帛,可能和我读过一年私塾的教育有关,那时我的启蒙老师姜孝友师,常常告诫我,大丈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凡“寻田问产”者,终非大器。我的半生,虽然没有成什么大器,但却也不屑于寻田问产。当然这一观念,在今日工业社会中,已显得落伍。

在沈阳的那一段日子中,特别值得我记忆的是我有一个军方的好友杨温将军,他是新一军五十师的师长,他每自防地归来,必然到办事处来看我,并在我们的办事处吃饭,他每次来时,吉普车的后面,也必然载着几包白米和几袋白面,我和韩清涛吃不完时,就一袋一袋的送给卢家,我前面提到的我在高中读书时,同学的母亲家里。因为他们家的情况不好。所以一直住在东关的贫民区。

后来共匪入城,指名要抓我这个小的“文化战犯”时,我就躲在卢家,卢伯母并且告诉我说:如果匪干真的搜查到他家时,就称我是她的儿子。这些都是以后的事。

梁华盛与活动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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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失守的前三个月,卫立煌决定把沈阳防守区司令部改为警备司令部,于是沈阳防守区司令官梁华盛将军,便被调回广州绥靖公署担任副主任。新任警备司令则由胡家骥将军充任。职权仅为防守沈阳城区,较过去沈阳区防守区司令的范围为小。

梁华盛将军,在沈阳做了五个多月防守区司令官,他交接时,东北的形势,正在走向下坡,那时和他一道离开沈阳的还有马占山将军,马占山之离开沈阳返回北平的原因,是感到事情已无可为,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悄然离去。

梁华盛将军,自吉林撤守后,他到沈阳确实想做些事情,但客观的形势,也使他没能发挥什么力量。不过在他的任期中,曾经想出了在沈阳周边,设立活动碉堡,所谓活动碉堡,就是用厚钢板制作的堡垒,下面有轮,可以在轨道上推动,人在碉堡中可以自碉堡的枪孔向外射击。也可以推动堡碉在轨道上运行。像似活动的装甲车。梁华盛将军的活动碉堡设计成功后,曾约邀记者们到现场参观。但约定不发表新闻。免得敌人知道我们有了这种设计。此外梁华盛也鼓励城防驻军和军医院,利用空地种菜和养猪,以备局势恶化,城区被共匪封锁时之用。那些措施,可能是鉴于长春被围时,城内缺粮缺菜,所作的未雨绸缪之策,遗憾的是沈阳最后的结局,竟是不战而退。

所以梁华盛将军到了东北末期,他返回广州担任余汉谋的副主任前,也没有了他初到东北接收时的豪气,和在卅六年冬天,他做吉林省主席时,当共匪围攻吉林最紧张时期,他忽然自沈阳坐了一架L5小型飞机,冒着大风雪,迫降在哈达湾机场时的精神。

石觉的十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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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沈阳失守的几个月以前,沈阳的记者团,也曾经计划去一趟承德,看看石觉兵团,但由于剿罪总部没有交通工具供应,致没能成行。

石觉将军所率领的十三军和赵公武将军所率的五十二军,是首先出关的国军部队。五十二军后来由刘玉章将军继任军长,十三军则一直由石觉统率。十三军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攻克山海关,经绥中、兴城,然后下锦州、义县、阜新、彰武转往北票。过朝阳、叶柏寿、凌源、平泉,最后驻守承德。

承德是热河的省会,在满清王朝是皇帝的避暑以及狩猎的地区,政府接收后,派出的第一任省主席是刘多荃,后来由范汉杰兼任省主席,石觉部队进驻承德地区后,中央在承德设置了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石觉则担任绥靖区的司令官。

这支部队,是最先出关的国军,也是最后很完整的撤回关内的部队,这支部队是在沈阳失守以后的半个多月,才有秩序的从承德撤到张家口。算是剿匪战史中的一个奇迹。当然十三军的军纪很好,在驻在地区,从来没有听说有过扰民的事件发生。也是这支部队,能全师而退的原因之一。而当年在东北的将领中,下场最好的也要算是石觉和刘玉章两位将军了!石觉目前的职务是考试院的铨叙部长,刘玉章也累官至陆军上将。而且是守金门的名将之一。

早年在东北叱咤风云的将军多已风流云散,熊式辉在经商失败后,隐居于台中地区,垂垂老矣!梁华盛来台后,没有再担任军职,人们偶而看见他在西门一带的电影街看一场电影。住在台中的孙立人,也深居简出。

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范汉杰等兵败被俘后,陷身匪区。卫立煌后来自动投匪,已在几年以前死亡。据说卫立煌在香港时,常自己用熨斗,去熨美钞。以防止钞票发霉。那些钱,当然是当年在东北搜刮所得。到头来却也两手空空。他死在匪区,就如同死掉一条小狗那样,无声无息。

赴抚顺煤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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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秋,我也去了一抚顺煤矿采访。那是由于煤矿中一个留用的日籍员工,投书“新报”,说抚顺煤矿经国人接收后,已经把矿场糟塌得不成样子,用杀鸡取蛋的方式,进行开采煤矿。那位日籍员工,觉得他过去半生心血都化在矿场上,不忍见到一个矿场就那样被毁掉。同时早期派往抚顺接收矿场的张莘夫被俄军主使共匪杀死,他的血迹未干,中国人何以竟不珍惜这个事业。

“新报”社长徐露放,接到那封投书,颇为激动,他要我悄悄的到抚顺煤矿去看一下,访问几个下层员工,特别是政府派往接收人员以外的人。我到抚顺后,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便赴矿场采访。但一接触中下层员工,上层人士马上赶到。现在我已记不起场长的姓名。能够记得的是他们在当天中午,就预备了一桌酒席,招待记者。但却被我以“胃痛”不能吃大鱼大肉而谢绝。于是他们又要派专车和专人,在我采访后,陪我回去。他们提供了好多资料,都是属于好的一方面的,但他们也没有拒绝我访问员工,和由我选择的地区采访。

自然我回去时,也以坐火车较为安全的理由,拒绝了他们派专车相送。以便我能放手写一篇报导煤矿的黑幕的文章。我记得我回去后连写了三篇有关抚顺煤矿的文章,其中一篇的题目,就叫做“杀鸡取蛋”。

抚顺煤矿当局,提供我的资料,大约仅用了十分之一,其中十分之九,是用我自己耳闻目睹,实地采访所得。那三篇文章写的很火爆,后来接到了矿场要求更正的信,但也收到更多的员工,称道那篇文章写得很公正的信。

在当时,我们当然不知道在几个月后,就会撤退,所以亟希望那个矿场能够好好的开采,好好的经营,如果真的预料到东北的变色,会那样快,也就不必写那几篇文章了!

连琐式的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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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都在闹学潮,自六月初发生的学潮,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沈阳地区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来自各地的流亡学生,都在摇旗呐喊。掀起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运动,并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当那些学潮初起时,大部分的学生是纯洁的,热情的和爱国的。但真正操纵那些学潮的人,则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制造学潮和工潮,他们则称之为学运和工运。

凡是一遇到机会,共匪的渗透份子,便在各学校中煽动并鼓吹学生闹事。制造社会问题,在学校中,如果有教授从事疏导,共匪的学生,立即会指他是“政治学教授”。同学们对于学潮持有异议的,则被指为“职业学生”。当时的共匪对学运工作所采的政策是:凡是在学校中支持共匪闹事的教授,共匪则发动学生捧那些教授的场,凡是和国民党有关的教授,则想尽种种方法,使他无法在学校立足。

正因为如此,各地学校所闹的风潮,是同一类型。在六月初各地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潮,闹了两个礼拜以后,在重庆又发生抢米风潮,那些风潮,据后来共匪自己招认,都是他们所导演的,而且有些人成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间的学潮,由于沈阳是战区,施行戒严令,没有像关内那样扩大。但贴标语,骂美国人,学生们小规模的游行,则不断发生。在沈阳学潮的两个中心地区,一个是国立东北大学,另一个则是国立沈阳医学院。

有一次他们已经在沈阳市政府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台子,称做“民主讲台”,预备在第二天,大举闹事。但消息为沈阳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长姚彭龄获悉,他连夜和负责保安业务的督察处处长崔志光少将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学生搭好的台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驻守,并告诉正要往市府广场集结的学生们说:大会已经延期。一场大规模的学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学潮像似传染病似的,一个都市发生了,另一个都市马上响应。而学潮一旦发生,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没有办法能够控制。

麦克阿瑟的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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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六月间的那次学潮,所掀起的反美运动,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东京却激怒了一位职业军人。那就是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他在中国各地的学潮发生三周以后,在东京发表了一项严正的声明。他说盟军总部没有扶植日本,也没有使其军国主义复活的意图。

麦克阿瑟元帅并说:在中国所发生的反对美国扶日运动,是中共、日共、韩共,离间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识之士,应认把共党的阴谋揭穿。

我深深的记得,“新报”的总编辑汪河清,把麦帅的声明,标题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个大标题后,又来找我商量,这种标题,会不会刺激学生明天来打报馆。我替他壮了一下胆子说:如果学生打了报馆,就替我们做了一次大广告,我们一定要有面对暴力的勇气。于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把稿子发了下去。

因为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罪学生,开罪学生,就如同捅了马蜂子窝一样。对于学生的事,衹有顺着他们说,那才算是当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则他们便会给别人戴上一项违反时代潮流的帽子,称之为反动的知识份子。他们所称的反动,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进一步解释,则是顽固份子。

当然,在广大的学生群中,不是每一个人,都为匪张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惯政府接收人员的贪污、腐化,由于“恨铁不成钢”的心理,而责难政府,不过他们却忘了共匪正等待着机会,制造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使社会产生混乱,他们好在混水中摸鱼。

使人失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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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几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乱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国民大会在南京开会时,竟有四个人竞选副总统,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孙科、于右任、李宗仁和程潜。而这四个人全是执政的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时起,中枢的要员们,开始勾心斗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时,才选出一个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当选。在五月一日,国大闭幕时,整整开了三十四天。当人们正在南京吵吵闹闹的,开国民大会时,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却正在励兵秣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则是政府一下子发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发行了银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暂准银币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买卖银币。

王云五是行宪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发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同时限期收购法币、金、银和外币。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发行,连陈布雷先生,也把自己积蓄的一点金子,拿去换了金圆券。而上海商人却开始囤藏物品不售。当时上海“申报”曾刊出的一则“花边新闻”标题是:“金元券发行后,王云五长衣饮龙门”。因为改革币制以后,财政部长王云五,曾穿了一件长衫,在“龙门饭店”独酌。

当然金圆券不久,就步了法币的后尘,而且膨胀的速度,不比法币缓慢。在当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仍然是黄金和银元。虽然袁大头是民国初年发行的货币,但因为每一银圆中,有秤平七钱二的纹银成分,所以任何纸币的价值改变,银圆的价值,却依然不变。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块银圆,可以买一袋四十斤装的面粉。

好长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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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秋天,东北的中心沈阳,物价一天天的高涨,自关外向关内套汇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高级官员们,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并且把家眷送进关内,金银细软,自然也陆续的转往关内。若干武职人员也有临时的小公馆。小公馆中,自然也藏有年轻貌美的女人。

沈阳自三十七年夏天起,虽然形势日非,但她和长春不同,因为沈阳城内并不缺粮,同时沈阳到本溪之间和沈阳到抚顺之间的一段铁路,也还畅通,因为两地大量产煤所以准备过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辽西会战,一次败挫竟使卫立煌的司令部张惶失措,急于逃亡。加速了东北的沦陷。也使华北提前变色。

笔者自三十四年冬,抵达苏俄军队占领的长春到三十七年初冬,沈阳沦陷时止,前后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过得好长好长,脑子里记的事情,也显得特别多。但当重新回忆到每一件旧事时,都不禁要凄然泪下。

近年来,一些旧事,常常入梦,有时梦到背了一支步枪,随军出击,重作战地记者。有时梦到故乡的桃花林,古寺钟声,乡下的老牛车,大院落,还有小溪边的细柳。醒来后,虽然泪水会湿了枕布,但心情会仍然舒适而宁静。

但也有时梦到回到故乡后,匪兵像潮水般的围拢上来,被他们捉去时,五花大绑,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烧死,大叫一声惊醒,心跳得也特别快。

这些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个怀乡病患者的悲哀。

现在,又是仲夏之夜,每当我一个人静坐在庭园中的草地上,对着天上的星星发呆时,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战末期,我们不签订“中苏友好条约”,苏俄军队不进入东北时,中国的现代史会怎样写?假如当年政府派往东北接收的人员不是熊式辉、卫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胆有识而且清廉的人,中国的现代史又将怎样写?在接收东北以后,没有美国出面干涉,压迫政府和中共匪帮和谈,中国的近代史,又将怎样写?………

“沈阳末日”记
宣布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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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增援锦州的西进兵团,从辽西战场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带,败退下来的时候,沈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没有和平时有什么两样,天上的飞机,照样飞来飞去,运来粮食,载走重要人员的金银细软。

当时留在沈阳的防守兵团,仍有二○七师、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以及五十三军,和当地的四个守备队,再加上收容溃退下来的部队约四个团,合起来,仍有八万多人,可以背城一战。但谁都没有想到,沈阳竟会没有经过战闘;,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与失陷之“惨”,是战史上所少见的。甚至连共匪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也未想到沈阳会“得”的那样容易。

沈阳的失守像似一个梦,一缕烟,因为它既不是主动撤守,也不是战闘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没有人指挥下,部队被敌人缴械了!

沈阳的易手,应该从十月廿七日写起,因为在廿七日那天,辽西战场上的残兵败卒,陆续进入沈阳市区。笔者和其他各报同业照例到剿匪总部采访,总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样,卫立煌的车子,照例停在总部的台阶上,驾驶兵经心的用毛帚,拂着车子上面的灰尘。

廿八日一切情况如常,夜里我摇电话给省主席王铁汉将军,他说:李弥的第八军可能空运沈阳。廿九日市内的情形,也极安定,但廿九日下午,沈阳警备总部,突然宣布自晚间五时起戒严,街上禁止行人。韩清涛先生要发给上海“申报”的新闻电报和笔者发给上海“大公报”的电报,都无法发出。于是我接电话给警备总部的胡家骥司令,因为当时的“大公报”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报纸,而且很受地方党政当局重视,所以胡家骥司令,马上派政工处长张一清少将,亲自来取电报,并就地作了新闻检查。夜里接到上海“大公报”负责人胡政之先生的来电说:“吾弟所发电报极佳,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我在前文中说过,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的地位,仅相当于今日“联合报”驻外县市记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视,自然内心里有些颇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层研究,“盼能坚持至最后一分钟”一语,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们所知道的为坏。沈阳颇有“朝不保夕”的模样。于是我拿了电报到邻室去找韩清涛。清涛把胡先生的电报看了再看,最后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断:沈阳已到了“危急阶段”。我们也应有“应变”的准备,所谓“应变”,自然不是与沈阳共存亡,而是要设法逃命。(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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