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七章:“党天下”识者诟病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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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中共于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注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 注2: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湖北省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湖北支部主任委员马哲民则批评道:“中共不少领导同志……认为目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他们俨然为‘天生的圣人’。这就等于基督教徒说‘我代表上帝’了。”(注3: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

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略举一二事例:

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然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宪法规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肃反”表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都有权以党的名义,限制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大字报还提出:“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让人民享受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充份保障。”(注4: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国往何处去》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页。)

竟见虽然尖锐,却只是泛泛而谈。相比之下,《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而且口气颇有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一九五六月一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注5: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储氏提出此问题,实在是因为他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说过在“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并没说社会主义不搞一党专政,而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刘少奇企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推迟进入社会主义,被毛批了一通。到了一九五六年消灭了全部私营企业,农民也已将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变成了只凭“劳动工分”吃饭的合作社社员。中共正式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将那些党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会”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细察储氏的历史,他并不傻。他在此发问,也许只是明知故问,为了向毛、周二人挑战。一九四七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就曾在其主持的《观察》杂志上著文说:“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说,今日共产党大叫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国的纷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他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也从来不欢迎共产党上台。他说:“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份子……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6: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转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报》。)

由于他的杂志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为特约军事记者、实为周恩来手下秘密工作人员的撰稿人的文章,报道国共战事,气得蒋介石大骂:“报上都登了,还打什么仗?”(注7: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民党封了他的《观察》杂志,将储氏逼上梁山,采取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

中共本来说执政后将成立“联合政府”,但当时并没有说明如何个“联合”法。现在给“民主党派”人士几个部长当,已经够客气了。中共并未食言,只是这些“民主党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以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们平起平坐了。贼船是这班知识份子自己爬上去的,这就是为何毛泽东对他们说“你们是上了贼船了”的时候,颇为蔑视这班人的缘故。

对储安平的说法表示赞同的人颇为不少,如《中国青年报》记者詹寰就说:“共产党就是党天下,没办法,这是根本制度问题,我完全同意储安平的竟见!”“共产党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有党无政!”(注8: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竟见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返国后参加大革命,北伐期间曾具有国共双重党籍。他是一个社会主者,但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他主张“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相结合”,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有加上英美的议会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注9: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人民日报》。)几年来,他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共产党专政的既成事实,现在似乎看到转机,便提出搞“政治设计院”的主张:“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注1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有些人则不谈大事,只用具体事例表明其不满。如国家计量局副局长严希纯(致公党成员)这样批评中共:“不管党员称职不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这样作,是不能使非党人士心服的。”(注1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民盟广州市主任委员梁若尘以广州市博物馆为例说,全馆仅一个人事干部是党员,他便成了整个博物馆的实际领导人,但他对文物史料一窍不通,因此大大妨碍了工作。

电力工业部工程师张金堂也用实例说明中共对非党人士之不信任:“云南烧坏了发电机,请了十个工程师去作决定,结论是技术操作上的错误,十个工程师都签了字。但十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党员,因而领导上不相信这个决定,结果还是把运行人员逮捕了。”(注1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更多的人不似储安平以“党天下”概括共产党控制整个社会的现状,但用词同样激烈,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鸣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注13: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戴占奎所言,正是中央林业科学研究所鸣放期间的主题。该所办公室主任两年前强奸了其家中女佣,所的党支部不依法行事,却只召开党内会议,给了那人一个“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了事,办公室主任的官还可照当,而且替他保密,不让党外群众知道。鸣放中,群众得知此事,便贴出无数大字报,将批评矛头对准了包庇罪犯的党支部。(注14:香港自联出版社印行《鸣放回忆》第七十九页。)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贴出的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由二十二人署名,内容也是说校人事科长利用职权,威胁利诱并施,奸污女助教、女学生,而校党委熟视无睹,千方百计包庇,任其“在我们新中国神圣的高等学府中为非作歹”。(注15:林学政《阳谋》,《从大陆看大陆》第一一二页。)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注16:同注1。)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注1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戟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注18: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傅信没有举例,但国务院参事徐行之则讲得很具体:“北京医院专门给七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看病,这种照顾也是应当的。但是有些高级干部的家属也去享受公费医疗的优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五个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为天刚冷就干脆把自己的父亲母亲送到医院住院了。”(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外贸部民主建国会副主任毛宗尧也是就事论事:“生活上,干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样,经理的褓姆一人一间房,而一般干部是三代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对面的空房空了几个月也不让我住进去。……党员干部坐转椅,非党干部坐硬板凳。一样的科员,但是屁股不一样。常言说:‘菩萨庙里的菩萨怎么坏的,就是被捧坏的。’”(注20: 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二○六页。)

由于共产党声称与各党派“互相监督,长期共存”,实际上却将各党派视作可任意摆布的棋子,那些党派的人士长期敢怒而不敢言,现在得到机会,便把闷气大大地放了一通。们平素最深恶痛绝的是共产党派遣党员到各党派中去担任领导职务,把持各党派的活动。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便说:“共产党派党员参加民主党派,是封建王朝稍有头脑的政治家所不敢的。”当时各党派被控制到这地步,以至欲使用一名工作人员也须由中共统战部派遣或经其批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言温和,但也提到九三学社内的职员问题困难重重:“社内所中意的人选,统战部不派,这样如何才能使本社社员安心工作?”

中共这样做,自有其理由。“新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拿政府的工资,民主党派录用员工,薪水却要从政府支取,政府自然不能不闻不问就照单全收,一定要从中挑选可靠的。中共的统战部虽然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但中共本无党政分家的概念,为了管理方便,就让统战部审查、控制各党派人员录用,实在是自然得很。所以,民主党派不幸要从共产党管理的荷包里拿饭钱,想独立也无从谈起。

这些党派在国民党时代经济上是独立的,不需按月到政府那里去支取薪水。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它们也就独立于政府之外,而不是执政者的附庸。由于鼓吹实行民主政治,说它们是“民主党派”也还恰当。但如今共产党执政,号称实行社会主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么都是“国家”的。共产党控制了国家,当然也就控制了这些政党。说这些党派是“民主党派”,早已名不符实,共产党尊称其为“民主党派”,只是照顾历史,兼为自己增添些民主色彩而已。

毛泽东拜斯大林为师,建立了一个集全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政府,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统治者,然后将这种一切归政府所有,而政府的一切又由共产党安排的制度定义为“社会主义民主”,这与他执政前所主张的“人民民主”已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共产党不让其他小党派参政已有违其执政前建立“联合政府”的许诺,它在各党派中安插不暴露真实身份的“地下党员”,更是自打其“互相监督”的耳光。而各党派对其组织内何人系中共秘密党员只能臆测,平白生出许多矛盾,积怨已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罗隆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共产党员退出民盟,当时未有结果。现在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张云川便把问题点明了:“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将盟内还未公开的党员身份公开,看看他们的作法如何,以便互相监督。”

名作家肃干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民盟成员的牢骚:“从政治鉴定,评级评薪,到领结婚登记的证明书,孩子能不能进机关的托儿所,都掌握在人事科手里(各单位人事科均由党员把持--引者),还谈什么互相监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认为,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中共又实行保密制度,使各党派无消息来源,根本无法与共产党“互相监督”。他要求中共允许民主党派建立一个足以与共产党的新华通讯社竞争的通讯社,并解除实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互相监督”之不实。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但是不久他又出来,而且恢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注2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局委员严信民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意味着共产党与各党派平等相处,可是“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离事实上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注22: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对于这个“互相监督”,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艾玮生(民盟成员)则真截了当地说:“当前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互相监督是解释不通的。”“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譬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文件上改几个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注23:)

民主党派人士都是自视才高的知识份子,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确也有很多设想,对于“只能施工,不能设计”,充当政治花瓶,自然不满。如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松亭就发骚说,“政府把他和达浦生(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注24: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可是,不满归不满,“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他们每月要从共产党那里支取薪水,除了跟着指挥棒转外,实在也无他路可走。于是便出现章伯钧所说的现象:“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协、人代会上的发言异口同声,千篇一律,直正的意见得不到发表,不满意的意见不敢讲。”民盟女中央委员周颖则说得更坦率:“民主党派的工作只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

章、周二人只觉得“异口同声,千篇一律”不正常,却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蓄意造成的。毛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露骨地说出了他对付民主党派人士的办法:“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份之一,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注25:引自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的《学习资料》第二册(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五页。)他将那些人安置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位子上,只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只是叫他们举手。所谓“人民民主”、“互相监督”,不过是赶时髦,贴个现代标签罢了。

“民主人士”中有善于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人,但也有很多颇想干些事业的。这些人对于有职无权的处境便深为不满。

原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华中剿共副总司令张轸,思想一贯左倾,身在曹营心在汉,加上其年方十八岁的夫人与中共有秘密接触,在她说服、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与中共接上了头。一九四八年他率兵到湖北即宣布起义。随后湖南的程潜、陈明仁亦起义,国民党在华中遂崩溃瓦解。有此巨功,解放后张被任命为河南省副省长,并被授予国家一级解放勋章。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他的日子过得却很不如意。党号召整风,他这样“鸣放”道:“我告诉朋友,‘我是个党外人,做挂名的副省长里面的一个,是个闲散的人,称不上官僚。’”“遇着党员要低头,开起会来是凑数的木偶,所发表的讲话,是党拟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读,或不须经过照读的麻烦,党就在报上替代发表了……官都不成为官,僚是潦倒的潦……”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自己的处境:“有一次,由于初次不了解党的规矩,在会的讲台上,我以为我是副省长,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哪知领导干部指责我:‘哪个排定你站在这里的?这里是省委书记、省长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随便乱站,破坏会场秩序,是犯错误的。’我就知趣后退向台下走,那干部如巨雷一声喊道:‘张同志你走到哪里去?你发态吗?你真不进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注26:见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页。)

其实,有职无权的花瓶并不只是副省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过去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不肯做官。中共执政后,他在周恩来的劝说下终于同意出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他年过古稀而当官,连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这样回答子女:“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注27:《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一七三页。)他自以为做了“人民的官”,其实是一厢情愿。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张全国各省工业厅厅长的名单,遭到拒绝,理由是“保密”。贵为副总理、部长尚且有此遭遇,一般人的处境和所谓“联合政府”是怎么回事,就更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业部林业经营司副司长张楚宝是九三学社成员,有一次司内开会,身为共产党员的司长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公文你要先看,你是正司长?你是共产党员吗?”张不敢顶撞,只是在鸣放时诉了一下苦,说“这些都使我情绪消极”。(注28: 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陕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史教授王尊一是位七十高龄的老学者,他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时反右已经开始,文章就成了罪证: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统治权在蒙古人手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汉人官品低,满官有职有权,汉官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即使党外人士任了正职,也一样是有职无权。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是长期“左倾”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为“统战”计,中共给了他一个部长的头衔,但往往部内的事下边的党员司、局长都已经知道了,他还不知道。他批准成立一个教育科,可是管事的党员副处长不同意,结果便无法成立。当他不同意开除一个人时,监察室一位党员副主任坚持要开除,结果便开除了。他在局长会议上作报告,只能照本宣科,念完才能谈点他自己的意见。部内有些事务干脆先由党员副部长签完字再交给他个押,自是履行了手续。(注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又如上海一间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因公外出,事先贴出告示,说在他离职期间“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等于公开声明校长是个傀儡。天津市有间医院,院长非共产党员,副院长却是党员。此副院长常未经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院长批评他时他竟答道:“有什么事,我负责好了。”院长自知本人的地位,只好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民主党派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轮流执政”的意见自然就提了出来。不过,各党派的领导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那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弘、陈铭枢、章乃器等所有“国家级”的大右派分子无一人主张“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注30: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提出类似意见还有一些,譬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区委组织部干事韩克才就有“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回来”的议论。四川重庆西南农学院教授李友霖在该校的座谈会上亦公开表示:“共产党中央不改变政策(的话),我就拥护第三党出来执政。”(注3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另一位明确主张“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的是河南省洛阳市九三学庄的梁中康。(注32: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河南日报》。)

没有人公开主张让台湾的国民党上台,但太原铁路局技术员王少英却这样放出了他的主张:“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注33:一弓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鸣放选萃》第二九四页。)

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写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注34: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这个意见太致命了,所以当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公开呼吁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提议成立劳动党,走印度尼赫鲁的中立路线后没多久,中共就将他抓了起来。这位老学者很快就死在劳改营里。

徐教授之死,原因恐怕不仅在于他建议成立劳动党,还在于他在清华大学党委邀请的座谈会上“不揣冒昧,建议(中共)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个学说都不能包括全部的真理。”因此他主张“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注3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徐教授不久前方自美国归来,他之所以敢如此“冒昧”要中共废止其指导思想,也许是因为他在国外呆得太久,以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语论自由,不会因言获罪;也许他以为他是做过毛泽东老师的徐特立的近亲,说话可以随便些。总之,他要是对中共多了解一些再鸣放,是不致惹上杀身之祸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当年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代表中央宣布“双百”方针整整三十年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这段历史作了这样的回顾:“一九五七年四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以‘轮流坐庄’取代共笙党的领导。……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失败了。”

党外人士并没有“妄图”取代共产党,即使有这么几个人“妄图”如此,也不过是读书人的臆想,中共本不必将其呓语当真。然而它不仅当真,而且草木皆兵,以为执政地位受到威胁,匆匆实行镇压,还抓了上百万从未对执政问题置一词的人陪绑,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

大多数人在鸣放中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的很少。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本人的虽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对毛个人的修养、品质抨击了一番:“凡是旧创造者,执国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宁,察而不周;自然为党见与感情所沸动,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难以制止。”“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什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什么经验……这些多余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着,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注36:同注26:第十至十一页。)

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对毛作如是批评,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养,可以说只有陈氏一人,陈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实属必然。七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从此陈铭枢这个人就在政坛消失了。

  
第七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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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 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1)
  •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 ,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回圈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物件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 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后的当年,毛泽东自负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说:"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再次得意地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匈牙利没有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 一九六七年初,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倒台已成定局,举国遍地都是“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大字标语。六日,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致参与上海夺权的造反团体的贺电。全国各地的中共省委相继垮台,省委第一书记几乎都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代理人”,揪上斗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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