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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第六章:登庐山彭总上书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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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1: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说话时,他的爱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这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是一片阳光、灿烂辉煌,而下面却开始黑天了。

已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并成功地使毛泽东相信他们“粮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县,宣称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用粮食生产酒精作燃料,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派人去那里,打算帮他们建一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谁知派员到那里一看,连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办工厂?见到农民已经在挨饿,他们赶紧向当时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但徐水是毛泽东亲自表扬的大跃进的模范县,这位书记不敢正视现实、捅破谎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徐水的成绩是大的,工作上有点粗。”继续将真相掩盖着。

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关门下去“参加大跃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便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宣布全省平均亩产达千斤的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的大跃进实况。刚到省会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去看他,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卫生部派员去调查,已查明确属事实。这就是说,在五八年十一月间,即毛泽东正担心粮食太多、如何处理的时候,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几个月前先到河南的两位党校的干部还告诉杨说,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儿子没有,娘只好哭着回去了。公社社员断了粮,从北京下放任职的县委书记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建议各社将晒干的红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维持生命。

从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里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军的将领吴世安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红安县,发现大人全修水库去了,只剩小孩们在寒冷的水田里拔草。年纪小的肚子饿了无人管,将军抱起一个哭着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却发现大门紧闭着。他找遍全村,竟没讨到一点粮食。回到部队后,他让炊事员将自己的口粮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济家乡的孩子。军区召开大会,将军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找你们讨米的....”

种粮的怎么没有粮吃?这需要解释几句。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两位副总理谈话时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注2:《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将自由给予农民,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了。所以,从合作化时期开始,中共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粮自食由政府决定。那数字虽然随收成浮动,但标准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过一个原则:不(饿)死人,维持人民健康,(注3:《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五九页。)因为他认为“人穷好些....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太好。”(注4:《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二二一页。)这一套办法虽然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的确可以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得到一些“返销粮”,虽然只能凑个半饱,却不致饿死。

但是大跃进就乱套了。譬如说某地往年生产八万斤粮,自留七万斤,上交一万斤,一九五八年风调雨顺增产一万斤这就算不错了(毛泽东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饭”,即国家特别支援,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见李锐《怀念廿篇》),可是干部向上级吹牛说增产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万斤粮,那就得卖给国家五万斤“余粮”,农民自留粮便由七万斤降到了四万斤。如果真是个灾年,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瓜菜和米煮粥,细水长流,以中国农民耐苦的本领度荒,或许可以凭那四万斤粮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食堂。

毛泽东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便指示:“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注5: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他在十一月间的郑州会议上还引述历史典故,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注6:《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见他将公共食堂当作社会主义一大特征是明白无疑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实在不足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说全省实现了亩产千斤,又毁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粮,那么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开始挨饿便是必然的了。罗荣桓元帅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肃省通渭县。这是个大跃进的“先进县”,其县委书记还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由于实际产量只有一亿一千多万斤,而上报却说产了二亿六千万斤,结果国家按上报数征购“余粮”四千一百多万斤,农民口粮不足,从五九年春季到六月这几个月内该县已饿死了六千余人。

湖北省本是鱼米之乡,一九五八年与丰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间向中央报告估产时多报了数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检讨,可是已经晚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三十年后回忆道:“到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注7:《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见农民挨饿乃至饿死的灾祸,完全是各级干部制造出来的。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注8:《瞭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注9: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一三七页。)

由此可知,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这时,由于数十万右派分子已被批倒、斗臭,不是劳改就是坐牢,五九年四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民代大会上已找不到一名“右派分子”(他们全都被除了名),遍布全国的饥民在“人民代表”中已经找不到一个代言人。被中共圈定的代表们只能代表共产党说话,除了“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一类的口号之外,便是粉饰太平的颂词。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好,党外知识人士也好,已不再有资格、不再有胆量为民请命。为民请命的职责也就历史地落到了毛泽东的党内同僚肩上。

然而,不是毛泽东的每个同志都愿意担起这个责任的。譬如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在党内呆了几十年,从未大起大落,因为他一向奉行“好汉不吃眼前亏”的信条。五九年春天,他对薛暮桥等人说过:“现在提意见还不是时候,一定要吃亏吃得更大一点,才能转过来。”有人建议他向毛陈述竟见时,他说:“我是犯过‘反冒进’错误的,不能说话,我还想保持我这张三十多年的党票子。”(注10: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批判陈云大会上的发言。见文革时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云联络站的《大字报选》第二辑。)

另一位副主席朱德,人称朱总司令,也处于类似的“不能说话”的境地中。一位四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

朱德将手搭在他肩上,为难的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

“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些尖板眼!”

“这不是你的事!”朱德不高兴了,“太太平平的过你的日子,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没法子想了吗?”

“好自为之吧。”朱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朱德知道人们在挨饿,却不能给杨增华停止炼钢、解散食堂的命令。他只是将自家省下的二百斤粮票送给杨,嘱咐他常常抱抱乡里的孩子,看见轻了还是重了。那位昔日的军长无可奈何,只是背着一提包尽管普普通通、乡下人却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离开了北京。

朱德总司令当年的副手、当了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一生军旅,出生贫苦农家,尝过穷人家孩子的一切辛酸,因此始终不忘人民的疾苦。五八年十月自甘肃回京途中,他曾去了一趟延安,发现街道依然破旧,与十年前他离开时毫无两样,人民穿得也十分破旧。他虽然还不了解当时延安已经开始出现大饥饿,但人民生活困苦却是一目了然、不问也明白的。他激动地对几百名延安地区的干部说:“延安这里的情况,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么多年了,延安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我们每个人都得问问自己...,”

自大跃进以来,彭德怀跑到一处就要说一番。在一个军区,他说:“炼钢得不偿失。用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账不算是不行的。”到第四军医大学检查工作,一听校方请他参观该校的炼钢炉,他扭头就走。对于“全民办钢铁”、“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的口号,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只有一个全民,哪能办这么多?”对于“全民皆兵”,毛泽东说要给民兵发枪弹,他发牢骚说:“毛主席根本不计算需要多少枪,多少子弹,要多少钱?”

到了一九五九年一月,大跃进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北京作为首都,市场供应本来比别处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两白菜,彭德怀说话就更多了。他在北京军区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斥责大炼钢铁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在后勤部的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徐水人民公社说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我就没去看。”一月三十日,解放军后勤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他又去讲话:“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

那一年四月,他访问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停地说话。五月一日,他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留学生说:“去年大跃进,有些浮夸,影响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过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对留学生说:“你们不要把国内大跃进想得那么好,刮了一阵共产风...市场供应紧张,连火柴肥皂都买不到....所以在国外不要吹。”

六月出访归来,他又在中南海说情况很严重(因为河南、甘肃等地已饿死了人)。

由此可知,彭德怀在赴庐山开会之前已经有抨击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的打算了。会后他被批判、斗争,写的交待中也承认事先有此打算:“我的信....出国前后,有了东西,胸有成竹,写就容易了。到庐山来写的。”(注11: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六月底,在赴会途中的北京到汉口的火车上,彭德怀见到铁路边中州古道上走着三五成群的农民,全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逃荒者。火车开进河南省会郑州车站时,他更见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挤在广场上,或伸手乞讨,或饿得奄奄一息。大约就在这时,彭元帅下定了在会上为人民说话的决心。

对局势不满的高级干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全国工业、交通的副总理薄一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开会,在会上抨击大跃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寅吃辰粮”。他又说:“(一九五八年)工业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同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究竟是得多还是失多?”(注12: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貌似发问,其实结论不言自明。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黄火青在跟着毛泽东为“冒进”叫好,积极地干了一年后,脑子似乎也静下来,在六月间的省委常委会上发牢骚道:“大跃进,大紧张....是要钢铁还是要人民?是一千吨钢铁重要,还是几亿人民的生活重要?”(注13: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印发的声讨黄火青的材料。)

除了这些高级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流露了不满情绪外,曾经在大跃进中热血沸腾过一阵的中、低级干部也纷纷醒悟。“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怀疑。有的省党校举行大讨论会,绝大部分同志对‘三面红旗’持否定态度。”(注14:《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卢超曾这样说:“公社化后,整个农村和社会情况,比萧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一部描写苏联三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过程的小说——作者注)中所描写的情形更坏。”“农民的不满,已达到顶点。”“假如牛会说话,牛也要告状。”

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发起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七月二日会议一开始,也就采取了守势。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承认“成绩伟大”,一方面又坦白承认“问题不少”。当然,他也有为自己开脱的逻辑:“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说不清就硬著头皮顶着,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可见他也明白自己八个月前曾为粮食吃不完、需寻找出路而发的议论已成了笑柄,只得将宝押在时间上面,希望明年粮食一多,地球又可以翻转过来。至于明年无数农民默默饿死这一惨剧,则是他在庐山时万万料想不到的。为安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特地将一直受他压制的、对经济问题相对较为内行的陈云表扬了一番:“过去陈云同志说,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对于“成绩伟大”一词,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不敢公开否定,而对于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的说法,他们则只对后半句感兴趣。由于刘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组会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等于说成绩是零。与会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外,对“成绩”毫无兴趣,按李锐的回忆,“大家对缺点...津津乐道,泄气思想和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业)交(通)系统埋怨情绪最大。”

不过,按李锐的说法,庐山会议“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并无重大议题,因此埋怨归埋怨,不满归不满,气氛一点也不紧张。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偏差已在上半年的会议中解决了,这次会议只是交流情况,统一一下思想,顺便休息一阵,然后下山去继续大跃进。他相信党中央会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做总结,所以这次请人上山多半有点避暑消夏的意思。李锐说:“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总之闻不到火药味。不爱玩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林伯渠等,吟诗填词,爱大自然的天不亮就上含鄱岭看鄱阳湖日出。主管国家经济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公安部长罗瑞卿、四川和上海的第一书记李井泉、柯庆施甚至有兴致打麻将,一打就打到深夜。毛的兴致也不坏,在早已调来庐山待命的国家游泳队十几名健将的围护下,下了庐山水电站的水库游泳。他兴冲冲的对运动员们说:“我来表演一个新名堂给你们看看”。他真的表演起来:躺在水面上,“这叫困觉”;右脚搁在左腿上,“这叫坐凳子”;踩水,说是“立正”....他悠然自得的衔著一枝香烟,躺在水面上吞云吐雾,真有点神仙的味道。

然而,毛的设想太简单了一点,一窝蜂搞起来的人民公社、全民炼钢,产生了那么严重的恶果,无论如何是需耍深刻反省的。在会前的几个月间,中共对跃进作过局部纠偏,这是事实。譬如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吨、一千八百万吨,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注15:张闻天《庐山发言》。)五月间陈云提议改为一千三百万吨,中央六月十三日的会议接受了这一意见。(注16:《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一页。)

从三千万到一千三百万,计划指标是降下来了,但对于搞“大跃进”的办法,如全民炼钢、几千万人上山等等,并未否定,而且宣布一九五九年还要继续大跃进,这样党内的不同意见在会上发生冲突便很难避免了。

周小舟凭持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平素又深得毛的信任,会前毛由河北至河南、湖北、湖南一路视察下来,对湖南的工作颇为满意,毛刚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也送给他,征求修改意见,(其中《登庐山》的末句本为“人民公社万万年”,周认为不佳,毛接受意见而改为“桃花源里可耕田?”)因此他比别人更敢说话。他在会上发言说:“大炼钢铁,全民上阵,土高炉、小高炉,炼出来一大堆废物,劳民伤财啊!”他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不如八百万吨”,等于直接批评了毛泽东,因为五八年将钢产计划由八百万吨增至一千零七十万吨正是毛的主意,而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炼钢”,正是从“一○七○”这四个字引发出来的。

彭德怀从七月三日到十日每天都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吃饭不要钱”、“全民办钢铁”、“砸锅”办食堂等陆续加以抨击,对毛泽东本人也有所批评,譬如“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这无疑是非议毛的品质,认为毛在撒谎。更为尖锐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毛的左倾:“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可能是由于直觉,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会议上说的“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注17:《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他真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注18:马骆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四十一页。)

如此直言批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还是头一遭。彭说话时甚至有人怕惹祸上身,佯装上厕所,悄悄的离开了会场。

眼看会议要失控,毛泽东于七月十日作了个“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的讲话。一方面,他进一步退让,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作了重大退却,不再将公社说成是共产社会的雏型,却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总路线“根本不会错”,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既要稳住阵脚,又要平息同僚的不满,毛只得文迥饰非,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

这个结论显然不能服众。全民炼钢一举,“仅财政拨款的小钢铁(企业的)亏损就达一百一十亿元,六千万农民上山找矿的劳动,群众‘捐献’的铁器中所包贪的价值还不包含在内。”(注19:《宁波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副总理万里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计算出来的损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八六年二月在一篇文章中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三千亿元。”(注20:河北石家庄市《共产党员》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两年之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毛竟打算用“付学费”搪塞过去。要是就这样让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写个“会议纪要”以结束会议,众心自然难平。尤其是彭德怀,他骨鲠在喉,该同毛泽东谈的还没好好谈呢。

一九五八年年底,彭一回到湖南湘潭县的故乡,就被公社敬老院的老人拉走了。老人们掀开食堂的大锅盖让彭看:一锅青菜,菜里夹着几粒米星星,老人吃的就是这些。

“彭总啊,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我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毛主席知道吗?”

“老彭,明年怎么过呀?”

“老彭,毛主席知道吗?”

老人们急促的催彭回答,他终于开口道:“我要给毛主席报告的。”

也许最刺痛彭元帅的心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他老家乌石村的一棵大树底下,一位老人要给他下跪,请他“上天言好事”,彭当即哭了,热泪滚滚的说:“你是我的父老,日子过得这么糟,该我给你下跪!”

他答应了老乡要向毛主席报告,那就一定要报告的。可是他苦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方式。他告诉周小舟,他想找毛谈谈,可又怕谈不好。周的观点与彭大致相同。一九五八年底彭视察湘南时,周曾陪了他三天,两人一起看到为搞“居民点”将村庄拆迁一空的情形,看到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景,听过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看法比较一致。因此,周见彭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谈一次,便怂恿道:“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周把七月十一日夜与毛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并建议彭将自己的几次发言整理成文。受此彭励,彭于七月十三日熬夜写了一封长信,第二天清晨由参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惹起了影响历史的一场轩然大波。

尽管一个跃进几乎搞得几亿农民家家干净、徒具四壁,彭德怀的勇气比明代带着棺材当面骂嘉靖皇帝“嘉靖者家家皆净也”的海瑞还是差得很远。他那封信写得委婉、含蓄,十分客气,刻意迎合毛泽东的地方便有好几处,譬如“农村公社化,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等等。很可能这些话是秘书王承光加进去的,因为这比彭在三月底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法后退了一大步。那次会上他说:“‘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注21: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十九至二十页。)由于秘书删改了“带刺激性的词语”,使他在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经的地方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彭在七月六日的小组发言中曾说:“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所以,上述的“我们”当然也就包括毛。信中又说“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这“不少同志”自然也有毛的一份。这是一生致力反右派、反右倾,最忌别人说他“左”的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不过,在反击之前,毛又忍了十天。

这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其实并不是忍,而是静观风向。他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同彭德怀站在一条战壕里。如果多数政治局委员旗帜鲜明地支持彭的意见,他就得权衡打击彭的后果。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决机器并未被他操纵,他不能不谨慎行事。

毛将彭的信冠以“意见书”印发,与会者便明白了局势的严重。凡言犹未尽的都龟缩了,他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不再说实话。

只有电力部副部长李锐大胆响应,说:“彭总胆大,敢把问题尖锐提出,打破压力局面。”但他和同样支持彭的观点的周小舟却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因此当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七月十七日抵达庐山时,两人便去看黄,告知会议情形。建国初,黄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李当时也在湖南,都是黄的老部下,此时彼此观点也相近。

当晚,黄在彭的住处看了彭致毛的信。十八日一早,周、李又去看黄,“快到开会时间,彭德怀夹了本子过来了。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漏洞很多。’”(注22: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但黄克诚仍然勇敢地在十九日的会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表明赞成彭的信,但说:“公社当年搞好还是不搞好的问题,回答是不搞更主动些。”

周小舟也在当天发言,明白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他又以一九五八年湖南搞的土高炉为例说:“我看就只有失,无所得。”

黄、周二人都是即席发言,并未认真论战,唯一在对彭的非难逐步升级的火药味中正式出击的只有一个人,即一九三五年后做过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张是个留美也留过俄的知识份子,一向没个人野心。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张几乎是放手让毛逐步由军而党控制全局,自己则步步让权。由于他总是赞同毛的意见,时时紧跟毛,为此曾受过党内同事的讥讽,他却回答道:“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毛对于这么一个名义上主持党务、实际却听他指挥的角色十分满意,曾称许他说:“你是一个开明之君。”(注23:见《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李锐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整风,毛上台前作过领导人的个个要检查,张闻天主动将权交给毛,自己下乡作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从此脱离了中共的决策圈。

张闻天与其他中共高层人物一样,一贯服膺毛泽东。但是毛在一九五八年的行为使他改变了看法。在庐山会议进行初期,他对秘书不点名地批评过毛泽东:“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史达林所说,胜利冲昏了头脑。”七月十九日,他决心介入论战,支持彭德怀,并自己动手写提纲,准备在会上发言。正当他写作时,毛的秘书田家英打电话给他,说毛刚说过不能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议他回避供给制、食堂问题,不要谈。张却决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不惜与毛正面冲突。

二十一日,他在柯庆施主持的小组会上讲了三个小时。其间以柯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时打断他,反驳他,而同情他的却无一人敢吱声,连黄克诚也没敢挺身而出。黄事后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不觉为闻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尽管是参与辩论,张闻天的发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维毛的话:“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很坚强”,“主席经常讲要实事求是”,“主席说,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主席要我们学政治经济学,据我的体会....”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说总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支援毛的说法,说“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是一比九的关系”。他这样说,必定不是心中实话,只是为使毛听得顺耳。其实他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他的发言记录稿中光“损失”和“很大损失”就有一百零八个,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又说“有的人公然违反客额经济规律”,“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自然触痛了毛的神经。此外,他说“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于是批评毛言行不一;“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人总是怕杀头的....”等于批评毛压制民主,使党内同志不敢说话。这种批评虽然措词不很激烈,却也是毛执政十年来从未听过、也不想听到的。

当天会后,张散步到彭处(两人住处有条只是几十米的小径),对彭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我支持了你一下。”彭看了张的发言提纲后说:“你讲的还很全面。”此时,两人都未意识到毛泽东要拿他们开刀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国家经济情况已很恶劣,这正是与会者严重存在泄气思想、埋怨情绪的原因。据粮食部部长陈国栋回忆:“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渖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注24:见《怀念周恩来》中陈国栋的文章。)在这种危急关头,要是毛泽东面对大跃进造成的烂摊子引咎自责,改弦更张,或放权让同僚们去处理大跃进的后遗症,首先根据各地饿死人的警报全力解决粮食问题,那么事情还有救,至少不会弄得半年后全国饿殍遍的。然而,好像祸国殃民还嫌祸得不够似的,他将中国拖入了又一场灾难之中。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自称“顶了二十三天”之后,召集全体会议,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对彭、张等人发动了突然袭击。他并没有点名,可是“右派边缘”,“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站不稳、扭秧歌”,谁听了都明白他攻击的是谁。他极端情绪化的一个人骂了半天,也不问其他几位党的副主席有没有话要说,就宣布散会。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层人物长期将这位主席像神似的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一个个全成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侍从。

毛泽东主要的左右手刘少奇、周恩来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无端被诬,可是两人都不动声色,十分镇静,不像别的与会者多少有点震惊。因为两人事先已受到毛的关照,在入场之前就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刘、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请到他住处,告知已将彭德怀的信冠以“意见书”下发,并要他们“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这时周恩来并没料到毛已动了杀机。在二十日左右的一个舞会上,水电部副部长李锐问他对彭的信有什么看法时,他随便答道:“那没有什么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将他和刘少奇召去,告诉他们要拿彭开刀。其时刘刚服过安眼药,在睡梦中被召后硬撑起床,让人架著去毛住处。大约头脑尚未清醒,也可能从来就不敢顶撞毛,他当即表示支援,似乎完全忘了会议开始时他说的“深刻教训”。周恩来一定对毛去年的训斥记忆犹新,自然不敢表示异议了。

这个结果是毛预先料到的。三个多月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就说过,“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注25:见《我眼中的毛泽东》一书第一三二页。)所以,他比刘、周高明,在于他知道他们不会违抗他,而他们却永远无法事先猜透毛下一步要怎么走,是要纠左还是批右。他们总是跌撞撞地跟着他走,跟不上就检讨。毛看准了风向,知道自己在政治局内不会沦为少数,至少在表决时多数人不敢投他的反对票,尽管他们的观点同彭德怀、张闻天差不多。他将彭的信印发已整整一周,整个政治局中除了候补委员张闻天表示支持彭以外,所有成员都没有明白表明赞同,而张本来就是一名“下台干部”,是党的权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所以,尽管二十二日夜里毛睡不着觉,独坐自坐在屋后竹林里抽了半天烟,留下一大堆烟头,他还是深信可以稳操胜算,于是天一亮就发起了进攻。

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要是政治局成员在这一周中陆续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会议有怎样的结局?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薄一波为例。他主管工业,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听到要批判右倾份子后,立即让治金部和煤炭部组织了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在会上讲了一番鼓干劲、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大话后才上庐山。文化革命中他被打倒、斗争之后,造反派的报纸这样揭发道:“薄一波在会上见形势不妙,不敢抛出这些材料。薛暮桥却在旧中宣部的各省宣传部长读书会上,在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会上,在《中国青年》杂志的记者面前,抛出了这些材料。”(注26:《进军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我们无从得到这份材料的原文,但是根据造反派的揭发,我们可以知道这份材料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否定,远远超过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张闻天的纲领性的发言:“他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造成‘混乱局面’、‘通货膨胀’,‘潜伏着巨大危机’。他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说‘生产关系前进过多’,‘破坏了生产力’....”,由此可以肯定,如果主管工业的薄一波有彭德怀或张闻天的勇气,把材料端出来,对彭将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可惜他当时违心地参加了批彭的大合唱。二十多年后,他著文自责:“这是不能自我原谅的,至今仍负疚在心。”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间举行的上海会议结束后与张闻天同车返京途中曾对张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分了”。按说他在庐山也应当站出来说话,然而他没有。文化革命中红卫兵质问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哪一边时,按红卫兵的说法,李先念说:“头一天我是同意彭德怀观点的,第二天我就反对了。”

如果他自始至终支持彭德怀,事情会怎么样呢?毛泽东也会宣布他是“反党份子”吗?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但是可以设想的是,要是薄一波将薛暮桥为他准备的工业方面的材料端出来,以事实论证大跃进之危害,李先念坚定站在彭德怀一边,而陆定一也将受周恩来的委托调查大炼钢铁所得的材料拿出来为张闻天的发言作佐证,周恩来不怕再一次被毛骂作“促退派”,刘少奇不顺着毛帮腔,大家都将自己的真实观点摊开,毛可能说没有胆量拿彭德怀、张闻天二人开刀了。可惜的是,他们都没有那样做。

毛二十三日发动袭击的当晚,三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干部周小舟、李锐、周惠很不服气,三人聚在一起将毛攻击了一番。周小舟怀疑毛的讲话未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只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史达林后期,没有集体领导,只是个人决定,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周惠是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本无参加会议的资格,毛视察湖南后认为他干得不错,特地指定他上山开会的。几天前毛找人去聊天,在场的除秘书田家英和周小舟、李锐之外,还有周惠。周不是个得了宠便溜须拍马的人。他说:“主席年纪老了,有些问题的决定是否变得很快?”他又说当美国女作家斯特朗与毛谈话时称赞毛超过了马、恩、列、斯,毛未作答,不置可否。他觉得毛正走向骄傲。李锐则说毛就是喜欢高指标....三人谈得十分激动,周小舟甚至提议三人一起到毛的住处去与毛“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可以”。他们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就在几天之前毛曾与他们三人夜谈过几次,似乎还谈得不错。

不过,在行动之前周打了个电话给老上级黄克诚,于是三人又到黄处商谈。据李锐后来写的交待说,三人将“上面的一些主要攻击主席的观点都给黄谈了,并谈到去找主席争论事。黄说这是谈不得的。他说彭信起了坏作用,主席的讲话是有原因的,也不要紧张,错了就作检查,才使我们比较镇静下来”。注(27:引自前述高等军事学院的材料。苏晓康《乌托邦祭》关于此事的记述差异较大,但他对李锐等人的采访发生在事件二十多年后,而高等军事学院收集的是李锐庐山会议后写的交待,应当更为可靠。)

三个年轻人差一点就要去大闹天宫,被老成持重的黄克诚制止了。尽管这只是未成为事实的一个打算、企图,但还是应当记录在此。因为这是中共党史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伙同林彪作了那么多恶,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几位元帅“大闹怀仁堂”的事件,也不过是冲着陈伯达等人争吵而已,他们一见到毛,声音就没有了,更没有想过要到毛的住处去辩论、争吵。“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确如此。只因黄克诚过于世故,使这样一件事情没有发生。当时黄对毛仍抱有幻想,以为作个检查就会让他们过关。他不明白毛“要么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的作风。从这点来说,黄又过于天真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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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16 10: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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