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了毛泽东在七月间作的指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１：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这就为“反右运动”定下了甚调。一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人亡，缘由皆出于此。
由于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数是“五十五万多”，（注２：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八三九页。）实有必要在此论证，为何这是个被缩小了的数字。
也许是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也许是图方便省事，中共一向爱搞数字计划，按照它的术语，叫做“指标”。肃反时因为向各省市下达计划捕人的指标，造成了无数的冤狱，许多人在整风中对此作了尖锐的批评。现在，“攻击肃反运动”的人全成了右派，当局对于按“指标”办事的做法非但不改，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起来。
肃反时往各地下达的是捕人的总数，而反右中为了强调打击的是“一小撮人”，便换了新花招：给各部门下达该抓的右派占总人数中的百分比，再由那个部门、地区将自己的人头数乘以那个百分比，从而得到自己该抓的右派数目，作为官定的“指标”。各级党组织都按“指标”办事，上级考核下级亦按“指标”完成与否为基准。这样，中共中央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
完不成指标，便是没完成党的任务，那是不行的。刚好百分之五，那是勉强完成，还是“不积极”，“反右不力”。例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点五，却还是“反右不力”，下了台。直到陆平去主事，抓到百分之十才住手。
所以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们为了向党献忠心，求取立新功，往往超额完成任务。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第一批就抓了四百多名右派，超出北京的父母官（市长）彭真定的百分之五的指标一大截。人民大学的著名“右派”林希翎第一次漏了网，只因她提出“反右运动扩大化了”的意见，被认为是“继续放毒”、“坚持反动立场”、“攻击反右运动”，入了第二批名单。当时，校长吴玉章并不赞成将林划为右派。吴本为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虽然三十年代就到了延安，被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尊为革命元勋，但他在人民大学亦属有职无权，学校完全控制在党委手中，因此他对林希翎也爱莫能助，无从搭救。他对林的右派帽子故意“视而不见”。学校开学典礼，别人为他准备的报告稿中点了十几名右派的名。他在念稿子时跳过林的名字不念，算是公开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一个“百分之五”框住自己。例如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这样说过：“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百分之八点五。”（注３：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要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充的右派，必定超出了百分之十。吉林省的各高等院校，一九五七年七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为右派。（注４：数字源自吉林省委关于高校反右斗争的报告，中共中央七月七日转发。见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第六十页。）至反右结束时应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北京地质学院五千多学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余名教师、教授，右派占了百分之十二。（注５：该校右派学生吴宏达平反后访问母校时得到的数字。吴告诉了本书作者。）
甘肃兰州大学右派总数不详，仅知物理系二年级（一九五六年入学）一百五十名学生中，近四分之一是右派；其中一个班三十人，八名是右派。
鸣放期间兰大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十二名成员，除了一名因“揭发”他人而“将功赎罪”未定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这些人都是各系学生中的优秀份子，如物理系学生苗庆久是该系青年团的总支（部）副书记，深受同学信赖才当代表的，结果被送下乡劳动改造，以后又因“反革命”罪入狱，坐了二十年牢。
不仅学生代表入网，连同情学生、受兰大党委委托陪同代表团一起赴京的副校长陈时伟教授也被“揪出来”了。陈不久被送去劳改，饿死在武威黄羊河农场。（注６：兰州大学的情况源于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其余各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数百名上下。譬如武汉大学抓了四百八十多名，其中中文系三年级有个班，因学生中的“右派头子”吴开斌在该班的缘故，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九人成了右派。（注７：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上海交通大学抓了三百多名。福建师范大学有三千多学生，一下子抓出四百多名右派，而在最初的批斗风暴中，有十多人不堪凌辱，以死抗争，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后人也许会奇怪，哪里会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或者会纳闷，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论”才行。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了“右派大合唱”吗？为说明这一点，不妨举个例子：清华大学有个学生，父亲是国务院某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所以算是出身于清白家庭，与共产党无冤无仇。他本人积极拥护党，还是个学生干部。反右时他听党的话，积极写大家报批判右派学生。不幸他的大字报里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 …”这样的话，就证明他与被批判的右派学生有相同的思想，结果他也遭了劫。（注８：源于当事者的同学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清华大学还有个学生张德寰，因为给过几位有困难的同学几件旧衣服及几十斤粮票，而那些同学因“右派言论”成为右派，他也就被牵连，戴上帽子，被判处三年徒刑。（注９：《新观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一位工程师的命运》。）
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是一个班的班主任，曾带领二十八名学生到清华大学介绍北大的鸣放（但由于清华党委事先组织了学生在会场上起哄、嘘叫，会开了个头就散了。）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黄继忠是北京高校第一个带学生出校门的，应该严惩。”于是黄成为“极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鸣放时，该班一位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黄继忠老师，于五月二十七（八？）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虽未能见到毛本人，却向称为毛的“办公室主任”的人物鸣放了一通。过了十天，毛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反右，这十一名荣幸进入中南海重地的小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注１０：源于当事者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就被毛泽东抛出来，成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祭品。历尽磨难之后，他竟然活了下来。文革后他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整死一事发表了一通感慨，说“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不行啊！”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注１１：《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二卷第三十五页。）这个看法固然很对，但他对于把几百名北大学生送去劳改一事，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反省。
当时物理系的学生似乎格外活跃，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由于一九五二年中共学习苏联，理、工科分校，清华的文科、理科并到北大，当时又还没有与清华、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国科技大学（该校于一九五八年成立），因此北大集中了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理科学生。落网之后，很多右派学生被押往农场改造，从此葬送了青春。
与北大隔街相望的清华也是一样，工程物理系的第一届学生由各系挑选优秀者而来，预定一九五八年毕业，为中国刚起步的核工程、核科学技术事业输送第一批人才。可是，该届学生近一半成了右派，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各系。由于该系专业涉及国防，右派个人固然落入了悲惨世界，国家蒙受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当时，毛泽东说“全国大专学校一千五百多所”（注１２：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在各省市委书记会上的一次讲话。）可能包括了中专，真正的大学、学院大约四、五百所。每所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三四百以上。所以高教系统的右派大约十五至二十万。全国一百七十个大、中、小城市，中、小学教员右派约为五万。新闻、文艺界的右派比例高，一般在百分之十五以上。粗略估计，全国应有五万新闻、文艺界人士落网。工程技术界、银行、金融界亦应有五至十万。如中型城市鞍山是一座工业城，知识份子较多，右派数字为二千零七十。（注１３：见《鞍山市志》。）“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注１４：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估计亦有五万以上戴了“帽子”。商业服务行业知识份子虽然不多，但有大批“旧社会”过来的留用人员，右派总数亦应有五万。除此之外，全国党政军干部的右派总数估计为五万，不会更少。这样相加，右派在四十至五十万之间，中共公布的数字“五十五万多”似乎不差。何以会有“一百零二万”（见刘宾雁为本书撰写的序言）这个数字呢？因为全国二千零二十三个县尚未考虑进去。
各县右派人数差异较大，端视其所在省的省委书记抓右派的积极性而定。如河南南阳县，八十万人口，右派数达一千一百六十四名。又湖北，七十万人的襄阳县，八百五十二名；（注１５：一九九○年版《南阳县志》第三十九页及一九八九年版《襄阳县志》第二十二页。）七十七万人的随县，七百四十一名。（注１６：见《随县志》。）安徽省比例更高，二十八万人的全淑县，四百四十五名：（注１７：一九八八年版《全椒县志》第二十一页。）十七万人的休宁县，三百三十九名。（注１８：一九九○年版《休宁县志》。）江西省比例相对较低，二十四万人的万载县仅五十人，三十六万人的高安县仅一百一十名。（注１９：参见八十年代出版之各县县志。）不过江西文化落后，知识份子少也是原因之一。
黑龙江省嘉荫县是个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的偏远小县，全县仅六千余人，没有一辆汽车，可见知识份子屈指可数，但右派仍有十五人。按人口比例计，比安微还高。可见反右运动无远弗届，“天高皇帝远”一说不成立。全国两千余县，仅内蒙古巴林右旗（人口六点七万）是个例外，蒙古族的中共旗委第一书记哈斯巴根坚持不改整风初衷，违法乱纪的干部处分了四十七名，右派却没抓一个。其邻居巴林左旗则积极反右，抓了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注２０：一九九○年版《巴林右旗志》、《巴林左旗志》。）
今随机抽样，取二十二个省市中的一百个县，统计结果如下：总人口三千三百一十万，右派总数为一万九千四百一十一名。（注２１：一百个县为：黑龙江省集贤、五常、绥棱、海伦、肇东、肇源、阿城、青冈、绥化、望奎、嘉荫；河南省南阳、安阳市郊区、淮滨、西峡、陕县；湖北省襄阳、随县、松滋、汉阳、宜都；四川省什邡、崇庆、仁寿、井研、夹江、彭县、新津、南川、丰都、蒲江县鹤山镇；安徽省宿松、全椒、祁门、休宁；山东省益都、临淄、陵县、崂山、庆云；湖南古丈、凤凰、保靖；江西省高安、万载、丰城、万年、广丰、崇义、乐平；广西省阳朔、扶绥、横县、大新、上林、宾阳；江苏省高邮、如东、武进、溧水、常熟、江宁、昆山；上海市郊区青浦、奉贤、崇明、松江、川沙；浙江省萧山、仙居、象山、淳安、常山、嵊县、临海；山西省河津、永济、沁水、五台、河曲；陕西省渭南、户县、安康；辽宁省海城、锦西、长海、台安；广东省和平；宁夏省盐池；吉林省集安；云南省弥勒、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镇雄；贵州省惠水、黎平、兴义；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内蒙古托克托县、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当时全国总人口六亿五千余万，两千个县的农村人口约为五亿。粗略推算下来，全国县以下农村的右派总数约为三十万。这样，加上城市的右派，全国右派总数当在七十至八十万之间。这是下限，决不会更少。
另一方面，前述各县的统计数字虽然是在八十年代中共比较实事求是的时期披露的，其中并不包括当作右派斗争、处理，但实际没有正式列入右派名册的人。这样，即使官方无意做假，其统计数字也要比实际右派人数为少。
譬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自然包括组长张锲。但是，拉粪车、扛麻包，劳动改造了十五年之后，军管会的军代表突然发现张锲的档案里并无上级核准他为右派的批复件，自然不能算右派，或者只能算“不算右派”的右派了。（注２２：《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一三四页。）
又如，有所学校，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是五个，但该校党支部书记年方二十余岁，老实规矩，抓出四名后再也找不出第五个，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只好将自己的名字报上去作为第五名右派。上级官僚不问缘由，照例批准，将他开除党籍，送往农场劳改，妻子离婚，儿子亦随之改姓。在农场改造了二十年之后，右派们均获改正回了城，唯独他一个无人过问。原来上级右派籍册里并无他的大名，自然不在平反之列。（注２３：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团结报》。）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师李树槐的档案中，也发现当初上级并未批准定他为右派。他被告知：“你不是右派，我怎么给你改正？”但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再也无人过问了。
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女学生胡慧芝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她给父亲写的信和日记中同情父亲的话被一位学生干部偷看了，报告上去，就够定为右派了。由于她才十七岁，不能戴右派帽子，便给了她一个“反右期间有错误言论，不宜当教师”的结论，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支援边疆”。二十年后，右派平反了，她父亲也平反回京了，但她却无反可平，因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观察》编辑部去请求记者为她申诉时，痛苦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右派！”
除此之外，有些重要的科学家不宜公开定为右派，而称为“内控右派”，如渖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等等。“内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也是不计在右派名单内的。总数虽无法统计，但全国估计总不下数万。所以粗略说来，右派总数大约接近一百万。
这个数字可以由当时毛泽东的一番话得到辅证：“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产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注２４：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谈话记录》。）
按当时中共的说法，那一千四百万是全国所谓“参加运动”的人数（工人、农民不参加运动）。如四川省新津县，“全县应参加整风人数二○○八人，实际参加人数一八六四人。定案划为右派分子一三一人”，右派数为参加运动的人数的百分之七。四川仁寿县，“全县参加整风运动职工六千二百六十四人……在职工中错划右派分子四百六十二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百分之七点三。”山东庆云县，五百三十七名中小学教师参加运动，右派出了八十二名，占百分之十五以上。（注２５：以上数字分见一九九○年版《仁寿县志》第三六六页，一九八九年版《新津县志》第三十一页及一九八三年版《庆云县志》。）
一千四百万人，百分之五是七十万，百分之七便是一百万。笔者探用“百万右派”这个数字的根据便在这里。无论如何，五十五万是不可能的。县以下农村都有三十万，城市怎可能只有二十五万？运动对像知识份子绝大多数在城市，只是城市右派人数一直不公开，难得计算其总数罗了。但“百万”要比“五十五万”更接近实际数字，这是不容置疑的。
还有的人“因‘右派’言论戴上其他帽子，受到处理”。这些人也没有被官方统计进去。如广西上林县，一九五七年七月至九月将一○七○名教师集中到县城“参加运动”，除右派外，还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注２６：一九八九年版《上林县志》第三八三页。）
“右派”怎么同“坏份子”扯到了一堆？那是因为可以在完成抓右派的指标之后再多抓一些人。譬如有人本来就有辫子可抓，如“男女作风问题”，但双方自愿，并不算犯法，但如今又有“右派言论”，党决定严加处置，却并不宣布此人是右派，只说是“坏份子”，予以逮捕。尽管此人在狱中、劳改营中仍得为其“右派言论”认罪，却不在右派名单之中。
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份子”，抓走了。这学生也不是右派，但实际也是反右的牺牲品。
北京有个十年前毕业于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姚祖彝，几年来无业在家，自然没有哪个部门的党组织会去给他一顶右派帽子。可是人不能住在天上，只要你在有人烟的地方，就有街道“居民委员会”考察你的思想。他被“居委会”报告说是“思想反动”，结果也被抓起来劳动教养了。
在劳改农场，姚遇见了燕京同学、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讲师黄继忠。黄是右派，可姚不是，然而农场对他们的处置没有区别。服了十年劳役之后，姚看不到出头之日，便同北京俄语学院的右派学生王同竹一起逃跑，欲偷渡去香港。不幸事败被捕，二人及另外两名“同犯”一并被枪毙于南京。这是“右派”之外的受害者的又一例。
不在右派名单内的还有一批“中右”。如江苏省宜兴县，右派是二百零八名，而“中右份子”则有一百六十九名。（注２７：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黑龙江省肇东县“共划右派一百九十三人，中右份子三百三十六人。”（注２８：一九八五年版《肇东县志》第二十三页。）中右数目比右派还多一百多名。
“中右”也是一种正式的帽子，虽不统计在“右派”之列（中共公布的“五十五万多”右派中只包括“极右份子”，不包括“中右份子”），也是要受处理的。这自然也是伟大领袖的指示。毛说：“右派反对我们，中右也反对我们。”（注２９：同注１４。）所以，中右份子也要被开除公职，或降职降薪，当团员除名，或回乡种田等，只是不送劳改营而已。例如位于齐齐哈尔的解放军第十一军医学校一位教员被定为“中右份子”后，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转业离开军队，下放到了边远的小县城北安。他的妻子倒还留在第十一军医学校教书，但两人却因此过了长达十四年的两地生活。（注３０：《无情未必真豪杰》，《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此外，还有仅有“右派言论”、不戴帽子者，算是“右倾”或干脆就叫“右派言论”。甚至还有叫做“疑似右派”的。这些都是要写进档案的。个人档案中有了这条记录，调动工作时就谁也不敢要了。
从各县县志公布的数字来看，各地“中右份子”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数字的四分之三。（注３１：前述一百个县中，有十七个县公布了“中右”的数字，总数为一八六四名；这十七个县的右派数为二五五一名。）所以全国农村大约有二十万“中右份子”。这个比例与大城市相近。如北京大学，“右派”与“极右派”约七百左右，另外“中右”、“右倾”的处理对像为八百左右。（注３２：高望之《北京大学与民主运动》。该文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史”会议上宣读。）所以，全国“中右”亦有五十万，不会更少。
应当说明，戴上右派帽子的只限于知识份子及够得上称为“干部”的人，工人、农民是不定右派的。这是中共的“阶级政策”。当地方执掌大权的人想要将工人、农民中不顺眼的“份子”定为右派时，必须做点手脚才行。如河南省洛阳市五金交电公司有一位姓蔡的职工，鸣放期间出差外地，见到别处鸣放挺热闹，便写信回去鼓励同事向公司领导提意见。因此，公司党委定他为右派。谁知上报到中共洛阳市委，未准，因为该职工本人成分为工人。于是公司党委玩了个花招，将其成分改成了“学生”，再度上报。学生是可以按知识份子处理的，这下他便被正式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注３３：源于该蔡姓职工的儿子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中共规定农民也不抓右派。可是湖南临湘县有个未进过大学校门、自学成才的养蜂专家李忠谱。成了专家就不能再算农民了，因此他不配享有农民的“豁免权”。他成为右派，入狱，在狱中身体被摧残，出狱后不得不卧床两年才恢复健康。（注３４：《人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农民养蜂“博士”李忠谱》。）
当时，像这样想方设法把工人、农民变成知识份子扣上右派帽子的例子不很多，较普遍的是定为“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如辽宁海城县，除了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竟多达二百四十八名。（注３５：一九八七年《海城县志》第二○七页。）四川省什邡县是个仅二十几万人的小县，大约因为知识份子不多，抓了一百二十一名右派后，县委书记觉得不过瘾，便在不够称为“干部”的工人、农民、城镇居民中大抓其“反社会主义份子”，总共抓了九百七十八名，是右派数目的八倍！（注３６：一九八八年版《什邡县志》第五及第七十八页。）
成了“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工人一般不去坐牢，但惩罚是要给的。四川重庆附近狮子滩水电站工程局有位姓□的老工人，是全局有名的劳动模范。本来，劳模只要劳动带头就够了，可是如今党要改进作风，要请工人们给领导提意见，所以劳模也要带头。在领导们的再三动员下，他终于提了点意见：各级干部都是由东北丰满水电站调来的，对四川本地人重视不够。一条足矣，他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败类”－－“反社会主义份子”。劳模除名，工资由最高的八级降到最低的一级，而且被发配到荒僻的贵州去了。
古人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说字字是真理，但古人不懂今人的事，如今患的不是辞，而是帽子。要是什么帽子都扣不上，事情就不那么好办。天津市一个工厂的工人在厂里大字报上大事小事一齐乱鸣时，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大家谈正事，不要就谁偷东西、谁搞女人之类的闲事乱扯。结果党委说他“向党放暗箭”，因为他那张大字报一出，许多反革命就缩回去了，没暴露出来。“放暗箭”算什么“份子”呢？什么也不算。斗争会是要拉上台的，可是斗来斗去，帽子却不好安。工人不能定右派，说他是“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也不妥，只好胡乱给了他一个“劳动教养缓刑两年”的处分。（注３７：《报告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冯骥才《我不愿承认是牺牲品》。）
粗略估算一下，在“右派”和“中右份子”之外，全国按“反社会主义份子”、“坏份子”及其它名目处理，加上没有名目、不算“份子”也同样处理的人，估计不会少于三、四十万。
所以，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开始、持续近一年的那场“反右派斗争”中，大约一百万，至少七、八十万“右派分子”，五十万“中右份子”，三、四十万“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被制造出来，成了共产党的新的敌人。这一百五十至二百万人是所谓戴了“帽子”、有“份子”头衔的，中共后来给他们平反、“改正”，还有据可查，譬如广东省于一九七九年秋“改正”了四万多名。（注３８：香港《争鸣》一九八七年六月号第四十四页载：“据广东省改正右派办公室透露，至一九七九年秋，全省共改正四万八千多件右派案件，和当年反右斗争结束时内部公布打出六万五千多名右派的数字相差一万七千多人。”但一九九一年版《当代中国的广东》第一四四页说该省仅抓了三万多右派。）至于如前述姚祖彝那样的不属“份子”的份子，被送去劳改营也好，留在城里在街道上扫马路也好，那就无从统计了。
第十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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