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 第三章:换调子“双百”出笼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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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4日讯】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由于陆定一代表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注2: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二六页。)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兴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当然,也有人在推敲陆氏讲话的真髓:“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虽然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可是它和政治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学术和政治当然不完全相同,可是只要“同阶级斗争密切有关”,而且政治问题仍然是个“不得入内”的禁区,那么陆氏所许诺的那么多自由就就都只是雾中楼台水中月,并无实际内容。

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从执政到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七年中,发起过不少批判运动,如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等等,无一不是将学术问题和政治搞在一锅里煮,结论则无一不用“阶级斗争”罩住了事。无论哪个问题,只要毛泽东发了言,其他人的不同观点就再无立之地,那个领域也就了无生气。学者们要么沉默,要么做释经家,当传声筒,决无自成一家之言的可能。譬如北京大学著名的美学教授朱光潜采取的是沉默办法。他自述道:“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像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注3:见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文泊的文章。)

教授可以在讲两门课之外保持沉默,作家除非改行,沈从文去搞文物,陈梦家去搞考古,沉默是不行的,结果只能当传声筒。作家李准一九七九年在《文艺研究》上著文说:“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传声筒,不能再当传声筒了。”这就是对那一状况的沉痛反省。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文学家就已经是传声筒了。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和“辩论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百家林立的局面。没有诸子百家,何来百家争鸣?然而,就在这种气氛下,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要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这真有点匪夷所思。所有的人都还记得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怎样靠丑化自己过的关,所有“知识份子成城”的地方都还弥漫着去年大规模肃反运动留下的杀气。创痛犹在,记忆犹新。对过去几年一个接一个全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运动不作一番清理,不给一个结论;对于无数被伤害的、被整死的无辜,没有一句反省,不显示一点歉意,知识份子们自然仍有余悸,不会因为党中央一个号召,宣传部长在大会上振臂一呼,专家教授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你争我鸣。牡丹芍药更不会自己从地底钻出来,争妍斗丽。

然而,这一次中共中央的态度又实在诚恳得很。中宣部长陆定一于七月二十日对出席会议的各省市管宣传、文化、教育的官员们大声呼吁,要他们让大家讲话:“人家不讲话,我们就耳不聪、目不明,再过几年就变成木乃伊了。”

无论什么话,多重复几遍总有用处。过去几年累积起来的疑惧逐渐消褪,气氛终于松动了。

虽然大多数人仍然保持沉默,但终于有人由于自身的善良,或是由于天生的健忘,或是由于练就的勇敢,或是架不住宣传机器的千呼万唤,或是抵不住“百花齐放”美丽的诱惑,跳出来喊叫了。

其实,记者刘宾雁早在中共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前就已经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所驱使,以“干预生活”为己任,独自行动起来。一九五六年二月间,他就已完成了一部中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文章批评了一个党的干部,此人为官的哲学是“最重要的就是领会领导意图”,“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刊登这篇文章的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四月号),秦兆阳主持的编辑部在该文前面的“编者按”中说:“我们期待这种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

编辑们没有失望,不久,这样的作品又出现了,只不过作者还是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及其它续篇相继在六月和十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着力描绘某省党报的一位女记者如何在在弥漫着官僚主义气息的环境中追求真理、主持正义。一年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一位干事姚文元批判这篇文章时是这样概括的:“整个报社的气氛十分暗淡。官僚主义如同一块大石一样压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总编辑陈立东……是一个压制任何合理的政见的独断独行的专制主义者。”姚的结论是,“作者带着深刻的嘲讽描绘这一切”。(注4:《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就一点而言,姚文元说的倒不错。刘宾雁的文章一改风行全国的用华丽的词藻颂扬执政者,用空洞的议论掩饰予盾和危机的文风,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比刘宾雁稍晚少许,王蒙将抨击北京一个中共区委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投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奏兆阳接到稿子后迅速行动,先嘱王蒙加以修改,而后自己又在王的二稿上作了改动,使批评官僚的意味更加强烈,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

这篇小说尽管暴露和鞭鞑的深刻不如一些文革后出世的作品,但当时却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数年后,一位西方人士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暴露文学”集成了一本名为《苦果--铁幕后知识份子的起义》的书,其中中国人的作品便是王蒙的这篇小说。其实,作者王蒙和编辑秦兆阳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不过是以知识份子的良知对党内的丑恶现象加以鞭鞑而已,同“起义”二字毫不相干。

小说发表后各报刊相断对此展开争论,连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都拨出了不少篇幅,刊登读者的评论。

前不久由于批判老学者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受到毛泽东夸奖、红透了半边天的青年学者李希凡,此时已从“小人物”(毛泽东语)升为中人物。他欲再立新功,便对王蒙这篇小说持批判态度,理由是“这种官僚主义满天飞的……党的区委会,在离开中央较远的地区……还有若干可能性,但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这是不能相信的”。(注5: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上海《文汇报》)

谁知他这回摸错了行情。毛泽东正欲鼓励百家争鸣,对李希凡的观点大不高兴,说:“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

对王蒙这篇小说展开的讨论倒是在大致无政治压力的情形下进行的,颇有点自由争鸣的味道。王、秦二人被打成右派以至受罪二十余年,那还是九个月以后的事。在一九五六年的秋天,他们却是为推动“百家争鸣”的方针立了功的。

天津戏曲学校校长、相声作家何迟也用他的作品“鸣”了一下。他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发表了一个相声《开会迷》,着力讽刺了一个“不吃饭不睡觉过得了,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的干部。譬如有一天他又召集会议,有人问:“讨论什么问题哪?”“讨论一百年后工人福利问题。”“一百年后的事,干嘛现在就讨论哪?”“要展望一下共产主义社会的美丽远景啊!”

这样的讽刺作品得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足见作家和编辑颇有点勇气。

不过勇敢的人毕竟太少,虽然有些搁笔多年的作家重拿起了笔,一些几年来不准上演的老戏又上了台,也有人敢说“不要谈什么主义,只要读者、观众欢迎,就该肯定它是好作品”了,但是就全国来说,知识界对中央的号召反应并不热烈。所谓“百家争鸣”,仅仅处于聊胜于无的状态。

为了创造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共于七月间通知两个多月前方被命令停刊的上海《文汇报》前社长徐铸成,要他带领原班人马复刊,办成一家以知识份子为对象的报纸。复刊后的《文汇报》虽不免仍要以贯彻中共的政策方针为办报主旨,但它毕竟与官气滞重的党报不同,受到知识份子的普遍欢迎,就制造宽松气氛而言,中共让它复刊的目的确实达到了。

对贯彻“双百方针”作了进一步推动的是九月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苏共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苏共又是各国共产党的当然带路人,于是反个人崇拜便成了中共八大上的主要议题。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修改党章,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删去,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

讲到这里,还得谈点历史。四十年代初,毛在党内的地位虽已高于周恩来及他人,但周的组织势力却大于他。毛欲成凌驾于众人的领袖,必得借助“思想”、“理论”,因为那正是周的短处。在刘少奇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之后,毛方从中共诸领袖中脱颖而出,所谓“朱、毛”、“毛、周”都不复存在,无人能与之比肩而立,他的领袖地位才最终奠定。从此中共就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了。

那个“毛泽东思想”,显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而不是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所解释的中共领导人大家(包括邓小平)的思想。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注6:《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一年第六期,《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可见毛并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别人的份。邓在六十年代文革中所写的检查中说,“我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也可做个辅证。要是毛泽东思想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有份,那“格格不入”又从何谈起?

可是,后来毛泽东觉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使人以为二者是不同的东西,于是在一九五四年批发文件通知全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注7: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五日中共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同注6。)所以要改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注8:同注7。)

所以,中共八大修改党章,删去“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党内高层无人提出异议,毛泽东本人也不好启齿反对。但这并不是因为毛要“把自己摆在马、恩、列、斯学生的地位,保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注9:一九五六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而是出于其谋略,否则无以解释为何四十年代他把提出“以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林彪定为接班人,独独在五十年代初那几年内表现出伟大的谦虚。

至于中共其他领导人,服膺苏共的程度比毛深,紧跟苏联老大哥的心态也比毛强烈,对毛大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做法更加认同。对他们来说,删除“毛泽东思想”一词就不是因为与马列主义同一,而是要执行“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了。(注10:一九五六年九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当时党内反对个人崇拜的风气之盛,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有一天举行文艺晚会,周恩来告诉到场的人:过一会毛主席来的时候不许鼓掌,谁鼓掌了下一次不发给晚会入场券。

在这种气候下,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基础动摇了。要巩固人人喊“毛主席万岁”的地位,必须抵抗对斯大林的批判浪潮。所以,他一九五六年四月间先后与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都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十月二十三日,他又接见苏联大使,明确表示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到了十一月三十日,他再次接见苏联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指斯大林)。”(注11:一九六八年二月北京《史学革命》编辑部出版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九二一--一九六七)》第一四八及一五二页。)

毛这些话,与其说是讲给苏联大使听的,还不如说是讲给中共同事们听的。但刘少奇等人不愿为此与苏共闹翻,他们不觉得批判斯大林对他们有什么威胁,对于毛急于肯定斯大林的做法不予响应。这样,毛只得忍受,待日后再求翻身。

毛当时忍辱,日后处心积虑翻案,乃至发动文化革命,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方针,在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他终于成功地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将这一条重新写入了党章。

如果“毛泽东思想”果真如邓小平来解释的那样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邓与刘少奇合伙在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上将它从党章中删去,便不仅是一项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而且毛藉文革来“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无可厚非,刘、邓对这场浩劫之发生也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了。

由于“斯大林爷爷”被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特别是在三十年代苏共肃反期间滥杀无辜的罪恶被揭露,使到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是金科玉律的毛泽东也不再是圣明,中共党员(当然更包括普通人)不再有义务学习他的思想,敏感的知识界自然感觉到了春意。至于中央所许诺的“自由”,那是他们一直向往的。但由于共产党所执政时知识份子已经失望过一次,所以一九五六年中共主动谈论“自由”时,大多数人心裹虽然痒痒的,但乃缺乏刘宾雁、王蒙、秦兆阳那份勇气,于是只是观望、等待着。

本来,毛泽东统治中国七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只要他在位,中国决无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之可能。只是相当多的人头脑不清醒,没能看得分明而已。

这里有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为何物。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海文化界在报上讨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中央宣传部分管电影工作的钟惦非写了一篇题为《电影的锣鼓》的评论文章,披露四年来国产电影有百分之七十不受人民欢迎,收不回成本。他以为问题征结是把中共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变成了拍“工农兵电影”,领导电影业的中共官员作年度拍摄计划时,往往先“规定题材比例:工业,十个;工农十五个,以及如此等等”。此外,剧本的稿费,导演的酬金等,通通要呈请电影事业管理局批准,“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注12:《文艺报》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三期。)该文本意在探讨如何使电影事业繁荣,实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可是在毛泽东看来,这已经属于大逆不道了。钟被毛点名批判,以后成为右派大军中的一员,吃尽了人间之苦。他的妻子拖着一群未成年的子女,过了二十多年赤贫的生活。

四川的年青诗人流沙河写了一组托物咏怀的散文诗《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诗刊一九五七年一月号上,结果很快就招来围攻。诗中写了“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本意是鄙视趋焱附势的小人,批判者却一口咬定他咒骂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说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诬蔑”。诗中说梅花“把自己许给了冬天的白雪”,结果被批为有“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回来复辟。四川省文联的党委领导甚至说:“我一看见《草本篇》就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注13: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上海《文汇报》。)

在全国性的批判围剿之下,流沙河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他虽然挺了下来,但数月后中共“反右”,《星星》诗刊编辑部连他在内四个人,统统被扣上“右派”帽子,分头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去了。

由此可知,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和那批以整人为变事的各级干部的控制下,百花是无法生存的,百家争鸣更是痴人说梦。

其实,即使对钟惦非、流沙河不进行围剿,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会有积极的成就。这应是意料中的事。过去几年中,艺术家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除了唱唱时代曲没有危险外,其余的创作动不动就犯忌,时间一长,肚子也就空了。正如名作家巴金所说:“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来。”(注14: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期,巴金《怀念胡风》。)

科学家们绝大多数都与欧美有联系,将大量精力用于清理自己的“反动思想”,徒有著书立说之志,笔底流不出墨水。大家即使愿意争鸣也鸣不出声,热闹不起来。科学创新、文艺创作,不能一蹴而就;没有宽松、自由的气氛,没有活泼的思想交锋,一切都无从谈起。正如朱潜教授,由于中共许诺诸多“自由”,允许“百家争鸣”,使他“松了一大口气”,并且“喜形于色”,觉得“还可以趁有用的余年在学术上为大家一样心爱的祖国出一把力”,可实际上却会不出什么学术成果问世。这本是毛泽东执政七年中的一系列批判运动造成的直接后果。要是毛真有推行“双百方针”的愿望,那么持之以恒,假以时日,不断地改善政治空气,检讨过去的劣迹,使知识界生活在宽松的环境里,而不是生活在口号的世界中,三五年后情形可能会大变。那时中国各行各界都可能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国家也可能从此走向大治。

可是,毛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习惯于过平静的生活。他既不愿意做周恩来那种婆婆妈妈的家务事,也对刘、邓那种具体的党务人事不感兴趣。他向来热衷于指挥大军叱咤风云,一年不搞运动便觉难耐,岂能坐等三五年!“桃三李四杏五年,枣子当年好卖钱。”他没有耐心栽苗浇水,种桃植杏,也明白诗歌小说、科学发明靠打板子打不出来,索性换个调子,另辟蹊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决定另搞一场政治性的运动,让全国人民帮共产党“整风”(整顿作风)。此时距陆定一向全国宣布实行“双百方针”刚半年。毛说:“我们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运动”,“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贪污浪费以及下边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注15: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

从他宣布的内容来看,这运动是针对党的干部,旨在改进党的作风的,怎么会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开始整风,到六月初就演变成一场酷烈的、导致百万知识份子家破人亡的“反右派斗争”了呢?

我们不妨对历史回顾一番。

毛泽东搞整风,这不是头一遭,历史上有案可查。整风即整人,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延安整风”就可以用这几个字概括。那年三月,整风开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王实味就在壁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鼓吹党内民主。党内同情其观点的人相当多,看壁报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上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人们像赶庙会一样前去观看。但好景不常,一天晚上,毛泽东去看了壁报,回来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的鸣放就此结束,以后便是拿他开刀。一开始还只说要纠正王实味带头刮起的小资产阶级歪风,要求他改变立场。随后将他与有类似点的人区别开,以便孤立、打击他这个闹事的。

五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由毛和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反对毛上台、攻击毛“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懂点孙子兵法罢了”的凯丰(何克全,政治局候补委员)共同主持。会议期间毛作了那个成为日后文学艺术工作者金科玉律的“讲话”,对王实味的“资产阶级文艺观”作了批评。

领导延安整风的是一个“学习委员会”,毛泽东自任主任,控制特工系统的康生任副主任。这个委员会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拥有随意逮捕人的权力,可见“学习委员会”管的并不是学习。本来,王未被视作敌人,但康生插手此此事后就不同了。六月,王被定为“托洛茨基份子”;十月被开除出党,批评改为批斗。其时,毛的助手陈伯达发明了一个新的斗争术--将王实味骂成“王尿味”。

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一夜间抓了二百多名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罪名是“特务”、“汉奸”、“叛徒”和“托派份子”,王实味亦在此列。以后越抓越多,到了七月,康生召开紧急大会,说已有四百五十名特务坦白交待,号召其他稳瞒了历史的“失足者”赶快坦白。

一九五七年也成为右派的女作家陈学昭后来这样回忆延安整风的情形:一天“突然气氛紧张起来了,叫我去参加(《解放日报》)报社和新华社一起召开的一次抢救大会,号召人们上台去坦白。有人上台去坦白自己是特务。上台坦白的人接连不断。”(注16:《江南》一九九○年第五期。)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胡乱说自己是特务呢?因为共产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一套很厉害,要是你不“坦白”,当局说你是特务,你拒不承认,那便是“抗拒”,要从严处理,一旦“从严”,那是要掉脑袋的。所以还是先“坦白”,保住脑袋再说,以后慢慢再甄别平反也不迟。要说这是“活命哲学”也可以,反正是行之有效的好法子。譬如,要是邓小平抗拒文化革命,拒写“求不翻案”的检讨,他大概也就和刘少奇一样,在六十年代就结束生命历程,没机会搞后来的改革了。

总而言之,虱子抓得越多越高兴。一时间延安特务多如牛毛,造成了恐怖气氛。欲知如何恐怖,可见以下二例。

曾在北京的大学里教书的中共老党员齐燕铭带了三个女儿到延安,三个都被当作特务嫌犯扣住,逼令“交待”。主事者将其七岁女儿的头绑在窗台上说:“交待出来,我给你上伙房打碗羊肉吃。”

在这种气氛下,经不起冤屈、折磨的,只有另求解脱之道。仅延安一地,就有五六十人自杀身亡。(注17: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三七页。)

本书作者一位朋友的父亲,当时还是“小鬼”。一天晚上,上级给他一把大刀,指著被关押的一大屋子各类嫌犯说:“要是谁敢逃,你就劈了他!”

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进延安前夕,王实味被押撤离,到达晋北根据地后不久被杀。同一批被处死的还有晋绥《抗战日报》发行部主任蔺克对等。

王实味及其妻子均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浪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王与胡风还是同班同学),不过在整风中鸣放了几句,他就被“自己人”处死了。

由于毛泽东指示过,对王“不要放也不要杀”,所以听说下面自作主张杀人后颇有点恼火。但有一点是亳无疑问的:他认为王的鸣放越出了允许的界限,属于造反行为,必须严惩。至于罪名,在那个不讲法律的天地里是最好办的,随便按一顶帽子即妥。毛直到一九六二年还恨恨地提到王实味,说他“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来把他抓起来,杀掉了。”(注18: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过,中共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倒没有给王实味栽上“国民党探子”的赃。他只说王“王写大字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而已,(注19: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刘少奇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似乎不赞成把王往国民党那边扯。

毛泽东所提到的那篇“诬蔑共产党”的《野百合花》里,送了王实味的命其实只是几句抨击党内不平等的“牢骚”而已:“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他还特地说明自己也是吃小灶的,“葡萄并不酸”。此外,又讲到“学生出身”的青年,“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

王实味对革命的“攻击”仅及于此,而且他也没有停留在“攻击”上。他指出:“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本质,合理地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

其实,对于打着“共产”旗帜的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平等,并不是王实味一人不满。女作家丁玲在她那篇也使她挨了整的短文《三八节有感》中,是这样提到妇女在延安这个“革命摇篮”里遭遇的不平等的:“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里,抱在褓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时至今日,人们对执政以后的共产党官员享受特权的情形已十分清楚,同花园洋房与三代合居的土屋之间的差异相比,花绒布与脏布片的不平等就根本不算一回事了。因此,人们或会认为王、丁二人是小题大做,而且的确有平均主义在作怪。褓姆缺乏,不能将所有的革命后代都照顾周全,高级首长的孩子被优先看护,这是任何队伍都免不了的“不平等”现象。只是由于王、丁二人是怀着纯洁的共产主义理想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份子,他们以为到了延安就是到了一个大同世界,不明白他们所向往的不过是一个理想中的世界已。如果他们有错,则只错在把共产党的革命想像得太美好太浪漫了而已。

但共产党又必须打“共产”、“平等”、“平均”旗帜,丢了这面旗,便会失去号召力。所以共产党最忌讳“不平等”三个字。只怪它的领袖们一方面有革命理想,另一方面也是活人,在物资匮乏、只充许少数人过像样的生活时,将物资首先分给他们自己也是自然的。文革中为了搞臭刘少奇,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将刘的“罪行材料”向全国散发,弄得全国上下都知道刘少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乃然吃鸡。作为倒刘的主谋,毛泽东看到那个材料应当不太愉快,因为他在延安也是吃鸡的人物。虽然陈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释过毛主席吃鸡是党中央的决定,并不是他个人要吃的(大意)。但“食分五等”总不能说是共产革命队伍的光荣。反观国民党,它本来就反对“共产”,所以就不用顾忌这一点,不必在“平等”二字上纠缠。

毛泽东心知光凭《野百合花》里那几句话就给王实味扣上“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帽子难服人心,于是遂有“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一说。但他又表示不赞成杀王,王之被杀的确也与他无关。但他忘了,他宣布了王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而探子们都是该杀的。由此可见,对于王实味一案,他无法自圆其说。

延安整风、审干(审查干部),最初抓出来的“国民党特务”、“内奸”,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冤枉的。刘少奇五十年代为延安整风辩护时竟说那百分之九十五被整错了的人“多多少少是有错误的。那时那么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老实说,有的人戴上个帽子不冤枉,你有那么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嘛!”(注20:同注19。)有“资产阶级思想”就可以关押起来,扣上一顶“特务”、“内奸”的帽子狠整一通,可见远在中共进城执政前,知识份子就已经是中共的运动靶子了。

其实,那么多人被关押审查,并非因为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因为各部门都要抓个“特务”出来报成绩。譬如舒群是当时延安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第四版(文艺版)的编辑。他当时也是被“揪出来”的“特务”。四十年后,他这样回忆道:“……组织上决定我去主编第四版。在这期间,我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接触……”整风中,“起先,我以为我认识毛主席,也认识康生,他们都了解我,大概我本人不会有什么事。可是……我无故被停了职……因为各部门都搞得热火朝天,只有副刊部还没有抓出一个‘特务’来。……随后,我被当作‘双料特(务)赚(疑犯)’打入水中。…… 明明要革命,却变成了‘特务’。我百思不得其解……被迫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注21:《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第九十至九十六页。)

像那百分之九十五中的其他人一样,舒群在一年后获得甄别平反。不过,到了一九五八年,他成了“反党份子”,这回是二十年大难不死获平反。

到于剩下那百分之五被认为没有整错的,被枪毙、砍头、活理了的,也未必是“国民党特务”。他们在整风中被消灭,只是因为他们是知识份子,首先成为怀疑对像罢了。例如北京大学女学生陶凯孙及其已入了中国藉的朝鲜人丈夫金文哲,他们全力为中共搞地下工作,儿子一出生便送给了人。抗战后不久,二人到达延安,一九三八年春一并失踪,随之被康生宣布为敌人,秘密处决,死时仅二十七、二十八岁。(注2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三十四页。)他们中共处决的自己人中的典型。直到一九八二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属的申诉,复查后宣布“这是一起冤案”。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要是将延安整风时处决了的“特务”、“内奸”们一一复查,很可能大多是冤案。

不仅延安地区,中共在各根据地搞的整风都是这样胡抓乱杀。亲身参加了冀南区(河北南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女作家刘真这样回忆道:“在打骂、吼叫、种种花样的肉刑中,冀南整风大队三个小队几百名干部百分之八十都成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有的是双料特务,还有‘灯下黑’即被怀疑成特务的人。不断的有人跳崖自杀,山上山下一片恐怖……冀南行署主任刘建章也被打成了特务。他死也不承认,被拉出去假枪毙……”(注23:刘真,《太行山的整风运动》,香港《开放》杂志一九九三年五月号第一○一页。)

提到延安整风,不仅知识份子,连很多老干部也深恶痛绝。一九六七年二月,文化革命搞得热火朝天,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上,副总理陈毅针对许多人挨整的情形提到了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走进毛的书房,向他汇报。当毛听到陈毅这段议论时,立即勃然大怒:“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注24:《历史在这裹沉思》第二卷第六十七至七十页。)(王明直到整风前还是唯一有力量和毛争首席的莫斯科派人物,他给党校学生讲联共(苏共)党史课时.掌声不绝。康生还带领学生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负责人项英被打死后,王在军中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在四二年整风后被毛变相软禁,脱离了党的核心。)由毛的激烈反应,也证实了延安整风的对像是王明及其支持者。所谓“王明路线”时期,王明只是在苏联遥控,真正干事的是博古和周恩来。博古在遵义会议中下台,周恩来则因及时转向、反戈而被“团结”、留任。既然王明路线周恩来有份,他就非检讨以求过关不可。这也就是陈毅说周在延安整风中“挨整”的缘由。延安整风连着毛的神经中枢,陈毅那一番话促使毛迅速反应,当即作出了反击“二月送流”的决定,将陈毅等副总理、元帅送上了斗争台。

知道了这段历史,再来看一九五七年的整风-鸣放-反右,事情就容易理解了。

第三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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