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二章:施暴虐镇反肃反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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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3日讯】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者”,主要是别人或多或少放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立场,而他沉缅其中,以斗争为乐,以革命为荣,至死也不改变。“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毛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归纳,也是他那本“小红书”里为中共理论家引用得最多的语录之一。

秦未无产者陈胜、吴广,汉未贫农子弟白莲、黄巾,都是为前朝官吏作嫁衣裳。五胡乱华,同劳动人民更不相干。唐未黄巢有《咏菊诗》一首传世,应是读书人,但也还算是农民领袖;可惜血流三千里,最终白干一场。宋亡于蒙古,汉人沦为三等公民,但地主和农民、百姓同父母官的关系并没有颠倒过来。元未朱元璋,标准无产者一个,可他当了皇帝,连他家乡的穷人也没有沾上光。“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这两句花鼓就是明证。他的无产阶级战友们几乎个个满门抄斩,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一并拿去砍头。堂堂中国几千万无产者,除朱氏一人,谁也没有获得胜利。

明未李自成,才过了几天皇帝瘾,江山就丢了,全体无产者空观喜一场。清未洪秀全定都南京,号称太平天国,但天下尚未太平,内部就开了锅,成千上万地杀人,杀的全是阶级兄弟,他造反倘若成功,也不过是另一个朱元璋,除了将孔子牌位砸掉换上耶稣基督之外,他与大清皇上并无区别。洪氏弄了一百零八个妃嫔,算是他个人的“战利品”,而他给老百姓下的圣旨是“照旧缴粮纳税”,所以“胜利”与百姓们是无缘的。

农民造反,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催生婆。而新朝代的当权派每每重奏前朝曲,对旧官员多采用安抚政策。新旧官员似乎天然就是一家。北周“总司令”赵匡胤陈桥兵变,成为大宋朝太祖皇帝,可是三位旧朝正副宰相照旧高踞庙堂便一例。受剥削阶级的成员欲获得个人胜利,或者上京赶考,“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或者上山落草,然后让朝廷招安,混个一官半职。至于说两千年来究竟哪个阶级胜利了,从来就没有人关心过。谁在乎朱元璋的阶级身份呢?

但这都是西风东渐、马克思的学说传到中国之前的老皇历。一经阶级斗争新学说的解释,新旧政权的更替,就有了全新的意义。“一些阶级消灭了……”毛泽东开创新朝,执掌政权二十七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一条。

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曾就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再图巩固政权的旧朝,或者借助农民起义成立的新朝,是否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展开过一场辩论。此一难以说清的问题,被毛泽东一语了断;“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注1: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对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的讲话。)

历史上新皇朝甫建立,新政权的统治者需要收买人心为本,以怀柔政策为首务。为使人民休养生息、增丁添口,也必得薄徭役、减税赋。譬如唐朝初年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与中共的土地改革相去不远。又如清朝初年,湖广填四川,并招抚流民,安置士兵,一律给田耕种,新垦土地一概免赋。又废除明代一切苛捐,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注2: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二页。)这就是所谓“让步政策”。

可是毛泽东从史书中看不到这些。他只看见“阶级斗争”。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镇压,不承认世界上就是有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有利的“让步政策”。具有如是的历史观,他上台执政之后,便把镇压“阶级敌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由于胜利来之不易,他那“镇压”的心态也就份外强烈。一直到二十年后,他在文化革命中将国家主席、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残酷地整死时,所持的理由还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其实,为中国旧政权服务的人员是十分庞杂的。国民党政权早期是一支有理想、有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组成的队伍,后来腐化堕落了一大批,但在抗战中又吸收了大量民族精华,尤其是在共产党势力薄弱的南方诸省。譬如四川省井研县,全县人口仅十余万,成年男子中差不多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参加国军抗日,一万一千多名将士大多数为国捐躯,战后仅五十三人退伍返乡。(注3:四川《井研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三页)

那些为国民党政府服务过的人,在抗战胜利后随即开始的三年内战中,许多人或对共产党不了解,或者尚来不及思考国共双方的是非,便成了战场上的俘虏,或者被逃往台湾的政府抛弃,束手就缚。为振兴中华计,优秀人才参加建设,一定得益匪浅。然而,毛只信“一些阶级消灭了”那一套,只信“反攻倒算”,于是玉俱焚,使中国这个遍地文盲的国家不知损失了多少人才。

譬如南方诸省,由于“过多杀人和乱杀人”,叶剑英主持的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下文件制止“乱捕乱打乱杀的错误”。(注4:一九五○年出版的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编《干部学习资料》第二辑,转引自丁望着《华国锋纪登奎和新起的一代》。)但杀了的却再也不能复生了。例子俯拾皆是,这里不妨列举几个。

广东台山县一位老教育家陈觉生,虽曾任旧政府参议会参议长,在共产党的队伍进城前,恶霸劣绅们纷纷避往香港时,他自持平素并无劣行,便留下协助解放军。他一度被誉为“民主人士”,可是共产党要“镇压反革命”了,他就成了反革命,被乱棍活活打死。

河北人冯谦光,早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一九三五年任山东临淄县长后,查烟,禁赌,肃匪,在全县兴办小学,普及国民教育,又自任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很做了一些好事。他在一九四一年被日军俘虏,关押在济南狱中,直到日本投降才获自由。一九四九年中共接收傅作义控制的北京城,傅的人马均作为收编对象,其中包括冯谦光。可是冯却于一九五一年以“反革命杀人罪”被捕,一直关了二十多年,直到他快死了才宽释。

东北伪满东安省军医院一位主任军医回健人,一九四五年八月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即集合队伍宣布起义,击毙日本人院长,率队奔向苏联。东北光复后,他回到祖国。当时中国由国民党执政,这个爱国者便当然地认为加入国民党才能更好地为国效劳。他组织了国民党东安支部,自任书记长。但随后国民当接收大员的劣迹使他对那个政权彻底失望。经与中共地下党联络,他于一九四八年穿越对阵的国共两军的防线到了共产党的那一边。但是解放后,他却因抗战后那段历史而被定为阶级敌人,名列待消灭的一批人之中。只是在死刑宣布执行之,他出主意帮监狱改善了卫生情况,监狱当局为使用这个人才,将死刑改为二十年徒刑,他才逃过了这一劫。(注5: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人民日报》海外版。)

第一个将咖啡引进中国并种植成功的一位印尼华侨,平生致力于创办咖啡农场,只因在旧政府任过官职,便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二十年后瘐死狱中。

中国以农业立国,两千年间虽然战乱频仍,但诗书香火绵延不绝,因为大多数读书人都在乡村。他们要研究诗书,就不可能自己去种田,多少要出租一些土地。所谓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其实也是雇人去耕的。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农村的知识份子几乎都与地主、富农沾一点边。过去的改朝换代不干他们的事,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这次“新中国”的执政者却以阶级斗争为己任,读书人也就难逃被“坑”的命运了。

江苏南汇县年近七十的读书人苏局仙是一九○七年清廷废科举之前考取的最后一批秀才之一。他除了日军占领时期回乡念佛之外,终身未离教鞭。可是因为家里有几亩地,也被定为“地主份子”,家业被分。幸而他被“宽大”,只是被管制监督劳动,未被镇压,活了一百一十一岁。

诸葛亮茅庐所在河南省南阳县,一九五○年便枪决了一千一百多个“反革命”。(注6:《南阳县志》一九九○年版第一○五页。)由于中共至今仍说它是“依法”杀的人,我们无从估算其中有多少是被坑的“儒”。但从别处的例子,我们可推度八九。

四川省夹江县,总共不到十七万人,可是逮捕“反革命”的案件竟有九百五十四件,而且其中又只有五分之一是上级批准逮捕的,百分之八十共七百六十七件逮捕案件未经任何部门批准。(注7:《夹江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四五七页。)要是再考虑到那上级批捕的也多属冤案,人们就明白那“乱捕乱打乱杀”是如何恐怖了。当时夹江县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三千分之一。即使夹江一个案件只逮捕一人,那全县便逮捕了九百五十四人。按此推算,全国仅在一九五○年的“镇反”中便逮捕了近三百万“反革命份子”。由于一九八○年代中共出版的各县县志披露各县在当时逮捕的案件均在数百件上下,因此即使夹江县的数位超出全国平均数的一倍,全国总数也应在一百五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四九年中共的军队打到各处时当即就捕杀了的大批“反革命”。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得意地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注8: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指的就是这场镇压。现今无法核实那时被杀的知识份子的准确数字,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政府人员和注定要被消灭的地主很多是知识份子(以当时中国的标准而言),所以实际被杀的“儒”必定远远超出此数,很可能接近被杀人数的三分之一,即五十万左右,超过秦始皇不是一百倍,而是一千倍。

一九四九年后陈毅主政上海,十分稳重。上海历来是藏污纳垢之所,曾有人主张大开杀戒,列了数万该杀者的名单,陈毅看了说太多,减到数千,他仍说太多。最后只杀了确实罪大恶极的数百人。上海解放前夕上任的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老工程师,他就任后主动妥善配合中共的队伍接收上海,使上海基本未受战争破坏。陈毅任命他做了新政府的副市长。

如果全国都照陈毅那么办,必可为本已缺乏读书人的中国保存更多的文化力量,国家必定可以更快地从动乱中恢复过来。然而,在全国范围内,一无“招安”,二无“怀柔”,三无“让步政策”,有的只是“镇压”和“反攻倒算”,使中国损失了无数宝贵的知识份子。

另一批注定要被新政权镇压的是所谓“封建地主”。本来,乡村中有一部分地主又是当地的恶霸,鱼肉百姓,俨如小国之君,对这类人予以镇压是必要的。但是,为中国贫穷经济的出路计,对那些只坐收地租,并不残害百姓的地主,尤其是只不过有那么十来亩薄田的小地主,家产比旁人多得很有限,新政权没有理由将他们列为斗争对象。要说“剥削”,他们比不上城里的工商资本家;要说“反动”,他们同旧政权官府也没有多少瓜葛。但是,除了少数因子女参加共产党,进城当了大官而受到保护之外,统统被划归为“阶级敌人”,被扫地出门或者肉体消灭,即使不置之于死地,也被斗得呜呼哀哉。

由于毛泽东认为光把土地从地主、富农那里拿来分给农民还不够,必须发动农民斗争地主,提高“革命觉悟”,否则便是“和平土改”,是右倾,是对敌斗争不坚决。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及主持工作的方方是主张行温和土改的,他们只搞分田,分浮财(衣物之类),但不挖底财(埋在地下的金银等物)。鉴于大量地主是华侨或侨眷或兼营工商业,他们不主张没收其财产,结果被批判为搞“和平土改”,另由在广西杀了大批地主的陶铸去重搞一套,使千万户在叶、方主政时并未遭劫的“地主”家破人亡,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领袖反对“和平土改”,下面各级干部便唯恐不够革命,纷纷以对地主的残忍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结果冤杀了许多无辜。

以周恩来胞弟的岳父为例,他在民国初年做过江苏省运河水利工程局局长,但之后从未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事。加上周恩来兄弟外出参加革命,他将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养了十多年。共产党南下时,他不认为自己会成为镇压物件,便静静地留在家里。不料甫一解放,他便因为“地主”身份成了第一批清算斗争的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恩来的亲戚尚且如此,别人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九○年,有人如实地披露了一九四七年中共在冀东平原搞“土地改革”,处决地主时的惨烈景观:农民们被组织起来,“依照古老家族的遗风,将黄豆粒仍进土台上的大瓷碗。当唱票人用异样的嗓音宣布‘票’数超过一半时,行刑手举起装满火药的统枪……”有条壮汉没有立即死去,小学生们被动员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一下下的壮汉身上戳眼、掏洞、割肉,再往伤口上糊泥巴。一个男孩子手舞足蹈,像剪树叶一样剪掉了罪犯的两朵耳廓。据说,那个壮汉的全部罪恶是查出了祖父那辈曾经雇过一个长工,依照政策精神,这位片瓦皆无贫农改划为地主,一夜之间变成敌人。”(注9:《新华文摘》一九九○年第一期第八十二页。)

中共这么做,并不是头一次。早在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毛泽东在家乡湖南发动他称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农民突然从社会最底层翻到无人管束的境地,无法无天,滥用私刑,死人无数。中共高层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醴陵乡间的一个规矩的读书人,就是死者之一。
  
到了一九三三年,周恩来在江西“苏区”(苏维埃地区)执行莫斯科来的指示“消灭地主”,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因反对此一政策而被周宣布“开除党籍一年”的粤赣军区司令龚楚回忆:

“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繈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注10:《龚楚将军回忆录》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页。)

地主杀了,读书人也跑不掉。“苏区”贫瘠,养不起大批红军。地主榨完、杀光后,给养仍有问题,于是稍有点家业者便成了剥夺对象。如瑞金县有户读书人家,家中只有十多亩田,由两个也读过书的儿子耕种,是为自耕农,算不得地主。可是三人都被苏维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二百五十元大洋。婆婆与两个媳妇凑了一百二十元,加上自己的全部首饰,缴去赎人,但因不足数,老人被吊死,两个儿子也杀掉。杀了男的,仍然逼妇女交钱,否则大人子孩一起抓。这一家老小向龚楚磕头求救,龚却无能为力。在此之前,长汀县一位替龚楚治过病的老中医曾因为交不出一大笔“捐款”给红军而向他求救,他说了情之后那医生仍然被杀掉了。

了解了中共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红色政权”杀地主、富农、读书人的历史,对一九五○年全国都成为“苏区”之后中共的作为就不难理解了。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京郊大兴县发生了党支部书记召集贫下中农、民兵,将十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悉数满门刀劈斧砍,连吃奶婴儿也不放过,先后打杀三百二十五人的惨剧。(注11:《当代中国的北京》第一卷第一六八页。)与此同时,毛的湖南老乡(在某些地区)也在一家一家、一乡一乡地杀已经当了十几年贫民的地、富。就全国范围而言,这股杀人风只是个别现象(广西等地也杀了地主、富农及其家属,但总的说来,仍不能算作全国范围的屠杀),为时亦极短,而且连死前一直替毛泽东掌管北京和公安部的谢富治也不赞成那种野蛮屠杀,但这种事件能在毛泽东眼皮底下发生,这一点已可以说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被歪曲到了什么程度。

毛泽东执政后期出现的事,包括文革中那些惨无人道的行为,在他执政初期已露端倪,决不是偶然的。中共在土改时告诉农民,只要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消灭掉,农民就翻身成了主人,就可以享受社会主义幸福生活了,可是实际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夫人江青一九五一年在湖北农村某地搞土地改革,她的生活比当地被斗争的志主阔气一百倍。她进茅房,门外有三个警卫站着;每隔几天便有医生给她检查身体。乡里贫农团团长赴武汉追拿逃跑了的地主时外感风寒,发高烧,无钱交医。可是江青竟不让自己的医生给他看病,任那位“翻身农民”连烧了十几天,悲惨地死去。可见就在中共着手消灭地主阶级时,新的“地主”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江青只有一个,而大量的则是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干部。一九六二年,邓小平说过:“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分人是大量的,据说是一千几百万,一个数字是一千六百万,有的估计是二千五百万。”(注12: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人员时的讲话。)按这个数字计算,平均二十至三十个人养一个“保长”或“地主”。有些“保长”比过去的更坏。一九六○年,被毛打倒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这样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注13:马辂等《国防部长浮沉记》第一六二页。)

所以,中共执了政,地主阶级是消灭了,可农民阶级却并没有胜利,毛泽东阶级斗争只是杀了一大批保长,并且将“一个保长”换成了“好多保长”而已。

因为将阶级斗争看得太严重,在肃清了敌人营垒的人以及为敌人帮过忙、帮过闲的各种流派之后,便要在自己的内部里抓臭虫、掐虱子了。这就是“肃反”,即“肃清反革命份子”。

只有熟知五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才知道,“镇反”即“镇压反革命份子”,杀的是敌人营垒的人;而“肃反”则专搞自己人。待肃的“阶级敌人”身上没有标签,都是“暗藏的”,加以如辩方不能证明自己没有杀人可能就会被判杀了人,这就非造成恐怖不可。连一九二五年入党、红军一九三四年长征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都成了“内奸”、“反革命份子”(潘、杨在毛泽东死后均获平反,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还有什么人能担保自己永远平安无事呢?

一九五五年初,潘、杨被捕。尽管这两人经过了长达八至十年的“预审”囚禁之后才被判以长期徒刑,但他们,特别是长期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曾经领导过的文化界人士却立刻就遭了殃。

抗战胜利后任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的邓葆光,负责接收了日本人及汉奸的数十万册书籍和档案资料。他让共产党员将其中日本人搜集的中共情报整理、珍藏起来,又从几十万册书中挑出七万册善本书,佯称运去台湾,实际上运到香港隐蔽,上司让他运往台湾的金银珠宝也被他用拖的办法保了下来。遵照潘汉年的指示,他本人留在香港保护那批书籍。国民党退至台湾后,夺书未成,于一九五○年九月派人去香港,在大街上对他白日行凶,用菜刀在他头上砍了九处。在美国妻子的悉心照顾下,邓幸从死神手中逃脱,派人将书单送到上海交给了潘汉年。中共将那批书取回之后,邓也回到了大陆。然而,潘一下狱,邓葆光立即被打成同党,也成了共产党的囚徒。他的妻子也被关押了一年多,出狱后就成为没有户口的“外国人”,只得只身回了美国。他的儿子则被送去劳改,长达二十三年。

从二十年代起即开设电机公司,为中共制造收发报机,并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发展成一个拥有钱庄、煤矿、钢铁厂、纺织厂、影片公司等企业的大资本家蔡叔厚,实为中共秘密党员,为中共做了无数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他接待过参加一九二七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潜逃至上海的中共要员叶剑英、廖承志等数十人,将其公司营业收入用来安置同志,又在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秘密发展了十几名共产党员,为中共获取过大量情报。解放后,他将全部企业青理交公,自己则只领取一份电机工程师的工资。潘汉年和杨帆的事作一出,蔡便上了被逮捕的名单。只是因为化是“高级统战对象”,名单报到周恩来处时:他与潘、杨虽有私交,但不是一伙,不能捕,他才得以免祸,但与他几十年共事的副手陆久之却逃不过牢狱之灾,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陆久之一九四六年与蒋介石前妻陈洁如收养的女儿结婚,但从二十年代起就秘密为中共工作了。他不是中共党员,那是因为周恩来说“陆久之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九二八年,当国民党出动人马围捕中共领导人项英、向忠发时,每次都是他暗中传信,使国民党特务扑了空。一九二九年,日共总书记矢野学自苏联归日途中,曾在他家中藏了一个多月。一九二九年冬,中共在上海开代表大会,会址是他租赁、布置的一个“医院”。一九五○年初,中共还曾派他到日本去策动原国民党政府使馆人员起义。(海生按:据“传记文学”报导,陆久之那次成功说动了一批国民党使馆人员“光荣起义”,但他自己在归途中因海上风浪太大而碰伤了头,成为终生不愈之固疾)如今中共脸一翻,他就进了牢房。只是在牢里蹲了七年之后,陈洁如向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过问他的案子,他才出了狱,但蔡叔厚却在不久后的文革中被投入监狱,成为无人审问的“寄押犯”。在那座当年他的公司建筑的监狱里,他不断地喊著“冤枉”,离开了人间。

年轻时投笔从戎参加北代战争,以后长期从事对日情报工作的顾高地,身为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却与中共的地下组织保持秘密联络,为中共效劳。解放后的几年,他的待遇是不错的。但当初与他秘密接头的中共组织是潘汉年领导的,他也就入狱判刑十四年,被押送到青海去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但顾先生终于活了下来。当他二十多年后修书给家报讯之后,收到的却是他弟弟的回信。原来早在九年前,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就在一起自杀了。他那女儿顾圣婴是在世界钢琴比赛中夺得第一枚金质奖章(一九五六年柏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中国人。他的妻子、女儿、儿子在开启煤气灶自杀前,仅给他留下了一张简短的纸条:“我们等不及你,先走了。你刑满释放以后,希望你也自杀,我们一起在天堂相会。”(注14:引文为纸条的大意,源于看过纸条的一位上海《文汇报》记者的回忆。由于当局怕顾高地真的自杀,直到他死也没让他知道此纸条的存在。)顾高地老先生在二十多年的劫难之后回到上海,已经没有了家,永远听不到女儿那美妙的琴声了。

三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中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和暖的太阳在空中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其歌词作者关露女士有诗集和小说问世,本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只因为共产党做秘密工作而暂时放下了笔。抗战后,周恩来怕国民当加害于她,要上海的党组织把她送到新四军中去。到了新四军解放区,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对她说:“任然做一个左翼文人吧,你看党多么需要你!”谁知到了一九五五年,她竟成了囚犯,因为抗战时她曾被潘汉年派遣,打入日本驻华使馆办的杂志社收集情报。

一九二六年就入了共产党的恽逸群,中共夺取上海后任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九五一年他因报纸漏登了一则史达林致毛泽东的贺电而被撤职,让张春桥捞个便宜,接替了他的位子。当时中共还没把他当做敌人,可是由于他在抗战期间曾按照中共的指示去香港工作,受潘汉年领导过一阵,一九五五年潘被捕后,他也被指为“特务”进了牢房。因为没有证据,干脆不审不判,押了十年之后,才突然宣布判处十一年徒刑结案。

参与创建中共的周佛海在日本占领华东时,与日本人合作,成为日伪政权的头面人物。他在日出生、在日读过大学的儿子周幼海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一九四六年成为中共党员,专事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由于杨帆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杨被捕后他也入了狱,关了十年后方以“反革命”罪被判以“管制三年”。

搞起运动就没章程,乱抓乱捕,这几乎成了规律。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横渡长江后的桥头堡之一,安徽安庆市,有个曾是国民党人员的刘某。此人一九四八年加入民盟后,便成了共产党的命作者。他发动安庆的地方武装起义成功,使解放军和平进了安庆。之后他又为大军渡江做了不少工作。几年来他都被认为是功臣。但肃反了,他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进了监狱。他的妻子走投无路,终于自缢身亡。

因为抓虱子多多益善,以前中共不想抓的人这时也抓了进去。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一名专员杨云飞,建国初求才甚殷的共产党当局曾邀请他为新政府工作,并表示可以“原职原薪”。但扬打算观望一阵,未予接受,就此赋闲在家。谁知到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肃到他家里,把他抓走了。说是只判处十年徒刑,可是一关就是二十年,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共特赦国民党战犯,才让他出狱。当局将他那早已因他入狱而与离婚的妻子找来,说:“当初逮捕老杨是党的政策,现在释放老杨也是党的政策。……你把老扬接回家吧。”(注15:上海《文汇》月刊一九九○年第三期。)

邮电一个职工在肃反中被揪出来斗争,原因是平日爱说怪话:“话怪话就是对党不满,对党不满就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希望蒋介石回来,就是反革命。”(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仅东北师范大学一所学校里就将师生抓起一百多人,作为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加以审查。连同被勒令停职交待问题的,共二百多人成为肃反对象。由于实在榨不出油水,不久便全都放了。但这二百人躲过了初一没能躲过十五,在一九五七年抓右派时全都落了网。

当时武汉大学的一位学生对该校的肃反曾作了如下的回忆:“运动深入时(武汉)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在大会上对着我们声色俱厉地吼叫:“我们已充份掌握了你们的材料证据,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者受奖。”……运动进入检举阶段,人人都要写检举交待材料……那阵子,天天有人被批斗,天天有学生跳楼自杀……”(注17: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三十九页。引者认为,由于事隔三十二年,“每天有人跳楼”可能有误,也可能只是短短的几天每日有人自杀。)

作家黄秋耘到八十年代写出了肃反中他亲身经历的事。由于他有多年的革命历史,在单位里属于受党信赖的可靠份子,于是他奉命率人去逮捕一名共产党员、《文艺学习》杂志的编辑冯大海,并由他负责审查冯的案子。经他调查,逮捕冯所依据的“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名完全不能成立。他如实报告上级,幸获上级同意,对冯“宽大处理”,不予判刑,但仍然开除了党籍。当时黄所在的单位一下子抓了十个反革命,其余那九个黄表示他未经手,无法判断其真伪,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戴上了“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从开除公职到十年徒刑不等的惩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余那九个只是不幸没有能遇上黄秋耘那样敢讲真话的人,以至冤沉大海,成了肃反的牺牲品。不过冯大海虽逃过了肃反,却没有能捱过文革。因为黄被说成是“漏网右派”,冯算是被他包庇下来的,这样冯就难逃文革这一劫了。受够了折磨之后,他用上吊的法子结束了痛苦。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曾镜冰,一九四七年主持地下的中共福建省委时,曾经错将手下一大批干部当作“内奸”杀掉,如今自己反倒成了“大内奸”,被撤去全部职务,直到文革中被整死也未能翻身见青天。

这场肃反,全国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底是这样说的:“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份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注18: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按毛的说法,全国仅几百人被送去劳改,其余则平安无事,只是虚惊一场,至少保了饭碗。这显然不是事实,连黄秋耘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杂志社都有好几个人在肃反中被判刑,全国如何会只有区区数百?

如广西上林县,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说的“大约百分之一劳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或管制劳动,仅四人未予处分。(注19:《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页。)

又如辽宁省长海县,是个海岛,人口仅五万一千。肃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九人,监督劳动改造五人。”(注20:《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页。)

毛泽东必定知道全国将数十万新抓出来的反革命送去坐牢、劳改的真实情形。他为何说只有几百?因为听他讲话的是刚刚将全部资产交给中共的各地资本家的代表,他需要安抚这些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光明大道”的资本家,给他们一颗定心丸,除了信口胡诌,实在也没有别的好法子。

毛泽东说“审查”了四百多万人,这大致还是事实。但是这“审查”完全是以践踏人权的方式进行的。运动一来,党号召大家“揭发”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先把人抓起来或扣起来,一个大学一关就是上百人。这种先抓人后审的法子,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

为什么会一下子“揪出”那么多“反革命份子”?因为有“指标”(配额)在。譬如中共财政部党委在肃反开始时先定了个“百分之五”的指标,(注2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即将部内百分之五的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审查”。所以披关押、斗争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罢了。

 因为揪出的每一个“反革命份子”都是肃反的成绩,各单位自然以多为荣,多多益善。如东北财经学院,近三千三百人,其中教师总数为四百二十五名,肃反中被斗的占一半。官方宣布:“清查出了披着人民教师外衣的反革命份子(现行的和历史的)与坏份子共六十一名”。此外,因“反革命嫌疑”而被斗争的还有一百四十五人;以前被定为反革命,但被宽大,“不以反革命份子论处”,但表现不好而在肃反中再次被斗争的为二十九人。当局认为,这些人都是该斗的。另有二十一人,“因检举材料失实或仅因思想落后而被斗争”,当局承认“这些人才是真正斗错了的”。(注22: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辽宁日报》。)

各机关、学校,情况都差不多。如东北工学院抓出“反革命份子、坏份子五十五名”,另加“不以反革命论处”的“历史反革命”八十八名。(注23: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沈阳日报》。)

本来,运动只是“肃反”(肃清反革命),并没有“肃坏”,怎么忽然就把谁也不曾明确定义的“坏份子”掺和进去了呢?中共从来不予解释。但肃反的伟大成绩全是这样宣布的:河北省“清查出反革命份子及坏份子共六千零六十一名”。(注24: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四川省抓出“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五千三百多名”,“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注25: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不管那些“反革命”中有多少是冤曲了的,那些“坏份子”显然是为了凑数而陪绑的。

中共学习苏联老大哥,搞计划经济,经济建设有五年计划,抓反革命居然也有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可以说,肃反中的无数冤案均源出于此。

其实这种运动总是搞得一片恐怖,这里仅举一个小例子。泌尿外科专家张华麟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五一年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一医院院长。不久遇上“三反”运动,其妻子因拿过公家一枝体温计,被打成“老虎”(贪污份子),随之而来的便是斗争批判,人格每辱外加肉体摧残。年轻人受不了,用一条围巾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死了还没完,张还被逼着为那一枝体温计在全院大会上替死去的妻子作检查。

《新观察》编辑黄沙鉴于无辜的人一个个死于运动,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了“人的价值”问题,他说:“在这个社会,人是不值钱的,今天还是好好的人,明天就可能无辜的被判为反革命。”“这不是某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根本解决。”(注26: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当时,认识到这个根本问题的人已经不少,可是人微言轻,丝毫改变不了中共的所作所为。

毛泽东那样搞运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是他的一大帮手。刘少奇曾经这样说过:“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譬如“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对了,成绩就是“九个指头”,就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

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七年,人命越整越不值钱。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坐牢和自杀的人比五五年的“肃反”多了许多。到了六六年的“文革”,打死的和自杀的数目更是远远超过了“反右”和“肃反”的总和。再以前述辽宁长海县为例:总共五万多人,仅在一九六八年那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便关起三百多人,活活打死五人,打成残废数十人,逼得一百零四人自杀身亡!(注28:《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三九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时代死于冤狱的人数,多于历代冤狱致死者的总和。

在毛泽东的脑子里,阶级斗争本是个无孔不入的概念,但并不是说他搞的每一个运动都源于阶级斗争,有的是由于他个人品质、修养之久缺,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容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便是一例。

文学评论家胡风的文艺思想与党内主流不合拍是由来已久的事。他不是中共党员,却始终是中共的战友。作为左翼作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在日本加入日共。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等党内文艺“理论权威”出面批判他时,仅仅是说他“反现实主义”,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已,文章毕竟还是在文艺范围内做,并没有同政治搞到一起。

鲁迅早就说过“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这次他果然咽不下这口乌气,遂自书三十万言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将对他的批判一一反驳,上书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主持公道,定夺此案。

但是胡风太天真了。在文艺方面,毛泽东认为他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期所作的“讲话”早已定了乾坤,文艺工作者只有照本宣科、按精神办事的份儿,岂能另起炉灶再搞一套。胡风那三十万言的意见,阐述的是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因“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而坐了七年牢的诗人绿原将它概述为:反对将文艺当作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标准第一”;反对文艺脱离历史真实,不同意“以歌颂光明为主”;反对把作家、艺术家当作宣传政策的工具、传声筒;主张以群众喜闻乐见作为审美标准。(注29:绿原《胡风与我》,刊《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这些见解与毛的《讲话》大相径庭,毛自然不容。何况当时尚无其他政治、思想领域的运动,毛正需要一个斗争的靶子。胡风不啻自己送上门来,于是毛立即就势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运动。

为了避免人们在文艺理论上争执不休,毛一开始就否定了《文艺报》编委为发表批判胡风材料而写的“按语”。康濯所起草的那个“按语”是根据周恩来的意思写的,主要批判胡风的“反动文艺观、世界观”。毛泽东一看便说:“要不得,不能用。胡风怎么只是个文艺观、世界观问题?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注30:康濯当时是作协书记处候补书记,《文艺报》执行编委,驻协会作家党支部书记。引文为康对作家古华的谈话,见古华《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剧》,载香港《争鸣》一九九一年五月号。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森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他自己熬了个通宵,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连同胡风的“罪行材料”交给《人民日报》发表。他无中生有地给胡风捏造了一大堆罪名:“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这样一来,胡风文艺观点的是非就无人再关心了,他那可能动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性的理论被封杀了,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的确,胡风是“延安讲话”发表以来唯一系统地向它挑战的人。胡风成了反革命份子,毛杀一儆百之计彻底成功,从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出笼了。

给人定罪要有材料,公安部采取全国统一行动,将凡与胡风有过同事、师生关系的人及有过书信来往的人,全都抄了家。从抄得的信件、日记里摘下片言只语,便足以给胡风定罪了。

为了搞臭胡风,中共当局曾不惜工本,将胡风的罪状编绘成连环画,以小人书的形式散发到千家万户(《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短短几个月发行了五百多万册)。

因为这是一场运动,人人都得表态。巴金回忆道:“人们劝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很不客气……”于是他也只好写几句,说鲁迅先生受了胡风的骗,说胡风“做贼心虚”云云。(注31: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有人因为写揭发文章对胡风骂得不够狠,只好再度写文章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份子打掩护。”郭沫若在胡风等人被捕后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会上则说:“以我个人来讲,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份子。我们可以说,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睡觉……鼻子不通,大中伤风。”(注32:《文艺报》一九五五年十一期第二十九页)

由于人们知道胡风与鲁迅有较深的友谊,而鲁迅又是被毛捧为圣人的人,为了剥掉胡风的老本,当局便将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弄出来,让她宣布:“鲁迅爱党爱人民,胡风反党反人民。划清界线,胡风绝无丝毫似鲁迅。胡风只不过是鲁迅的叛徒。”(注33:《文艺报》一九五五年二月号第三十五页)

毛称鲁迅“没有丝毫的媚骨”,当属客观,但这不等于鲁迅的妻子也如此。“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钟”。许广平不敢为其亡夫的故友胡风鸣冤叫屈,己够悲哀,还被逼着拿起小钟去敲那面破鼓,该是何等凄惨!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作协)按照党的指示,公布了一个《决议》,除了开除胡风的会籍外,还“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作必要的处理”。(注34:同32:)

“处理”是逮捕的代名词。由党的官员把持的作协出面向党“建议”逮捕其成员,虽有些不伦不类,但确实可以镇服所有的作家。批判胡风的高潮的一天夜里,胡风被黑布蒙上眼睛,被麻绳捆上双手,进了一所监狱。

胡风进了监狱,毛泽东钦定他有“可杀之罪”,但又认为“杀了不利”,饶了他一命。至于那该杀之罪究竟是什么,当局从来也没有向人民大众公布过。

其实,具体办案的政法人员早已明白胡风的冤枉,只是由于毛先将胡定了罪,他们便无法循法办事了。直到一九五七年四月,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到中国人民大学作报告,有人向他问到胡风时,他还这样回答:“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仅仅是因为“不虚心”,胡就得在监狱中(而且是在最易使人精神崩溃的单人牢房里)蹲下去。到了一九六五年,胡风已经蹲了十年冤狱,毛的“可杀之罪”已经明白成了笑料时,当局还为了毛的脸面而坚持要胡认罪。可是胡偏偏就是那么“鲠直”,就是不肯用认罪去换取宽大。他对被关押数年后获释前去探监的妻子说:“我何尝不知道大帽子底下过关的诀窍,但那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僵持了一阵之后,胡风终于未被宽大,此案以“十四年有期徒刑”告一段落。但判刑之后就将他释放回家(“监外执行”),了结此一公案。至于文革后他又重被收监,又关了十几年,那是另一段故事了。

为了证明胡风罪大恶极,便要炮制出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于是一大批党内外的干部和文艺界人士便遭了殃。一九八○年,中共给胡风平反的档说:此案“触及”了二千一百多人,逮捕九十三人,其中七十八年定为“胡风份子”。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彭柏山,早年在胡风鼓励下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后曾在狱中化名给鲁迅写了封信,经胡风认出笔迹,鲁迅嘱胡风按月寄钱、物到狱中给彭,直到三七年抗战彭获释为止。彭能文能武,身经百战,一九五二年自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副政委任上转业到上海。因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称赞了他,毛泽东亲自点名:“上海为什么不出彭柏山?”“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彭柏山”便被搞出来了。他原先所在的第二十四军也大搞了一阵肃反。他在湖南茶陵县老家的大哥受累被定为“坏份子”,于一九六○饿死;担任乡长的二哥则被开除了党籍。

关押了一年半后,实在找不出罪证,当局只得给彭按上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般份子’”的帽子,开除党籍,释放回家。一九六五年彭到了河南农学院,在图书馆中当资料员。文革中这种“份子”是跳不脱的,他在被打得体无完肤、头发被揪得剩不了几根之后,终于自杀。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思,一九四六年曾在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以后又去看望过胡一次。这时他也被抓起来“受审查”。他不像彭柏山拖到文化革命才自杀,他当时就服安眠药解脱了痛苦。

彭柏山、郑思与胡风相识,说他们是“反革命”,是“胡风份子”,多少总还有风影可捕可捉。可是,当年延安青年鲁黎同胡风从未谋面,只是他在延安写的一首名为《延安赞》的诗,经人推荐给胡风主编的杂志发表,他也就成了“胡风份子”。

胡风的妻子参与了三十万言书的抄写工作,当然地成了“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也坐了牢。

上海的名杂志编辑尚丁,作为上海市人民代表,白天还去视察了监狱,当夜却莫名其妙地被捕进了监狱,原因是他有几个过去的同事成了“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他也就被划进了“胡风集团”的圈圈。

三十年代起将小说投寄胡风主编的杂志而进入文坛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在一九五五年春节胡风已处于被批判状态时,他与朋友饮酒,还“祝胡风身体健康”。作为“胡风集团骨干份子”,他也进了监狱。在此之前,他先后蹲过几次监狱:一九三五年在北京读书时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由家人花钱保释;抗战未期被日本人捕去,直至日本投降才获释。但唯有这中共的监狱蹲得特别长,而且押了十年之后才判刑。

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的抗州诗人阿珑,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抗战中受过伤,后由其为周恩来秘书的朋友安排到过延安。以后他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多次将军事情报托胡风转故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女带到延安,直到国民党中央军校发通缉令要逮捕他才逃走。现在他成了“反动军官”兼“胡风份子”,判刑十二年,死于狱中。

胡风曾因不满足于看马列著作的译文,请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帮助查找原著,谢因而成为“胡风反革命份子”,坐牢二十二年。

作家路翎,不到二十岁就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财主的女儿们》,一九四八年一出版就销售一空。其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一九四六年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中共执政前他总共出版了计二百万字的小说集。由于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他在狱中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人们“在一条脏胡同裹,在大扫把扬起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首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著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注35:《新华文摘》一八五年第四期第一八五页。)

已有三十年中共党龄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是学者型的革命党人。他著过好几本书,其中《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一书曾为毛泽东称道。他虽与胡风没有关系,却因批评过毛泽东,也被打成“胡风份子”,同胡一样,关了十年黑牢之后才被判刑。当局也要他服罪以换取“从轻处理”,但他坚持“无罪可服”,一直坐完了他那十三年刑期。一九六八年刑满之时正值文革,他被留在狱中,直到病重才送回家。但家数口仅一间房,他无处栖身,不得已又拖着病躯自愿返回监狱,并死在那里。

一九四九年离台湾经香港北上的美学家吕荧,作为一名学者,本来无事,但在胡风等被捕后召开的文联大会上,主席郭沫若要求将胡“作为反革命份子依法处理”,他上台坐到郭和主持斗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中间,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不能说他是反革命”。这样,他也被扣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份子”的罪名。文革期间,他在劳改农场被宣布为“疯子”,从队长到歹徒都折磨他,凌辱、漫骂甚至殴打,几乎天天发生。他曾鼓励难友“要坚持信念”,人民是必胜的”,但自己却未能坚持下来,在病饿交迫下,他默默死于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掩盖他的一堆土旁立着一小块红砖,上面用粉笔写上“吕荧”二字。这就是他留在人间的一点记号。一个美学家死了,正如另一个“胡风集团骨干份子”、被迫害死去的作家阿珑的诗里所说的:“我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胡风案波及不大,不过“触及”了两千人而已,但这只是中共官方的说法。相比之下,当时作协的实际负责人之一康濯的数字可能更为可靠:“全国被清查、揪斗的达十余万人,被捕入狱的一万多人。有的人仅是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听过胡风的某次报告。”(注36:康濯当时是作协书记处候补书记,《文艺报》执行编委,驻协会作家党支部书记。引文为康对作家古华的谈话,见古华《一代革命作家的悲剧》,载香港《争鸣》一九九一年五月号。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森默涵对此的回忆载于《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毛泽东对胡风的历史所栽的赃,纯属他个人的忆造,他对胡的经历根本不了解。真正了解胡风的人是有的,这便是周恩来。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九千人被国民党人围剿、仅一千余人逃生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重庆捕捉亲共人士,周恩来及时派人送去路费,让胡风与别人一起到香港隐蔽。这一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军不敌日冠,香港沦陷,周又指示将他们无一遗漏地营救出来。当时国内气氛有所缓和,周指示胡风回到重庆,支持他向国民党登记出版杂志,以文艺为武器与国民党作合法斗争。现在共产党翻了身,胡风反倒被宣布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了。然而,周恩来不出来说话。他只做“中转站”,将毛的指示转给领导文艺界的周扬,自己不加工。不与毛正面冲突--这是周恩来在二十年前红军长征被期的遵义会议上被毛夺了军权,逐渐沦为毛的助手之后所采取的既定方针。这样就再也无人对胡风施以援手了。

周恩来对胡风也不是一点忙没帮。据康濯说,文革中胡风被重新判决,本拟判处死刑,“经过总理多方周旋,改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留作反面教材。”(注37:同注36)

胡风等“份子”入狱后,作家巴金曾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问了。”过了近三十年,他回忆当时的情景道:“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注38: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巴金将“反胡风集团”的运动和“反右”、文革相提并论,说他一想起这“三大运动”,“便不由得浑身战栗”,正是肺腑之言。在毛泽东统治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整罢一批人整另一批人,这一次不过是“轮到胡风倒楣”罢了。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说,一九五五年是毛泽东的一个大丰收年。“潘、杨集团”、“胡风集团”外加“肃反”,一大批各类“份子”被肃清,而且共产党似乎就要这样斗下去,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人们只是希望在下次的什么运动中,自己不会成为一名新的“份子”,哪里还敢对国是发表意见?巴金的“不敢做声”正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精神状态的写照。中国的知识界死气沈沈,似乎就要下去了。

第二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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