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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与《星火》杂志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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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5日讯】一九五八年,兰州大学将部分右派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十六名右派学生、两名研究生和化学系讲师胡晓愚,共三十九人,分别到了武山、天水两县的农村。

武山县自然条件很好,天水至兰州的铁路和渭河从东至西横穿县境。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可是到了农村,学生们才知道农民是多么贫穷。他们看到十三四岁的女娃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在村里走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开始是“撑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起粮食忽然紧张起来。公社食堂每人每天的粮食从六两、五两、四两到二两。人们开始饿死。到了五九年底,粮食就没有了,食堂仅有大白菜给农民充饥。到六○年二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以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劳动的渭河北岸百泉公社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为例,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

这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们卷入政治旋涡的背景。学生们虽被打成右派,成为贱民,却仍然关心政治,时常议论国是。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发起了办刊物的意见。两名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是南方人,与在上海的林昭相识,且志同道合。经联络,他们决定合作编刊物,取名《星火》杂志。武山县的学生们合伙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自己动手刻蜡版,印成了首期《星火》,篇幅为三十多页,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刊物印成后,仅在自己人中传阅、讨论。
  
这时,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开始。该期有篇文章专谈彭德怀问题,称赞彭德怀为民请命,抨击毛泽东倒行逆施。在《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鉴于中国没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内部的同志,希望由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他们计划日后寄给各省市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
  
中文系女学生谭蝉雪是“兰大的林希翎”,右派学生的头领。她是广东开平人,一九六○年春,她打算偷渡香港,争取外援。由于他们赞同“南共纲领”,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其预期的援方之一。四五月间,张春元和原任物理系团总支副书记的右派学生苗新久外出联络。苗新久归来了,张春元却一直没有消息。

  
原来谭蝉雪早已被捕,张春元也在七月间就已被捕。由于他们是右派,没有合法身份证,他们曾私刻兰州大学党委、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伪造介绍信,出门时用的是假证件。当局逮捕谭蝉雪、张春元后,化了两三个月才弄清其真实身份,才知道“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大多数在甘肃。
  
这时,《星火》第一期尚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突然,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武山、天水的这批学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对中共当局不满、了解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苗新久等因参与创办漳县化肥厂,曾与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原漳县县委第一书记,五八年漳县、甘谷、武山县三个县合并成武山县后任县委第三书记)有所接触,与杜交流过思想,对中共和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差不多同时,林昭在苏州被捕。

由于甘肃省的“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发现……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开会改组甘肃省委,撤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据说钱瑛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一九六二年台湾方面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对政治犯从严处理,该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其中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徐诚均十年以上。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
  
本来,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杜映华判刑五年,二人都被关在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满后,名曰“释放”,却如别的犯人一样不得回社会,留在省第三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在有一定的外出自由。一九六八年上海当局处决林昭的前后,甘肃当局诬指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为张传递消息,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该案其他各被判重刑者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到八十年代初才一一获得平反,重回社会。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三人,“平反通知”对他们本人已没意义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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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25 11:0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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