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13)—回来了,山东──我的亲娘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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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29日讯】 回来了,山东──我的亲娘

一九四五年十月,父亲奉国民政府之命,接受山东省水利厅。乘坐专机抵达山东省会济南。他想,这一次他一定要当山东的李冰。

山东的水利资源与西南相比,并不丰富。但是黄河穿越山东并在山东入海,境内还有小清河、微山湖等等。应该说,山东在中国北方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物产重多的宝地。父亲从小在青岛长大,他对青岛的爱是无比真诚的。他到山东是出任抗战胜利后第一任山东省水利厅厅长的。

而此时的母亲,由于刚刚抗战胜利,陇海铁路还没有修复,而且母亲又怀孕了五个月,行动十分不便,加之我们都还幼小,便留在成都等待父亲的消息。

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的大弟弟来到了这个世界。我有了弟弟非常高兴。家中生活情况好转,上边又给家里派来了一位保姆,照顾母亲生活。母亲的身体很快就恢复健康了。这一年,大批从各省来四川逃难的人们,都争着返回自己的家乡,无论轮船、汽车,还是铁路,真是人满为患。我们当然是不可能在这个时间争着去山东寻找父亲了。

可是父亲在济南安定下来以后,经受不了孤独和周围环境的诱惑,经山东省省长王耀武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鲁世明的评书女艺人。在那时节,国民党达官贵人、有钱的富户几乎家家都纳妾、取小老婆。于是,父亲便明铺暗盖地和鲁同居了。虽然他并没有忘记我们,但并不希望母亲去打搅他和鲁的事情。由于刚刚抗战胜利,国民政府的高官们不是一到接收地去整顿社会秩序,不是去规划治理环境,而是终日忙于“庆功”设宴,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

父亲是个技术官僚,从来不过问政治,虽然他也很看不惯,但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自己又立不住脚跟。于是出现了他和鲁世明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自从父亲去山东以后,母亲终日盼着父亲的来信,然而父亲只来过两封信。第一封是一九四五年底所写,那时刚刚接受山东水利厅,正是意气风发之时,还没有染上纳妾的恶习。信中自然是向母亲报平安,以让母亲放心。另一封信是一九四六年底。父亲在收到母亲要带我们北上,前往山东与父团聚的信后,当天即写出的。信中所写,却是如何如何社会秩序混乱,担心母亲旅途中遭遇风险。

本来,对于这些接受大员们的亲属,父亲完全可以请国民政府出面,或飞机直接接送,或轮船经上海转道去济南。但是,父亲却不让这样做。

无独有偶,与我们蓉卢住宅相临的十几个住宅里,几乎全部住着各省接受大员的家属。其中,有两位福建闽南的家属,经常到我们家中,跟我母亲用闽南语谈天,互相解闷。母亲除了英语,只懂闽南话,跟她们在一块聊天时才了解到外面的事情。

这年已是一九四七年初。她们又来到我家中,母亲便把父亲来信的事情同她们讲了。同样,她们也是很少收到来信,而且信件内容大同小异。事实上,对于婚姻家庭,女人是最敏感的。自己的丈夫回乡赴任,不仅不欢迎自己妻子前往,而且竟说此各种理由不让她们寻亲,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于是便相约一同去要求政府,安派交通工具。

正在此时,一名北平的接受大员的妻子派身边的马弁,前几个月回了一趟北平,实际上是派他去看看丈夫究竟在做什么?!正好此时赶了回来。她的丈夫非常干脆地让马弁拿着一张他和一名年轻女子的合照和一封信给了这太太。她一看信,立刻就大哭、大闹起来。信中内容大概是:“我已纳妾,如果你不同意,可趁现在人在两地,就此离婚。”

这件事立刻在接受大员的妻子群中炸开了。这些女人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当初国难之时,国民政府延揽了不少高级技术人才到四川来,就是为了光复后派上用场的。那时是男人的天下,合适的工作位置都被男人们占去,女人本事再高也只有在家生孩子,照顾男人的份。

此时,国民政府已迁回南京,女人们长期闲在家中,根本不知道如何联系车船。于是女人们要求团聚的事情,惊动了四川省政府。对于重庆的官太太们自然可以让她们乘船前往。而成都的基本都是技术官僚的妻子,如果到重庆,势必造成巨大影响,处理不好会丢官帽。他们经过研究,于是决定求当地驻军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她们出川。确定经岷山与大巴山之间出川。

四川,是一个四面被高山包围起来的一个省份,当年蒋介石选择四川重庆做陪都,就是看好了这个地处西南,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地势。他可以坐镇重庆,指挥全军。事实上,日寇虽然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也对四川施行过大轰炸,但是从来没有跨进四川一步。这就是蒋介石高明之处。

此时,刚好有一支地质勘探队,也要去甘肃,于是一连人马,护卫着十四、五家技术官僚的家属们,在勘探队的带领下从成都经万县,向北方的甘肃开去。他们沿着当年护送故宫国宝入川的道路翻山而行。

由于山路崎岖,时有积雪,汽车前进十分困难。随时都有遇到土匪的可能。而且,在陡的坡路上,人们不但不能乘车,反而要下来帮助推车。这些事,自然是当兵的来干。然而,毕竟她们都是官太太。加上这些年在四川,都生了一群小孩,实在是行动困难。

按照要求,为了避免发生汽车上坡时车滑后退的危险,连长命令所有家属走在前面,车在后面。可是,一天两天还可以,时间一长所有的官太太就走不动了。此时,车队还只是开进深山之边。还能看到一些山民。连长灵机一动,立刻命令下属寻找山民帮忙。

这里的山民,常年在这里依靠抬滑竿(即用两根竹子,绑上一把藤椅,行人可以坐在上面),非常乐意干此事。于是由太太们出钱坐着滑竿继续前进了。这时,已经进入1947年的三月份了。尽管在成都,早已是春意盎然,而在山里,海拔越高,气候就严酷,做为带着孩子们的官太太们,这样的旅行的困难实在是不亚于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但是,为了防止婚变,拯救家庭,她们也就不管不顾了。从进山到进入深山,这段不到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然行走了一个月。官太太乘坐的,全部运送士兵的货车,即使是坐滑竿也没有伞来遮雨避日。其辛苦可想而知,而进入深山以后,夜间全是露天睡觉!

一天深夜,突然有野兽的叫声出现。连长非常警觉,命令所有人都趴在地上。士兵们向周围散开,把家属和轿夫围到了中间。然后熄灭了所有取暖的火堆。

果然,不出30分钟,一声枪响,划破寂静的夜空。接着就听见远处有人跑动的声音。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此时,有的孩子吓得哭了起来,立刻被其母亲捂住了嘴。

跑动声越来越近,大约距离车队四五十米的时候,忽听连长一声:“打!!”此时,机枪、步枪以及勘探队员们带的猎枪一起炸响。战斗进行了只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了。对方被打死三人,一人腿负伤,无法逃跑,被抓了回来;经过审问,方才知道这是一群土匪,曾经在这一带抢劫过无数进川、出川的旅客和商人。

这时,一名官太太大声哭了起来,大家围过去一看,她由于紧张在孩子哭的时候捂孩子的嘴,结果连鼻子也给捂住了,战斗结束才发现,孩子已经死了。这时,又有一名太太也发现孩子被自己捂死了,此时已经开始混乱。

连长一气之下,一枪打死了那个受伤的土匪,接着拿起机枪朝天空一阵狂射……。太太们被这枪声震慑住,从此再不哭泣,擦干眼泪,在勘探队的帮助下,掩埋了孩子的尸体。

一阵紧张过后,天空已经发亮,大家从新起火做饭;无非是一些米饭和咸菜之类的。待到天空彻底放亮以后,大家重新集合,向逝去的孩子默哀后,继续向甘肃方面前进了。

这一惊以后,所有的官太太们再也不叽哩哇啦地乱说话了,一路上乖乖地听从连长指挥,很快就来到北面山坡。由于是下山,而且道路自抗战胜利后又重新修整过,自然要比以前上山时好走的多。抬滑竿的轿夫们拿到钱以后,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官太太们又坐上汽车,直向山下开去。

这一次,只用了三天的时间,终于来到了甘肃省。又在平地上飞驰了整整一天,终于抵达中转站──甘肃省天水转运站。

转运站一听说来的都是官太太和孩子们,不敢怠慢,第三天清晨,大家告别连长、士兵和勘探队员,乘换了另一批货车(当时甘肃没有火车),浩浩荡荡走向西安方面奔去。

车到西安后,又由西安转运部门为各家买了奔向各自目的地的火车票。但是,那时的火车全部都是拉货的盒子车,没有车顶,再加上国共党内战又起,火车经常被前面断轨所阻断,所以行路十分艰难。

由于长时间颠沛流离,我的母亲几乎精神崩溃。有一次,火车突然刹车,把我们和母亲摔倒在车板上,母亲跳起来,就准备从火车跳下去。结果被护送的卫兵拉住了……。

从西安经陇海铁路,转津浦铁路,一共行走了三十三天,这个速度如果让现在的自行车运动员骑车旅行恐怕早已到了一个星期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特殊情况下,火车甚至比行人走的还要慢。终于抵达了济南。

卫兵立刻打电话通知了水利厅,父亲派车把我们接到了位于二大马路纬四路的父亲家中。这时,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五月中旬,虽然当时我只有六岁,但是由于整个过程惊心动魄,再加上以后母亲经常提起,因此尽管有些地名人名我无法回忆了,但具体的事情我却一直记到今天。(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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