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第十四章:反温情六亲不认(下)

丁抒
    人气: 23
【字号】    
   标签: tags: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判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公布后,谁也不再提共产党整顿作风的事了。尽管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说过不要求各党派整自己的风,各党派还是安静下来,各自回窝,整自己的风去了。

由于各党派里本有一批公开和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以他们为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党派内选定了一批右派名单,痛批一顿之后,统统赶出其领导机构。人们开始整日将“热爱党”挂在嘴边。当“热爱党”比“热爱共产党”显得更亲切,却绝不会引起“热爱哪个党”的误会时,我们就知道,那些“民主党派”已经死去了。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于七月十二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痛斥民主建国会首领、国务院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为“右派野心份子”,细数他“恶劣的品质,凶狠的行为”之后,一本正经宣布:“我们今天对章乃器展开斗争,就是整个反对右派的斗争中间的重要一环。”如果不看文章的署名,人们真会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首长的政治报告。为了痛打落水狗,民主建国会出版了两本专集,往章氏身上泼尽了污水。

章乃器在历史上是帮过中共大忙的。抗战初期,章就任国民党政府的安徽省财政厅长前,周恩来嘱他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搞好关系。章想方设法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银元,(注28:《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四页,转引自徐承伦《抗日战争初期章乃器在安徽》,载《安徽史学》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亦见章乃器遗稿《七十自述》。)并为中共培训了一批财经干部,为此毛泽东曾向他致谢,称他做了好事。战后国共内战,国民党政府经济濒临破产局面,有人蒋介石建议起用章为财政部长,蒋叹气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为我所用。”(注29:《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一九四八年底,章氏抛开在香港已具规模的产业,接受毛的邀请秘密到了东北解放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他建议在“中国”之前加一“新”字。毛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从此这首歌传遍了全国。

这样一个人是绝不可能反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毛泽东将他定为敌人的呢?

综观章乃器的反动言论”,主要是“攻击社会主义”:“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们从资本主义还可以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可以找出有利于生产与管理的经验和知识,服务于社会主义;但是官僚主义是百无一用的糟粕。官僚主义一旦加之于社会主义事业,它的效率就会低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其原因即在于此。”(注30:《新华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三号第七十七页。)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将章乃器召去,说马上要开国务会议,要撤他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章伯钧和罗隆基不得出席申辩,但允许章乃器出席。章乃器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这正合周恩来的意,便回答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注31:章乃器遗稿《七十自述》。)就这样,章乃器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屈辱生活。在中共的强大攻击下,他的妻子和儿女均作了向党靠拢的撰择,与他划清界线,从此断绝了来往。唯剩幼子章立凡不愿离开,与也相依为命。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共产党子弟组织起红卫兵,大闹“红色恐怖”。年已七十的章乃器与许多人一同挨打,不少人丧生,他却因每日练功而体格健壮,活了下来。可是不久儿子章立凡因“为父亲翻案”而被抓进牢房,他就成了形影相吊的孤老。从那时到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一个亲人的面。

一九四五年七月,黄炎培曾访问延安。当时,毛泽东问他有何感想,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矣’。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总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劳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32:转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延安文艺业书》报告文学卷第五一六页。)

事隔十二年,满腹经纶的黄老先生自不会忘记毛泽东那番漂亮的言词,他完全可以著文问毛:你不是说要走一条民主的新路吗?你不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吗?为何人民才监督了一个月,你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你熟读《红楼梦》,难道不记得“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客,眼见他楼塌了”的醒世明言吗?但是,黄老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条件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食言。连他那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当教授的儿子黄万里都成了右派,他还能有什么力量制止毛的所作所为呢?

这些所谓“民主人士”,非但不挺身而出,斥责中共背信弃义、践踏民主,反而纷纷抢著向中共献忠心,表示要当“左派”,做“红色老人”,巴结唯恐不及,遑论对中共实行监督。

党外人士中公开对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满的,似乎只有张治中。这位解放战争未期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一方的首席代表,自谈判破裂留在北平与共产党合作以来,基本上是赋闲在家。他对反右的做法实在不满,终于打破沉默,对受到中共保护、未定为右派的“民主人士”沈钧儒(民盟主席)等人委婉地说:“反右应着重摆事实,讲道理,情绪激昂一点还可以,但拍桌子、破口大骂是不是好?以势压人人怎服?”(注33:《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二页,张治中生前秘书余湛邦的文章。)当然,张治中只能说到这里为止,批评中共的胆量他是没有的。七年前中共“镇反”,将在他投共后追随他,到北平投奔中共的堂弟张韶舞抓到浙江平阳公审,当场就地抢决。张闻讯,只是在家中痛哭一场,不敢对中共道一个字。尽管他知道张韶舞的罪名只是抗战期间任平阳县县长时,为政府征兵征粮比较卖力而已。

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虽然支持中共反右,但对那么多人成为右派感到不解。听说教育部副部长柳(水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等人都成右派后,他说:“这些人过去都是老朋友,做过许多工作,为什么现在都变成了‘右派’?”(注34:见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副部长金城的文章《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虽然被中共确认为左派,但谁人能说出他内心的愤怒或悲哀?

每个人都有一些人性的弱点。在那种正派人动辄得咎的情形下,能够坚持正义、不同流合污,的确很困难。二十多年后,名作家巴金这样回忆当年的事:冯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我们也重复著别人的话,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注35:巴金《随想录》第一集第一三○至一三一页。)

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不像巴金那样做点违心的事是不可能的。为此,中国最优秀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不得不奉命在批判“京剧界的败类、右派分子李万春”的大会上发言。

“看着李万春长大的”老一辈艺术家荀慧生被迫在报上表态,说李“昧尽天良,颠倒是非,狂妄地向党进攻”,是个“为虎作伥的败类”。(注3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八期第二十八页。)

后起之秀,女演员杜近芳亦曾奉命登台批判戏剧家吴祖光。二十多年以后,杜近芳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她在纪念惨死于文革的戏剧界老前辈田汉的会上见到吴,站起来深深地朝他鞠了两个躬:“吴先生,我对不起您。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大会上批判过您。我向您道歉!”

即使在反右前,眼见了“肃反”等运动的恐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知识份子的懦弱,巴金便预言:“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注37:同注35,第一三一页。)

巴金的预言基本上成了事实。百万右派几乎每一个都发现平素的朋友、同事毫不怜悯的加入斗争自己的行列。对此无法忘怀的青年作家从维熙三十年后回忆道:“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动农民造反。’”(注38: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三十五页。)从并不记仇,他明白“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份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也就全理解了。

祸到临头仍然敢说真话的人还是有的。《戏剧报》编辑张郁就公开站出来说,中共拿吴祖光开刀是“对中国善良的知识份子的不信任”,是戏剧家协会“为了要在戏剧界抓一个右派分子报成绩”。很自然,他为此付出代价,成了“反党急先锋”。(注39:《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七期第十五页。)

上海同济大学研究生、中共党员吴中在眼见那么多人成为右派后,挺身而出,说:“被指为右派分子的背后,没有政权,没有法律,没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他们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理。而党却有一系列的政权机构为它撑腰……有枪杆子握在手里的。今后谁还敢再开口?”“党本来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忽然来了这么一手,不由人不联想到‘叶公好龙’这个故事……”(注40:香港自联出版社《鸣放回忆》第一二一页。)为了这几句话,吴也进入了右派行列。

在高压下为右派的观点辩护是需要勇气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农工民主党举行大会,会议虽然仍由章伯钧主持,主题却是批判章氏的“政治设计院”。在一片讨伐声中,唯有一九二○年在北大任讲师时与李大钊一起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张申府(当时为北京图书馆研究员)明白表示说:“章伯钧所说的‘政治设计院’问题,并不一定是错了。”他因此也成了右派。

张申府成为右派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一九二○年底,他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执教,首先介绍了天津学生刘清扬(女)入党,随后张又与刘一起介绍周恩来入了党;以后到了德国,又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共。张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廖仲恺请他推举国外留学生回国工作,他开列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第一个便是周恩来。这样,周便回国当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注41:人民出版社《怀念周恩来》,张申府《留法前后我同周恩来同志的一些接触和交往》。) 逐渐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一九五七年时,要是周坚持不赞成给张扣上右派帽子,张应当能够幸免。也许是张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涉及中共一党专政的制度,太致命了,连周恩来也觉得无法保得住他。毛泽东的态度也许是周不愿出面保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的另一原因。一九一○年代未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张申府曾是他的“顶头上司”(毛氏自述),给过他气受(毛抄写潦草,张令重抄之类)。毛讨厌这些大知识份子,认为他们“最无知识”,派给他们“右派”帽子时当然不会怀恻隐之心。看透了毛泽东肚肠的周恩来,一贯以不与毛冲突为首务,自然也任由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而不吭声了。

小人物中也有敢于站出来为“大右派”辩护的。

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生党治国,是一九五四年陕西省高校考生第一名,一位极有才华的青年。学校批判钱伟长、黄万里两位教授时,他走上讲台去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是右派。这样,他成为“极右份子”,被送去劳改了。(注42:陈祖芬《理论狂人》,见《人民文学》一九八六年第七期。)

化学工业部一位普通科员阎义采在章伯钧已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鼠之后,写了一篇《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的文章,说:“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化齐放,百家争鸣’。”(注43: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当然,阎因此而成了“反党份子”,尽管他也是个共产党员,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参加了革命。

自然,绝大多数人没那么勇敢,他们不愿成为牺牲品,就只好“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了。

被迫的或者主动的与右派划清界线的人,只比右派多享受了几天“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而已。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又号召“拔白旗”,一批人被“拔”。如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传鹰。一九五七年时,传未落网,但五八年却成了北大头号的“大白旗”,终于未能逃脱被整的命运。

到了下一年(一九五九年),毛又指挥全国“反右倾”,又有很多人落了难。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反右时的左派邹鲁风,曾在《光明日报》上著文批判许孟雄教授,说许“不学无术”,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并正言告诫许:“你的狂妄的叫嚣,正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邹在别的批判右派的文章中曾说:右派“都是些高级知识份子,他们的阴谋也是‘高级’的。说它‘高级’,是因为他们不仅要篡夺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而且要篡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企图发动匈牙利事件,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注44: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这是反右中左派们所能想得出的最严重的罪名。像邹这样坚强的左派怎么会在两年后就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挨斗自杀,实在是个谜。

如果既未在一九五八年被“拔”,又未在一九五九年被“反”,也须夹紧尾巴做人。随后三年,在“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中,知识份子同全国人民一起挨饿。广东的“大右派”罗翼群的“反党言论”--“农民在饿死的边缘”--不幸成了事实。几亿农民到了饿死边缘,两千万以上农民成了饿殍。可是饥馑刚过,毛泽东就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九六三、六四年开始批这批那,又有人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孙定国则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七年冬,九三学社和《光明日报》联合举办千人批判大会,将储安平拉去当众批判。会中作主要发言者,是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特别邀请去的的孙定国。孙能文能武,抗战时先后做过山西新军的旅长和八路军的军区副司令。一九五七年他是当校的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因为懂马克思主义,又有口才,在批判储氏、逼使他低头认罪一役中立过功。但是六年后孙自己也被批判,赶出了党校。一九六四年底,他被弄回党校,接受再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让他在几千只眼睛面前站起,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冒牌的哲学家”,又骂他是“大流氓、大坏蛋、大骗子”,“你是死不要脸!”当天夜里,他留下了一张遗书,跳进了校内湖中的冰窟窿。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今天才体会到邹鲁风的心情……”(注45:林青山著《康生外传》第二二二页。)

如果说一九六四年的打击面还不够宽的话,到了六六年文革,五七年的左、中、右就差不多一锅端了。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首都戏剧、电影界接连举行过四次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田汉主持。由于吴曾对“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不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发表过疑问,田汉便著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他还将吴受邀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标上《当“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题目,在报上发表,用以作为吴“反党”的铁证。吴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剧作家曹禺甚至发表文章,说“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注4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五期第十五页。)名作家老舍也打了一杆子,这大约是因为不打一杆子自己要惹祸,打一杆子也伤不到哪里去罢。后来吴到北大荒劳改,吴妻将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说等吴归来时“物归原主”,可见他在会上、报上发表的斥骂吴的话并非由衷之言。

九年后,文革乍起,吴祖光幸运的活了下来,而老舍、田汉却相继死于非命。老舍是遭毒打后投湖自尽,受罪只是一时,田汉就惨了。试看文学教授秦似《悲田汉》诗“光天竞指鹿为马,暗室难堪尿作茶”二句之自注:“田汉有糖尿病,在狱中备受折磨,甚至尿胀亦不得解,遂不得已而解在脸盆内。监守者竟逼他喝下肚里去。”受此侮辱,何如一死了之。

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早在一九三二年就成了秘密的中共党员,于是中共让他出头大肆批判其民革同事龙云、黄绍宏、陈铭枢等右派。但到了文革,他又被诬为“特务”、“反革命”,坐了八年牢。由于毒刑拷打,到释放时已成了半瘫的废人。

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参加了几十次反右斗争会,几乎每次都声色俱厉地斥责右派分子。他真心地热爱共产党,并于一九五九年要求加入中共。几年后他也成为斗争对象,被捆绑双手游街示众,终于折磨而死。其妻也被惨无人道的拷打致死。

上海《新闻日报》社长金仲华,也是紧跟中共刻薄咒骂“右派分子”的一员小卒。九年后,他也被中共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份子”的帽子,被斗争、抄家之后,终于自杀,骨灰也被当局抛弃而不可寻。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这样记述了他的死况:“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母亲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注47:巴金《随想录》第五集第三十二页。)

京剧女演员言慧珠在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陈仁炳的鬼把戏》的文章中说,她“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又说“我要大声告诉右派分子,我们坚决走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注48: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报》。)九年后,这位被公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旦角演员的艺术家也像金仲华一样悬梁自尽,告别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中国史学界有两位权威人士,一是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一是离开清华教席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反右开始后不久,翦伯赞作为党员,紧跟中央,公开怀疑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三位右派部长在私底下有过串连,在鸣放中分工合作。“章乃器的说法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的民主;而罗隆基则要和共产党算旧账。”翦氏这样分析,只是凭“据说”而已,可是这一来,他们便成了一个阴谋集团--正与中共指称的“章罗反党联盟”合拍。吴晗则于六月中旨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决议要求对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等人“按组织纪律严肃处理”。中共让吴晗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会是耍了花招的。吴晗的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但他已在三个月前秘密加入了中共,成了中共在民盟的代理人。(吴一九四九年一月曾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答复同意,但说时机尚值得研究。到五七年三月,这“时机”到了,吴被吸收加入中共,但身份不公开。)(注49:《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至六十二页。)由此可知,这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中共操纵的民主玩具罢了。中共执政前,作为清华的一名教授,吴□常与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以及费孝通、钱伟长等民盟同志聚会,商谈如何与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相配合,反对国民党政府。而今潘、费、钱均被中共党作敌人处置,吴晗竟不明白自己早晚也会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猛烈抨击右派,该发言以《我愤恨!我控诉!》的醒目标题在报上发表。

九年后,轮到翦、吴两位下油锅了。毛泽东说:“翦伯赞、吴晗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注50: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八月毛第一次在天安间检阅红卫兵时,在城楼上对北大附中的女红卫兵小将彭小蒙说:“娃娃,对翦伯赞,你们批判了吗?”

“他这种人,书读了不少,可是越读越反动。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注51:见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年三月号《写血书给毛泽东》,文章署名“佚名”。文中彭小蒙回忆道:“事隔二十年,毛主席的话我可能记得不很准确,但基本内容决不会错。”)

翦氏在历尽侮辱后,于一九六八年秋与妻子一起服药自尽。据说他死后,人们从他的左右衣袋里找出两张纸条,写有“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字样。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倒是毛泽东果真“万岁”活到今天的话,翦伯赞恐怕还是“反共份子”一个,决无翻身之望。

吴晗的遭遇比翦氏更悲惨。他被捕入狱后,妻子也被关进劳改队的一间小浴室,直至全身瘫痪没救了,方许可其年幼的子女接回家,第二天便含冤而逝。七个月后,也即翦氏夫妇自尽的一年之后,吴晗的孩子被通知道:“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他临死前提出过想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你们的地址。”那十五岁的女孩受不了打击,精神分裂,历尽几年磨难之后,也选择了死。

还有什么比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更能描绘毛泽东时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处境和遭遇呢?

反右过了三十年,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的漫画家华君武痛定思痛,自述道:“批判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我都画了一些漫画‘配合’,曾经画过胡风、浦熙修、丁玲、萧乾等,……当时自己洋洋自得,出版社也把这些漫画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现在回头看看,真可以说是‘不堪回首’。…… 想想人家已经遭受了不白之冤,我还添油加醋地去讽刺人家,实在很不应该。”(注5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第三十一页。)

一九八四年,反右时的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衍写信,对自己在文革中写文章批判周扬、夏衍,“伤及长者”表示“怅恨不已”,同时又表示当年主持省内文教、电影界的反右,“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

宋振庭悔恨自己伤了哪些人已不可考,但有一个被他伤了的人可能是他永远忘不了的。宋是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该省省会长春市委的宣传部部长范政是其直接下属。范因父亲李常青(即本章前面所逑的教育部某司司长)及四位叔叔均是一生献给中共革命的老党员,少年时代便入了中共。他自幼聪颖过人,十四岁起便开始写剧本,写过一部在知识青年中颇有影响的小说《夏红秋》。反右中他被指为鼓动文艺界自由化,再加上一些别的罪名,成为右派。范后来被调到长春第一汽车厂任热处理车间主任。文革初期,右派分子个个是斗争对象,范被工人批斗、侮辱,愤然卧轨,碎尸三段。罪人自杀,无人收尸。他妻子不得不去收了那“自绝于党”的丈夫的尸体。

为安抚宋振庭不安的心灵,夏衍将文革中自己被关在牢里吟就的一首打油诗寄了给他:

   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注53:《散文世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夏衍是中共的一名高级干部,他对毛泽东一个接一个的搞运动,一批接一批的整人的手腕算是看透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是抗战时流行在中共解放区的一首歌里的歌词。当中共各级干部们在一九五七年将其管辖下的知识份子圈成右派、送去劳改营的时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后他们自己的名字被划上叉叉,押上斗争台的种子。

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锡奎反右时是个积极分子,他毫不手软地抓了好几百名右派学生。他在反右的高潮中咒骂那些右派教授们,说“其目地是……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部消灭。……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他以为他这样做是忠于党的行为。因为要忠于党,因为脑子里有“阶级斗争学说”,自然不会怜悯那些上了名单的无辜学生和教授,他大大超额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到了文革中,他自己被抓入监狱,并于三年后死在狱中。他的骨灰被丢弃而不可寻。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他的骨灰盒中盛放的只是刻有“胡锡奎”三个字的一枚私章而已。胡遭此下场,不是由于知识份子的报复,尽管被他抓的几百名右派中有很多人的遭遇比他悲惨得多。当然,那更不是由于上天报应,而只能说是他们“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必然,只是他们自己认识不到而已。

第十四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资料给大纪元,请进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如此大规模地抓人斗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呢?
  •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布了毛泽东在七月间作的指示:“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见《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同各省、市党委书记谈话的一些要点”。)这就为“反右运动”定下了甚调。一百万右派被斗得死去活来,无数人家破人亡,缘由皆出于此。
  • 由于毛泽东在七月间号召“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注1: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全国便在“挖”字上大做文章,将无数善良的人投入了冤狱。
  • 一九五七年落网的右派分子,几乎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华和共产党中的知识份子干部,一一列举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论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举若干事例。
  •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注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