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八章: 数弊政举国放言

丁抒
    人气: 21
【字号】    
   标签: tags: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二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北京开会,放出了不少言论。新华通讯社记者邹震说:“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剥夺了……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认为报纸成了“布告牌、留声机、翻版书”,新闻工作者没法独立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员莫如俭说:“党委认为报纸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所以讲党性,过分强调报纸是教科书,总是自上而下地传达命令。……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文汇报》记者杨重野说:“解放后许多记者不写新闻,是因为新华社统一发稿。新华社这么一统,各报记者就没事做了,文风也变了,新闻的写法都是老一套。”杨还批评新闻记者协会是“新闻记者首长协会”,因为其负责人全是“首长”,没一个编辑、记者。

由于各省的报纸都是党报,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河北日报》编辑于山提出了在全省办两家报纸唱对台戏竞争的主张。

铁道部的《人民铁道报》副总编辑范四天认为共产党是“官方”,报纸不应代表“官方”,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为群众与论机关”了。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批评“有些党委把报纸看成下达自己的命令和意见的工具,忘记了报纸还是人民获得知识和消息的东西”;“有一个报纸要办个文艺副刊,党委不同意,说这没有思想性。”他不赞成中共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的武器”:“报纸是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觉得没意思,没兴趣,看不进去,那还有什么阶级性呢?”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执中是这样批评中共的“宗派主义”的:过去“上海《申报》、《新闻报》许多老记者……在解放以后全被辞掉了。新设立了一个新闻图书馆,成为这些人的养老院”。他建议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报纸能够办得生动活泼,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做不到呢?(注1:此数段引文均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自中共执政以来,文艺家们就不得不时时提防自己在阶级观点上裁斤斗。创作新作品要当心地雷、陷阱,出版旧作则更成问题。作家于是只有删削自己的作品以免受批判。

“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叶圣陶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好几章。曹禺则改动其剧作,将《雷雨》、《日出》中身为劳动人民的“好人”从阴曹地府拉回人间,使他们的结局由死变为生。老舍的《骆驼祥子》未尾描写无产阶级份子祥子堕落为行尸走肉的那近万字统统删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学会了如何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保护自己,免于灭顶。被删的内容,几乎全是有“丑化劳动人民”嫌疑的(现在又改回来了)。

作家们那样做,心里自然有气。剧作家吴祖光在整风座谈会上发言道:“不论党员非党员,领导非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其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做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注2:《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吴祖光《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吴祖光还激烈抨击八年来禁戏的恶果:“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许多应当属于国家宝贝的优秀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注3:《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页。)

广西省文联副主席胡明树(民主促进会成员)的鸣放与吴祖光类似:“共产党领导文艺,就使文艺枯萎了,没有生气。”(注4: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报》。)

按首长意图改戏,这里有个例子:传统京剧《三岔口》,剧中角色刘利华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个领导同志看了《三岔口》,说刘利华应该是好人,第二天的戏台上刘利华变成好汉了”。(注5: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写戏的不满,演戏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从指挥棒转了数年之后,中国京剧一团团长李万春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中国戏剧本来就是人情法理、善恶因果的社会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教育于社会人生的,也是促使改变不善的人心。凡一词一句,经过了许多文学家审慎鉴定,一排一演,经过了许多艺术家设计指导。如此而成为剧,流传数百年……这是它的价值,亦是中国戏剧的历史光荣。“中国戏剧的重点反映‘忠奸功罪’四字,当然离不开帝王将相、富贵贫贱。也有呼帝王万岁,那是表征实情实事,何谓封建以及资产阶级?要以这是‘封建余毒’,那么……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注6:当代出版社刊行《鸣放革命实录史》第四十七页。)

针对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说成“封建”的情形,北京一位教授忿忿不平地说:“好像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类就没有文化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诗,赵子昂的画,等等一切,都是封建,只有马列主义是人类的文化,岂不太偏太过!”

吴祖光提到的那些被剥夺了演戏权的老演员中有一位在北京曾颇有名的筱翠花(本名于连泉),他把《人民日报》的记者请到家中说:“请你把我的心里话在报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戏!我知道这几年观众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们……一个演员,不让他演戏,比死还痛苦。从九岁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这五年闭门在家,心情实在是痛苦之至。”记者如实记下他的不满,冠以《筱翠花说:“我要唱戏!”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的标题,登上了《人民日报》。

吴祖光说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方法不对,李万春则认为党派去领导文艺的干部素质不够:“党领导戏剧,党干部根本中国文化不够,历史不明,偏要来领导、要改剧、要改演。”“党领导干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吓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撒得正确。”(注7:同注6,第四十八页。)

话剧作家曹禺说:“依照教条所写的戏剧,写出来叫不响,价值安在?所谓重在为党宣传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讨了厌,有何收效?‘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文艺界的大敌,此敌不除,今后文艺界没有搞头,都要被迫‘入土’了。”(注8:同注6,第四十六页。)

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冯亦代则利用鸣放为胡风伸冤:“胡风主张文艺要有自发性,不要钦定式。钦定式的文艺,是对文艺界头上插上一刀子,文艺要丧命。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其实,如吴祖光、李万春所抨击的“禁戏”问题,有些共产党干部早已有所认识。譬如,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对京剧《四郎探母》是否应当禁演发生争论后,中共副主席刘少奇表示:“《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么,唱了这么多年了,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吗?”(注9: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红色宣传员报》。)北京市长彭真在一次招待民主人士晚餐后的闲谈中,还说过这样的话:“文化部的同志真是头脑狭窄。他们今天说这种题材不能用,明天说那种题材不能用,若是照这样挑眼下去,恐怕根本没有题材可用了。……其实,我们是听戏,其么题材不都是一样吗?”后来他还颇为得意地对人说:“进城以后有那么一股风,这戏不能演,那戏不能演。我就第一个在市委礼堂请人来演《贵妃醉酒》,打开了这个局面!”当时身为中共“第八号人物”的彭真相信是赞同吴祖光、李万春的观点的。叫人难以理解的是,他那么爱看京戏,竟然让吴、李,特别是李万春这个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他的鼻子底下当了“右派”。

中共执政以来,共产党和毛泽东被尊奉为“红太阳”。每次集会时,人们必须起立恭唱“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文学家、诗人都围着这个太阳转。诗人李白凤对此深为痛恶,在鸣放期间写了一封《写给诗人们底公开信》。他在信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着又写道:这“在我们今天,不是可以参考参考吗?”(注10:刊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七月号。)

大多数文艺家的鸣放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而发的。《北京日报》的漫画家李滨声说:“有些人轻视漫画、轻视作者”,“粗暴到野蛮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画集时,不许在封面上印他的名字,说“印上作者的名字会培养个人英雄主义”。

南京的戏剧教授朱彤说:“一九五一年我创作了《书香人家》,苏南文联却要我检讨。后来我又写了讽刺喜剧《贾医生的烦恼》,江苏文联连油印几份讨论一下都不肯……几年来,我的话剧创作生命几乎被窒息了。”

北京著名的女舞蹈家戴爱莲说:她创作的舞剧《和平鸽》“演出之后,就被教条主义者指责,扣上一顶‘崇拜西洋、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实验歌剧团团长、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可是团内、校内的事务均由党员把持,“我只能听他们的,我的意见不被重视。”(注11:李滨声、朱彤、戴爱莲三人的言论载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是《民间文学》杂志的负责人,他在文化部邀请的一个座谈会上吐出了自己的怨气:“党员的文章不经我这负责人同意就可发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民间文学》上也登不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苦禅是有名的国画家,他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的会议上述说了自己受排挤、被歧视的遭遇:院方不让他教授国画,竟然派他到工会去,专事给职工代买戏票。

漫画家们以往是不敢讽刺党的干部的,现在党本身鼓励批评,画家的胆子也就壮了一点。当时中央理论刊物派人用轿车将《北京日报》的李滨声接走,请他根据报资料作一幅漫画后,他画了一幅《没嘴的人--老实干部奖获得者》,用怪诞夸张的手法,画了一位干部,五官堂堂,独缺一张嘴,意指这种干部是中共的优秀干部。他还画了幅鹦鹉与一位干部对话。鹦鹉:“我专会学人讲话。”干部:“哼,我是有选择的:专学领导人说话。”

山东省的画家任选乔是省文联艺术部部长。他画了个褓姆模样的女人,抱着个模样像成人、太阳穴贴著膏药的娃娃,娃娃手中捧著一张“升官图”,下边的说明是:“乖乖,听我的话听,我将给你个副局长的官作作。”这样的“攻击”党的干部的漫画能够出笼,足见人们对于鸣放真的是百无禁忌了。

不过,百无禁忌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到六月初中共“反击”时,李滨声的漫画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本人则成了《北京日报》社头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而共产党员任迁乔则成了“对党进行了露骨地恶毒地攻击”的“反党漫画家”。(注1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知识份子几年来一直处于受教训、被改造的地位,他们的不满集中由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种孙教授的一篇短文表达了出来。该文题为《中共失策之一》,用词不可谓不尖刻:“对知识份子的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在乡间,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地主、富农。在城市中共提倡斗争,斗争的目标是买办、资本家。在高等学校,中共提倡斗争的目标是谁呢?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学生……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份子就会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份子的。”“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份子不寒心?……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份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把这般知识份子打服了,骂服了,就容易驾驭了吗了吗?……再这样打骂下去,仇恨就会结深,后果不堪设想……”(注13:《师大教学》第一五一期。)

这种不满是普遍性的。浙江大学教授董太(龠禾)就这样说:“共产党不仅把知识份子当门下食客,而且每次运动都把他们当作批判的‘罪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傅鹰的不满则有所不同:“这些年来,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消沉起来,处于无用的地位。”“六年来学校当局没有找过我们讨论学校的方针大计……”

其实,学校当局不找那些教授商量大事自有其理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文重便公开这样说:“办社会主义大学是我们的事,不能放在你们(指非党教师--引者)手里,这样你们就会把我们的学校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了。”(注14:见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北京大学教师黄继忠《大胆的向党和党员提意见》一文。)尽管不愉快,傅鹰还是觉得北大比他曾执教过的北京石油学院还强些:“在北大,我只觉得党没有表示愿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学院时,我可是觉得党踩在我头上。”(注1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

沈阳师范学院教授徐公振发表了类似的意见:“我国自古以来是尊重教师的,天地君亲师,教师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天教师才没有地位,共产党不尊重教师。”(注16: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人民日报》。)

北大的王铁崖教授批评的则是共产党带进学校的官气:“我们现在是学校机关化、衙门化……学术空气下降……人们不是以学术地位来衡量一个教授的学识才能,而是以什么主任什么长来表示一个人的学识才能;甚至在报上也出现了‘某某教授升为系主任的可笑提法……”

上海的学者也表示了类似的不满:“在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长期以来的统治,使我们的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几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因此解放八年来,我们学术界显得非常沉寂。没有任何的独立思考,听不见有什么自由辩论的空气,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注1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第六页。)

“几年来高等学校里教师们变成了留声机,科学研究机构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衙门,许多学者专家变成了鹦鹉。”(注18:同注17,第十三页。)

不仅大学,中国科学院也是这样。在五月十六日的一个高级研究人员的座谈会上,“不少发言者认为,科学院不像一个学术研究机关,而像一个衙门。”“行政人员超过研究人员一倍。”考古学家陈梦家说:“科学院实际上是一个衙门,层层的领导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官。”“科学院有一个党员副院长专管社会科学,原来是张稼夫,后来是张劲夫。但不论是张稼夫还是张劲夫,我们都只在台上见到他们,除此以外别无关系。”(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认为,“科学院中阶层森严,以‘长’为贵,不以研究人员才力为尊。”他建议:“最好恢复以前(指共产党执政前--引者)的条例,即以研究员为主体,研究员才可兼所长或院长。”(注2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

大学教授们在过去几年的不同遭遇,又使其鸣放有不同的内容。譬如南京大学,由于中共认为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教授讲授的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要从根拔掉”,于一九五二年强令解散了其法学院。现在被遣散的教授们纷纷壮起胆子鸣放起来。

原国际法教授孙煦存说:“政治、社会、法律究竟是科学还是万金油?是否有了马列主义就可代表一切?这个问题首先要解 决。”

原政治系教授王辉明说:“解放后,高等学校的变化很大,但没有学语文的去教化学,而我们社会学、法律学、政治学的人却你到图书馆,他到参事室;你在教美术,他在教俄文……已经五年了。”

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就就在教俄文。他忿忿地说:“这真是我一生以来精神上最大的打击,最痛苦最耻辱的事!我看共产党处理问题太主观、太武断,不讲理,前后反复无常。”(注21:孙煦存、王辉明、祝修爵三人的言论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其实祝教授的命运并不太差,至少要比前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李景汉好得多。李一九一七年赴美学习,一九二四年归国,先后在燕京、清华、辅仁等校教了二十多年书。一九五二年起,所有社会学教授都失业了。李教授便如一名小工般被驱使,这学期做机械学教员助手,下学期做纺织教员的助手,再下学期又换过学校做教劳动保险的教员的助手。到了学期未了,工作又没了。鸣放时,他说道:“于今党不仅要洗脸上的灰尘,需要洗脸,更应该把肥皂吞到肚子里去洗一洗。”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以前是有意见不敢提,如今有了机会,天津南开大学王赣愚教授便在《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他出席的座谈会上提出:“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取消后好多专业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我希望: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注23: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国际法便是被废除的学科之一。北京大学王铁崖教授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这是由于对法律科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结果。”国际法的姐妹学科国际私法“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快到绝种的境地”。他呼吁赶快让国际法教授们恢复教职。(注24: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人民日报》。)

前天津南开大学史国纲教授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共产党用不着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便给了他一个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的闲差。他认为,“在(江苏省会)南京的情况看,国际关系学这一门整个已经绝种了。”

民主党派和文艺界、学术界人士的鸣放即使言词激烈,也仍只限于在座谈会上发表看法,但青年学生一进入政治漩涡,就不再是“和风细雨”了。他们无官一身轻,没有“人民代表”、“政协代表”的头衔,又无家室之累,不必瞻前顾后。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热情、有勇气。这样,大学生的鸣放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局面了。

中国人民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站在几张课桌拼成的讲台上,面对几千听众陈述自己的观点,抨击八年来中共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注25: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国往何处去》第十二至十四页。)

四川大学女学生冯元春在事先贴出海报后,两次在成都对学生、市民及郊区农民演讲,听众达数万人。学生组织的《论坛社》向兄弟院校发出“呼吁书”:“要重新燃起五四以来的火焰,以冲击的号角声和剑戟声夺回民主自由。”

沈阳师范学院青年团委宣传部长张百生等在鸣放讲坛上发言说:中共执政这几年来,“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著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人大只有手(指举手通过):政协只有口(说说而已),……‘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著民主的门面。”“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注26: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沈阳日报》。)

在北京大学,有的学生持脸盆在路边敲几下,等人们聚拢来,便发表演说抨击时政。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在校园里摆上一张桌子,借了一个扩音器,命名为“自由论坛”,让同学自由鸣放。北大学生还组织了“百花学社”,不仅搞演讲,还创办了刊物《接力棒》,寄发全国各大专院校。他们主张“开展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据当时上海《文汇报》的报导《北京大学“民主墙”》介绍,北大学生辩论的问题有:要不要取消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要不要取消党委负责制?新生入学由校方硬性规定学习的专业是否应改?这些全都是敏感、尖锐的问题。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一位学生将自己的鸣放文章油印散发,还给毛泽东、周恩来各寄了一份。

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张贴了一份《二十条大纲》,提出“反对特权”:“特权是官僚主义的特征。它产生奴颜媚骨,阿谀逢迎,趾高气扬,鱼肉民众。”(注27: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中国青年报》。)

湖北武汉大学的学生举办“民主论坛”,发起讨论“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吗?”“武大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吗?”要求建立教师民主管理学校的体制,取消党委负责制。中文系学生吴开斌还组织了一个演讲团,到处向成千上万的学生、工人、市民发表演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组织起《X光社》、《苦药社》,自办油印小报《底层之声》,要求改组院刊《师大教学》。

湖南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的学生组织了《解冻社》,向党委宣传部要求接收校内广播台,参与院刊的编辑工作。

陕西师范学院的学生似乎行为最为激烈。他们拿木板、铁钉封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占领了青年团委书记的办公室。化学系学生提出“学生会管理学校行政”,物理系学生接管了校广播室,生物糸同学将系党总支部书记半夜从被窝里抓起来打了顿。由于该校回族学生曾上书学院党委,要求开设回民食堂,被党委书记拒绝,不吃猪肉的回族学生被迫与汉人同餐。现在,他们署名“小民”贴出了一首打油诗:“共产党,像太阳,民族政策太荒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汤。回民啃猪骨,藏胞嚼鱼肠。不吃你的事,饿死自己当……”(注28: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第九十一至九十五页。)

有些学校鸣放最激烈的问题并不涉及政治,如兰州大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可是师资、设备均差,学生不满,各系各班推举代表,组成了一个十二人的上京请愿团。五月下旬,代表团刚到西安车站便被北京赶来的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劝回,未进入北京。

又如北京俄语学院,听说在华苏联专家的人数将减少,需要的翻译相应也减少,学生毕业将面临没有工作的境地,三年级学生主办的大字报刊物《破冰船》组成代表团专访党委,获证实,于是全校轰动。高教部长杨秀峰亲去学校亦不能制止骚动。杨离去当夜,各班选代表,第二天赴国务院请愿。总理周恩来未出面,但其办公室主任齐燕铭与学生举行了座谈。

学生自身没有职业,天下大事他们都关心。只要不合理,即使与切身利益无关,也要议论、抨击一番,不像文艺界人士大抵是就事论事,不出文艺本行的圈子。譬如安庆师范学院的一个学生贴出一份《古今谈》的大字报,就陈独秀坟墓被掘一事对毛泽东作了猛烈的攻击:“鞭尸!中国古今历史有两个被鞭尸者,楚平王是一个,安徽的陈独秀是一个。伍子胥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按中国伦常道理,杀父系不共戴天之仇,尚有可说。陈独秀并未杀毛泽东一群的父兄,又有什么戴天之仇要鞭尸呢?因为陈独秀是列宁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开创的领袖,……演变为今日的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陈独秀已长眠于客地的四川江津。但是中国人有一种特性,不以成败论英雄。陈独秀是中国有数的文学家、政治家,他是温和中国型的共产主义者。中国人民仍然崇敬他。他长眠于江津,也时有文人学士,以及革命家常去墓前献花致敬,景仰其学术与其为人,凭吊一代的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乃其共产党一群,得了中国统一政权后,尚不容陈独秀这堆死骨头存在,挖坟鞭尸,平毁无迹,使百年之后中国政治历史只有毛泽东而无陈独秀其人了……”“斯大林已遭受后辈共产党的鞭尸,我相信中国鞭尸的历史要重演… …”(注29:同注6,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页。)(陈独秀之子松年于一九四七年托人将陈的灵柩迁回安徽安庆老家,不知这位安徽师范学院学生所言究系何处之墓。--作者注)

六月二日,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解放区土生土养”、为中共打过仗的,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份大字报行文不甚通顺,不像从容写来再加润饰的文章。作者显然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草草挥成,所以顾不上遣词造句: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算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那一条子构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独裁者,你们已经是残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点钟一声炮响,你杀了多少所谓可疑份子呢?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纯洁内部’、‘三查’和‘整风’啊!所谓什么圣地延安,王实味不过在《野百合花》中说了一声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学生他们在前线拚命,而你们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么□洞生活,什么枣园清苦(当时毛住在枣园--引者),抗大学生在看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条猪吃掉了。而你们利用了‘纯洁内部’,活理了多少人,这不是事实吗?你们自己这样做会有根本的动荡时,你们的没有人性的理论出来了:委屈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受委届以至牺牲是光荣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里呢,他们遭活埋了,他们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同志’的涵义呀!”(注30: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国往何处去》第二十八至三十页。)

清华大学学生孙宝琮在其油印散发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神.鬼.人》,将国民党比作鬼,共产党比作神,大众比作人:“神居天阙,难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染鬼习。”“人受命于天,而神主宰万物。”“人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人的悲剧,也是神的悲剧。”“愿神弃神权,重返人间,神弃神皮,重新作人。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注31:北京出版社《首都高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第二九八页。)很可能这是第一篇反对神化毛泽东的文字,尽管文中没有直呼其名。后来中共自己反对神化毛,那是在孙的杂文发表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而为了这篇文章,中共将孙宝琮抓进牢里关了十五年。(注32:韧锋《回忆“反右”期间的北京高校》,见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年七月号。)

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谭天荣在大字报里点名批判了毛:“毛主席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是一种古代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种新颖名词。……苏联的工人阶级的专政,也是欺骗人民的口号,完全是党巨人阶级独裁,人民一切无自由。”(注33:同注6,第三十页。)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应该对资本主义有个新的解释。他要求为被全世界共产党一致视为公敌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翻案。此外,他还攻击《人民日报》,把这家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说成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注34:同注31:第一八三页。)他还主张全民直接选举,对地主也给予选举权,反对用法律规定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广州中山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要求全体同学为肃反期间因受不了斗争、追查而跳楼自杀的生物系女学刘雪明开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二百多名同学在她的遗像前默哀三分钟;多人发言,要求追查凶手,要求已调职原校党委书记回来还账。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的学生先在系里开了个“控诉会”,由三名受到不同迫害的同学上台控诉。之后,又移到学校办公楼召开大会。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

由于学生的激烈言词和行为,在当局看来已属于“闹事”,家长们不安了。当时并无任何蛛丝马迹表明共产党即将反击,这些学生将会遭殃,但过去几年令人心寒的运动使他们担忧一场镇压就会来临,于是纷纷给学校当局去信。据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力学家钱伟长说:“许多学生家长来信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要参加闹市,我都劝过了,但是学生们十分坚决。这好像到了‘五四运动’的前夕。”据钱氏分析,学生们所以坚决要“放”,是为了出路问题。“知识份子在冲破恶劣环境而求出路。学生闹事,也是因为没有出路。学校里的一切操在党员团员手上,非党团的学生们……自然演变成反党团的极端思想,寻求出路。就如蒋校长(指清华校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蒋南翔)上星期在报告中,居然公开地说‘今日的知识份子吃共产党的饭’。知识份子在共产党之下,有什么出路?”“知识份子是凭本领卖劳力吃饭的,怎么吃到共产党的饭了?”

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采用美英那一套还是苏联那一套,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论。一九五二年中共强令全国高等院校采取苏联的制度,理、工科分家,清华的理科全部并入北大,鸣放是这便成了一大议题。

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当初就反对照搬苏联那一套。当工程物埋系的学生告诉他,要求理工合校的签名运动已征集到六百多人签名时,他签以“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还差不多”。他向学生传其主张:北大理学院入清华,其他科系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去,将北京大学的牌子挂在那里,“人民大孛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大学,与一般大学有所不同。)

对于学生闹事,中国人民大学的英语教授许孟雄另有一番解释:“共产党所希望的人民大学,是要一窝蜂一般。那些学生经过党的指导,马列主义的教育成功以后……能飞往各地去螫人。”“但这群蜂在蜂窝里看到不妥,变了质,不愿螫人,反要咬制造蜂窝的主人。那是共产党没有想到的。”“共产党要知道,失去真理与人性的教育是要失败的。”

北大校长马寅初的解释又略有不同:“以前几年学生都听党的指导和苏联专家的指导,学习马列主义一系列的文件和书籍。有的学生是模糊的,有的学生是认真研究的。那些认真研究的学生,将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唯物辩证法等等,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等等,研究出新的导理出来了,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学术已经过时,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错误,就开始不信了。”“这次毛主席高瞻远瞩,主张人民自由鸣放……。对马列学术研究有素,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认识清楚的学生,敢鸣敢放,批评党领导教育部门的错误与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学生,亦恍然憬悟。

当年敢鸣敢放的学生的确对马列主义作过一番研究,只是结论为“不信”罢了。马寅初虽年高七旬,又贵为校长,对青年学生的状况了解如此透彻,实为难能。马氏由于德高望重,当局没有公开给他一顶“帽子”;但许孟雄却落了网。没有证据表明将许打成右派获得毛的赞许,但不管怎样,人们都可以说毛有负于许。

许孟雄为清华大学英语系第一届毕业生,执教数十年,是中国汉译英的泰斗。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一个对外宣传小组工作,将毛泽东的几十篇著作译成英文,向世界传播。四十年代后期,他任国民党政府驻马来亚和印度的外交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冲破重重困难返国。归国后,他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执教四年,因与党员干部难以相处而被迫转去中国人民大学。鸣放时,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北京外国语学院鸣起来吧!》的文章,抨击“党党相护”、“党员欺侮非党员”,还批评了“外交部一位大员”在外语学院师生大会上放的谬论“政治好英文也会好”。这样,一个有功于中共、有功于毛的老学者就因为上述几句话而被当作敌人处置了。

不过,当时的知识份子只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却并不想使共产党陷入被动和过分难堪的境地。因此当学生情绪正十分激烈,到处在找领袖,希望教授出来领头说话,局势已严重到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决定不再采取鼓动学生“鸣放”的态度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一度打算停课上街游行,党委书记武光控制不住局势,即向教授们求援,一位名教授为帮党委摆脱困境,起草了“呼吁书”,劝学生不要罢课,终于平复了学生的情绪。

第八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 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众多“被毛腐化的女孩”时,写了这么一段:  大部分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势,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黯淡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而向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1)
  •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是毛泽东临死前不久 ,以一个八十二岁老人的衰病之躯,向全国发布的一条“最高指示”。在他统治国家的二十七年裹,他抓住一个又一个靶子,掀一场又一场批判运动,使整个社会处于永无休止的斗争回圈之中。接连不断的斗争运动,将中国人民拖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之中。而首当其冲被当作斗争物件的,几乎总是中国的知识份子。
  • 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后的当年,毛泽东自负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是在一九五七年。"次年,他又说:"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再次得意地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镇压反革命,极有必要。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一个肃反,一个反右,匈牙利事件就闹不起来"。"我们作风好,反革命杀了一百万,匈牙利没有杀。我们作风好,反霸、镇反、反右。"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