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报导】（中央社记者任纹仪台北特稿）今年以来，由于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日两国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中国仇日情节及日本反中情绪一触即发，但随着两国经贸持续往来，两强对立格局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在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经济背景因素下，中日关系一直是相当敏感的问题。近年来，中日关系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区隔，经济方面，中日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去年双方贸易总额将近两千亿美元，但政治关系却陷入谷底，呈现出“政治冷、经济热”的极端发展。
辅仁大学日文系系主任何思慎接受访问时表示，中日关系具有结构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关系，还有近代以来两国错综复杂的历史。
日本于一九七二年与中国建交后，基于当时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以及自从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对中国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这些因素使得中日两国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关系并未浮出台面。
但从一九九零年起，中日关系开始发生质变。何思慎分析，冷战结束后，美国强化日本在区域安全和军事的角色，以及日本希望恢复成为“正常国家”，中国感受到美日两国联手在东亚地区遏制中国的趋势。
同时，曾在中日关系中扮演重要润滑剂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近年来被日本政府提出来检讨，希望逐年降低对中国经济援助，预计二零零八年完全终止。
何思慎预期，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可能从合作关系转变为竞合关系，这将结构性改变中日关系架构。
何思慎认为，中日地缘政治上的冲突能否解决，主要在于中国的一念之间，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变成不满意现状的区域大国，将在区域安全上出现威胁，美日同盟架构或许将成为中日冲突的导火线。
中日两国由于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台、东海油气问题等龃龉不断，今年以来日本官方授权民间开发东海油源、将钓鱼台灯塔收归国有、计划二零零八年将终止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台海和平对话列入美日安保共同战略目标、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更加深中日两国冲突。
台大政治系教授杨永明认为，中日两国的实质问题包括历史、政治制度、美日安保以及中日同时崛起于东亚政治版图所产生的竞争关系等四个层面。
他说，近年来中日高层互访减少，最近一次是中国副总理吴仪取消与小泉会面，于是双方仅能透过区域会议进行双边会谈，维持两国官员互动，但互动过程依然行礼如仪，对于实质问题未有太多的讨论。
中共胡温体制全面掌权后，中国对外采取积极的区域政策，分别与周边的印度、俄罗斯、南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积极互动，包括寻求建立双边的自由贸易区或解决领土问题。相对而言，对日关系在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极为特殊。
学者分析，中日间因历史、美国、相互权力竞争等因素已有“对上头的感觉”，但彼此间也认知到，中国市场对日本很重要，日本的投资及技术对中国极为关键，双方也了解中日所涉政治问题无法立即解决，但也不愿因此影响彼此的利益。
杨永明分析，近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处理对日关系的态度是：“当某些议题比较激烈或引起注意时，在国内压力及相互竞争下，比较会采取直接对抗，但不愿立即改善，而是将问题突显出来。”
杨永明的看法是，过去中国对日关系上大多“息事宁人”，但现在则是将问题点出来，同时不希望问题继续恶化或变得不可收拾，影响中日双边经贸关系及区域问题。
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在日本刊物“中央公论”中提出美国对最近中日关系的忧虑。他认为，虽然中国在战略上了解中日冲突可能不利于两国发展，但中国对日政策缺乏一致性方向，内部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显示胡温体制在对日关系上还未调整出方向。
观察现阶段中国对日政策，阿米塔吉认为，“从美国角度看来，中国的态度有分裂的迹象，似乎心乱了，难以决定什么才是正确的做法。”
何思慎说，中国派出最优秀外交官王毅出使日本，反映中国重视对日关系，但今年以来两国发生一连串事件，显示中国对日外交上，胡温体制还在鹰派与鸽派势力中拉扯。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共不仅是以反日起家，更经常将内部问题焦点转移至外部目标上，藉由激发民族主义转化内部政经压力，因此中日关系似乎很难乐观。
中日两国虽然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日本体认到中国快速崛起的必然趋势，中国也认知到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仍会影响大陆经济改革，因此双方应以全新的战略视野，在现实环境中重新思考关系定位，进一步在东亚稳定与和平共处中达成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