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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第三章:办公社共产风起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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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如果仅仅闹个“大跃进”,加上一个“大炼钢铁”,虽然弄得民不聊生,还不至于弄出一年多以后“无数农民饿死”的惨事来。可是,就在毛泽东大发钢铁烧的同时,他将中国引上了另一条灾难之路——在五亿人口的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之后响彻中国大地的口号。要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得回顾一下历史。

早在一九五五年九月间,即毛泽东和邓子恢就一年内合作社的数目应当翻一番还是翻半番争得不亦乐乎时,毛就已经着眼于下一步,准备将数十户一社的初级社改造成“大社”了:“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何谓之“大”?他后来有个说明:“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人一社”。(注1: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但邓子恢认为大社难以管理,主张一村一社,以百把户为宜。他曾尖刻的抨击主张办几千户一社的高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这样,毛泽东的“办大社”的主张没能马上实现。

当时,毛的理论助手陈伯达曾提出搞“乡社合一”,即将农村的基本政权机构乡政府归并到合作社里去,但立即受到了抵制。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表示反对,他说,一个社办成那么大,乡社合一,合作社势必分散力量,怎能办得好?农民打官司要到合作社,合作社要解决司法问题,这样的社长怎么当?”(注2:参见《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二月号。)这样,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再没有下文了。
 
邓小平以为这只是陈伯达的主张,其实陈不过是代毛泽东发言而已。当时毛没有坚持,只是因为时机未到。而到了一九五八年三月,大跃进的形势已经被鼓动起来,他便再度将“乡社合一”搬了出来,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注3:同注2。)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农村的结构,毛和邓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

有毛泽东撑腰,此时已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就不卖邓小平的账了。他跑到北京大学去做报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这位马列主义权威还写了一篇叫做《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将那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单位”,即毛所称的“共产主义的雏形”,命名为“人民公社”,可见“人民公社”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虽归陈伯达,将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统括成工农商学兵的军事细胞这个概念却属于毛泽东。这是毛从政治需要出发,凭观念创造出来的,同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风马牛不相及。

基层的中共干部自然有脑子灵的人。河南有个“卫星集体农庄”,本是根据一九五八年三月间中共的成都会议的“小社并大社”的意见由二十多个小社并成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不用合作社这个名称而用“集体农庄”,便也称自己是集体农庄,至于名为“卫星”则是赶五七年苏联发射卫星的时髦。农庄领导人听到“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即灵机一动,将洋货改为土产,在五八年七月宣布成立“卫星人民公社”,拔了办公社的头筹。(其地名为〔山查〕岈山,故又名“〔山查〕岈山人民公社”,一般文献均用此名。)

陈伯达只是纸上谈兵,河南的干部却首创了“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大为赞赏,主即指示陈伯达控制的中共中央机关物《红旗》杂志刊登该公社的章程,并下令各省“要好好吹一下”。在各省书记们各自去“吹”的时候,毛又亲自往南跑了不少地方(一有大事,他总是往南跑)。八月九日,他在山东发出了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样,全国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几乎在一夜之间统统升级、变质,成了囊括乡村一切权力的“人民公社”。

这里,毛泽东透露了他决心彻底改变中国的社会细胞的根本原因:
“便于领导”。

本来,被怀疑为对党有二心的人,已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收拾掉了,凡对“党领导一切”有异议或并无异议但被认为碍手碍眼、不便于领导的人,不是就地监督劳动就是进了劳改场。说党的领导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决不是吹牛。但“反右”运动没有波及农村,而党的领导成问题的恰恰就是在农村。试想那古老的农村社会,虽然每个乡都有党员在主事,但它只有行政权,对乡里的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并不能全盘控制。社长们不是拿工资的所谓“国家干部”,如果他们不听党的话,乡党支部书记和乡长是很难控制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乡社合一”,一个县就是那么七八个、十几个公社,社长、书记都是领薪水的,都明白“不举手就不给饭吃”(毛泽东语)这个原则,只要党发号召,决无不积极回应之理。过去的高级合作社大致成为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初级社大致是一个生产队,从行政到生产,连该种多少粮、多少棉,乃至如何种都由公社控制,这样的乡村当然“便于领导”了。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将这个设想发挥得十分清楚:“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何谓大?“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社最好。”何谓公?“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注4: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自然会记得五个月前他说过的话:

“三年内不减少自留地和私人养猪....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注5: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林铁发言时的插话。”他只是觉得此一时彼一时,说话不必算数罢了。他这么出尔反尔,自己不觉得有何难堪,但周恩来的总理却难当了。因为仅仅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周刚刚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他的增加农业合作社社员自留地和缩小高级社规模的提议(留地增加到总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级社的户数由平均二百户降至一百六十户左右),现在说作废就作废了,政府如何取信于民?中共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一九六一年在自己的家乡上海青浦县调查后写的报告中表示:“我们过去三年中有一些政策变化太多”,以至农民说“共产党的政策条条好,十条有十一条办不到”。明白透灵了中共朝令夕改的情况以及农民的愤懑。

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劣习感染了全党,以至每当下达前后矛盾的指令时,各级干部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计划赶不上变化嘛!”老百姓则在这官腔后面加上一句:“变化赶不上电话。”意即共产党的政策一个电话说改就改,形象的说明了人们对官方的一信任。毛去世后中共改变农村政策,但自从中共将山林分给农民起,农民便一直在大规模地伐林换钱,不肯投资栽树,原因就是怕哪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政策又变了,辛辛苦苦栽树又归了公。“十年不变”也好,“二十年不变”也好,人们就是不信。这是执政者长期失信于民的必然结果。

在北戴河,毛泽东还将中共进城执政后改供给制(按人头分配衣、鞋、食物等实物)为薪水制的做法大大抨击了一番。他说:“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供给制比较平等。”“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按:指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九年中共武装夺权的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话点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注6: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及三十日上午,北戴河。)

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内容,他当时没有细说。但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九年春,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对他“梦想”的“新社会生活”是这样描绘的:“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注7:《湖南教育月刊》第二卷第二号,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七八页。)那时毛泽东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所以热衷于在长沙岳麓山下建乌托邦式的“新村”。现在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新村”换成了“共产主义雏形”、“人民公社”,内容却几乎没变。

要是毛泽东还是选岳麓山下的几个村镇作为他的“共产主义雏形”的试验场所,随后三年的灾难也许会小得多。可惜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控制了国家的毛泽东再也看不上小小的岳麓山,他要把全国都变成他梦想中的“新社会”,而且以为在他有生之件就能实现。他在一九五八年的种种疯狂举动均源出于此。

毛在北戴河还说:“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这是弄错了概念。中共打江山时,供给制是有的,共产主义却没有。一九三二年十月,毛泽东被党中央解除在军队中的职务,管物资供给的便不再给他好脸色。夫人贺子珍除了将自己生孩子配给的营养品让给他以外,又不时向当时任福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讨取一点食物,以改善他的生活,可见当时的供给制已是等级分明了。当然,中共建国以后情形就更不同了。邓小平曾说:“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注8: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也提到“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那些房子,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豪华的程度来说,都与民居有天渊之别。虽然如彭德怀所说那“不是毛主席让搞的”(毛家乡韶山搞的规模很大的滴水洞别墅是例外,那是毛本人让搞的),但毛从来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指示将那些长年空着的“房子”交给地方去“为人民服务”。

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便圈地一千多亩,园林、花木、房屋修建,连同女服务员,一百多人长年为它服务。二十年间,毛总共没有住过几天,而一百多人的工资外加维修费用,恐怕一年不下百万。湖南省委在长沙为毛建的蓉园一号,也仅在一九五九年住过一次。要是将各省为毛建的房子合在一处,其规模大概也可以和紫禁城相比了。要是拿前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行宫同毛泽东、林彪等中共领袖的“房子”相比,那就寒酸了。仅庐山一处,毛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就是蒋介石那座“美庐”的五倍,而“美庐”也归毛使用,上海那处就更不必说了。要是再想到毛晚年让“妾身未分明”的张玉凤手交三万元人民币给江青以平其妒意,而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年工资不足七百元,人们就可以明白,信仰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考“平等”和“空想社会主义”时,并不是将自己和百姓放在一起的。

毛泽东在北戴河还说了一句颇带理论性的话:“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因为比较抽象,一般人不甚理会,但上海有个名叫张春桥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却心有灵犀,一点即通,立即迎合毛的意思,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刊登在上海市委刊物《解放》第六期上。其内容除了拾毛的唾余重复毛在北戴河讲话的内容,鼓吹“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外,只是多了一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文中说,“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干不干,两斤半!”他明知驳不倒工资制,于是不予正面批驳,只是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

同一年前(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下令《人民日报》转载并亲写按语一样,这回毛又让《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的文章,并且又一次亲自写了编者按。

也许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刘少奇对供给制一议未予反对。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他在安徽视察,在“三八人民公社”,他曾问:“正副社长不拿一样的钱怎么办?”两位社长马上回答:“我们也准备实行供给制。”随行的记者这样写道:“听了他们的回答,少奇同志含笑点了点头。”(注9:《罗帅最后十五年》第九十三页。)

但是,就全国来说,赞同供给制的为数极少。人们不知道《人民日报》转载张春桥文章时,按语中“张文基本是正确的”这句话出自英明领袖毛主席之手,也不认为《人民日报》叫好他们就该喝采。反驳张春桥的文章纷纷投到报社,反对恢复实行供给制的主张,并将之讥为“小资产级幻想”。

那时,总书记邓小平和理论家胡乔木在中央书记处的会上表示供给制未必比工资制好,抵制了毛泽东恢复供给制取消薪水制之议。试想,如果真的实行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全国取消薪水,改以按人头计额的供给制,那么在一九六○年前后饿死的就不仅是农民而且会包括城里人,死的人数也就远不止两千万了。毛泽东自有其高明之处,他见多数干部持异议,便没有公开出来支持张春桥,这场论战也就不了了之。但张春桥却投机成功,从此进入了毛心中的左派行列。一九五七年反右,毛看中了姚文元;五八年大跃进,毛选上了张春桥。数年后他发动文化革命,首先就是利用这两位笔杆子掀起文字狱。这两位毛的打手的发迹经过告诉我们,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革命,对毛来说,是极自然的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的供给制一议未获通过,但他的“共产主义”的口号则被政治局接受了。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发布决议,要求全国将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人民公社,并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对待各合作社的财产、债务,要求不要算细账和找平补齐,“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并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于是全国农村就一下子共起产来了。一九五六年搞高级社时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现在则是正式向共产主义天堂迈进,那热度自然与两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

愤怒的农民斗不过政府,无法抗拒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潮流,他们所能做的依然只是保住手里一点可怜的家当免被共产。他们像以前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时那样,杀猪、宰羊、砍树。中共对此情况是了解的,譬如罗荣桓元帅就说过:“农民还是农民,那时热潮一来,以为要到共产主义社会了,什么也不归个人所有了,于是农民到处杀鸡、宰羊,有的户一晚杀了八、九口猪。”(注10: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安徽日报》。)

当时,“共产主义”招牌在中国廉价供应,只要手里有个喇叭筒,谁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进入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公社是成立了,可是连电灯还没有,也喊着要进共产主义。各级干部,尤其是雄距一方的县委书记,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共产主义大门里拥。

河北省徐水县委提出了一条口号:“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这个县当时平均粮食亩产不过二百多斤,工农业总产值不过人均一百三十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十元上下,连温饱都谈不上。那些书记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等于零。他们在全县范围内予取予夺,取消商业,连房屋、家畜等社员个人的财产也全部“归公”,在“彻底废除一切私有制”名义下,将农民的家富彻底的
共掉了。

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他还要台下的百姓回答:“共产好不好?”农民们不敢说“不”,只得喊“好”。

在分配上,他们实行了毛泽东一心想实行的供给制,工人、干部取消工资,农民取消劳动工分(合作社凭借工分核算劳动量以分配产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全县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在毛泽东访问过徐水,予以充份肯定,要求推广徐水的军事化之后,《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注11: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倒没将共产主义仙境的标准定得很高。毛说:“(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注12: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北戴河。)刘少奇的解释也差不多:“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在粮食这一点上实行各取所需。尽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吗?又不要钱。在这一点上....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注13: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和驻军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产风”迅速刮遍全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对农村经济最大的人为破坏。

山东范县大吹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的牛皮。该县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底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保证届时全县粮食亩产两万斤,“力争”三万斤。

山西也不落后,全省范围内已入了高级社的农民,财产早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尚未入到社里去的财产,如牲口、农具、运输工具、树林、果园、房基等也一律无价归公,唯一例外的是当时尚属罕物的缝纫机可折价入到公社里。不识共产美景的农民手脚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树,得了票子饱了肚,正自以为得计。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来上头鉴于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时农民杀猪、砍树的教训,早已明文规定,自宣布将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员的财产就已经自动地属于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后杀猪、宰羊、砍树的,均属侵吞公社财产,必须如数吐出。肉被你吞进肚里,吐不出来吗?论斤付钱,吃多少付多少。无权无势,无依无靠的农民不愿被吊在树上打,只有老老实实付钱。

江苏扬州,向有“十里栽花”之誉,所谓“扬州芍药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记载。培育名花精品,犹如创作玉雕石刻,全凭花农手艺,如今花也入到公社里去共产,手艺人就不值钱了。公社只关心粮食产量的数字(因为上面向公社要数字),于是芍药园一下刨平,改种粮食,花农代代相传,费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统统送进中药店,当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汤。至于桂花树,不管是多珍贵的品种,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烧大锅饭去了。还有盆栽白兰花,本来也是花农的,一共了产,花农就永远丧失了支配权,任由大权在握公社官员处置。所以名曰“共产”,其实只是农民交出自己的财产让人糟蹋而已。

农民的住房虽然仍为个人所有,但那些破陋的民房有损共产主义光辉,与新乐园太不相称,于是河北徐水县下令拆房建新村。房子拆了三万多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去二十多个师生,帮助他们设计新房,但谁也拿不出建筑材料来,结果画饼充不了饥,许多农民一整个冬天没有房子住。

对于这种共产行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在一九五九年六月曾予猛烈抨击:“‘共产风’是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杨说的“毁灭文明”有例为证:一九五○年土地改革时,斗争地主,分地主家的财产,什么都按人头分,有的村子地主家里只有一匹布,也得分,于是每人分得几寸宽的布条,什么用处也没有,大家只落得个空观喜。杨还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碗一筷、一铺一盖’。除此之外,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化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化子还要穷,因为叫化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

一九五八年的共产浪潮是如此猛烈,除了绝望的农民杀几头猪、砍几棵树以外,就排山倒海的推行下去了。当时,党的喉舌《人民日报》每天在全国范围推波助澜,为那些疯狂的行为喝采、助阵。这份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安徽的“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合作”,宣传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的“供给制”,又介绍河南的粮食免费外加工资的“半供给制”。
 
上级命令急如星火,大小报刊火上加油,偌大一个中国,竟在一个月内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云南省由于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十三个跨越国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时入了生产合作社的农户仅占百分之十。但大跃进一来,“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各边疆民族无一例外地统统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跨越国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样,连在天边的内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行动军事化”,这是一九五八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而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公社社员,恰如一个国家突然卷入战争,一个紧急动令就将全体平民变成士兵一样。

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他在九月中旬对陪同他南下视察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说:从一九四九年执政起,“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

按照毛的设想,生产互助组并成生产合作社,小社并成大社,大社并成人民公社,规模越大,私有制的痕迹就越少,离共产主义也就越近。他预计人民公社的建立将会大大加速已有的大跃进,迅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人民公社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细胞,将会永远存在下去。按照共产党的理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整个地球一统于共产社会;共产主义又是最后的,不会有“更美好的”社会去置换它了。所以建立公社,亦即“共产主义的雏形”,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毛为此感到高兴是有根据的。

不幸的是,人民公社并没有将毛泽东预言的“万年幸福”带给中国人民。从一九五八年到他去世的十八年间,几亿农民生活在空前束缚人的公社制度下,度过了最无生气、最无希望的时期。敲钟出工,敲钟回家。没有钟的,代以队长的口哨,或挂在村头树上的一块铁板。公社制度,将社员的积极性扼杀殆尽,使他们贫困到了极点。

我们不妨费点笔墨,将毛泽东去世前后,即人民公社制度实施近二十年后,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记录一二。
 
对中共革命贡献最大湖北省红安县(原先叫黄安县,共产党将黄改为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输送了二百二十三个将军(中共五、六十年代共授一千六百一十三个将军衔,差不多每七个将军中就有一个红安县人)和两任国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产党执了政,人民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穷。仅一九七五年的几个月之中,便发生了好几起共五十二名女青年集体自杀的事件。譬如一位父亲在一九四六年为中共打仗牺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干活,到年底分红,一共才得到六元钱,只够买半件衬衫。她到县城去,告诉早先为她保留一件她心爱的衬衫的售货员,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换上一身最破的衣裳,与另外四位姑娘一起走进村外的水库,一步一步让水淹没了自己。五人中唯一获救的姑娘告诉记者:“乡里穷成这样,不会有什么指望的,还不如早死。”

中共红安县委负责人不仅不自责,反说自杀者“怕苦怕累”,“给社会主义抹黑”,甚至说他们“生的糊涂,死的反动”。周恩来夫人闻说此事,愤怒的说:“说这话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全国各地金寨籍的军以上干部有四百多人,授衔将军的虽不如红安多,却也有一百多名。有名的战将如曾任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县老乡。该县“物产是丰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还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区穷得二十几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有的一家几口人合盖一条破被....许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泪下,深感愧对了老区人民。”(注14:《瞭望》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

上将李志民,回家乡湖南浏阳调查后,发现人民贫穷如昨,十分痛心。他于一九八四年给中央写报告:“回想当年敌人摧残根据地时,我们曾鼓励群众:‘烧了茅屋不要紧,革命胜利盖高楼!’现在,革命胜利三十五年了,革命根据地‘公路不通、电灯不亮、广播不响’的情形应该改变了!”

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来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区为中共打天下尽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丰衣足食”沦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在另一个场合,当他听到甘肃、宁夏部分地区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后,也流着眼泪说:“解放二十多年了,这里的人民依然如此贫困,我们问心有愧。”

山东广饶县,一九二四年中共在这里建立了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仅余一册完整,珍藏在这里。所以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就宣布该县为“共产主义试点”。 十几年试下来,广饶县因外出讨饭的人多而出了名。东起青岛,西至济南,无人不知广饶净出要饭的。那讨饭队伍还有一大特色,谁都有一张本村党支部开具的证明,作为讨饭身份的“介绍信”。

这里说的是“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被毛泽东批为对社会主义合作化“不起劲”的老革命□据地农民的状况。为中共打天下的队伍,兵员主要来自这些地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那众多的将军身后,躺着不知多少农家子弟的尸骨。仅红安一个县就为中共的革命献出十四万条生命。那里的农民帮毛泽东打下了江山,毛却把他们赶进了“人民公社”的笼子。“人民公社”实施二十年中的痛苦经历证明那里的农民当初对合作化不起劲是有道理的。可惜的是,他们只是消极地“不起劲”,而没有奋力抵制公社制度,任这个祸害肆虐了二十多年。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全国流行着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苗族民歌《桂花开放幸福来》:“毛主席好比太阳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树林。”“山前山后的桂花开,苗家从苦难中走出来。”“毛主席带了幸福来,幸福和毛主席分不开。”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却是谎言。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气的林区,素有“杉木之乡”之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长期短缺的中国,那里的苗族、侗族、汉族人民是不该为温饱发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二十年,把那十来个县搞得一片萧条。“一九七八年以前....年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外出逃荒要饭。”(注15: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祖先留给他们,如今归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够他们削一根讨饭用的打狗棍!年复一年,他们在南方的凄风苦雨中跋涉,从不知“幸福”二字是何滋味。

不仅贵州的苗族人民没走出苦难,湖南的苗族人民也没有见到幸福。湘西凤凰县有个苗人居住的区,到了一九八○年,全区仍然没有一户农民拥有一辆自行车或一个手表。人民公社制度真正是把“平均”变成了“均贫”。
 
毛泽东号称“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况也并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宁夏同心县,百分之八十为回族,一九七三年的人均收作仅七点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吴承柏曾经这样描写本族普通农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饿得脖子伸多长,孩子饿得瘦精精。”一位妇女“梳了几个月的头,攒下的头发卖得二角钱,准备拿去买盐巴过年用....”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到海南岛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当兵。他这样记述在五年间亲眼所见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还是以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劳苦躬耕,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在这里屡见不鲜....传说这里的黎胞常吃沤烂的小青蛙、四脚蛇之事,实实在在是真的。”(注16: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学生退了学。热心的老师走了八十里路赶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员家庭中,“爸爸生病卧床,母亲鸡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锅稀饭,摆好一碗盐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来。小弟弟小妹妹们哪个起床,饿了,自个盛一碗稀饭吃。到了晚上,稀饭光了,妈妈也该回家了....”那位身为兄长的中学生无粮可带到学去,书也就读不下去了。

据说,一九八三年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后,回北京时路过海南岛稍事停留,这位当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海南隶属广东省)十分感慨的说:“访问非洲十国之前,我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

从海南岛向北走,跨越整个中国来到北疆,便是内蒙古。一九七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中共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到了卓资县的一个村庄,发现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讨饭还没回乡。按农村传统,即使在外谋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赶回家乡,何况是讨饭。如果他们能从家乡的人民公社那里讨得一点粮食,决不会流落不归。周惠当即指示当地公社把部分土地、羊畜分给社员。社员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一小块田,将它称为“救命田”。说是救命,一点不夸张,从此他们就不用外出讨饭了。不过,中共修正毛泽东公社制度实在为时太晚,内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邓小平着手改革时,已有三分之一草场退化,五百五十万公顷(另一份材料说是一点一亿亩)草原变成了沙漠。

要想对人民公社带来的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有个准确的认识,应当记着下面的数字:

在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百多个县,当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17:《瞭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约二十元,亦即当时一名美国技术工人两小时至三小时的工资。如以一个劳动力养活三至四人计,那么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人家一天的工资。考虑到历史因素,不同外国比,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吧。“据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一九八○年上半年对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几乎达到近三分之一。”(注18:《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一九五五年。(注19: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级化前土改后”,中国农村“走进”社会主义之前。这一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踞于随后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决不是老天特别照应,特别给了中国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的天下,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一走进这个社会主义,农业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饿,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广汉县县委书记常光南对省委书记赵紫阳所说:“大家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自从有了公社,就没有吃饱饭。”(注20:见《海南纪事》 创刊号中《紫阳治蜀》一文。)毛式社会主义使几亿中国农民饿了二十多年肚子,这是宏观上人人看得见的恶果。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恶果是怎样产生的,特别是在毛泽东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民受了什么样的苦难。(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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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3 10: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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