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26)—走向人间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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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2日讯】: 走向人间

一九六0年秋,学校在自己的田地(即汇泉广场),收割了自己的粮食。自一九五九年开始,几乎所有的家庭粮食都不够吃。体校同学的家庭当然也不例外。但做为体校的学生,不管怎么说一个月45斤的粮食,而且是一半细粮(即大米、白面),自然比外面要强得没法比。那个时节,我们也经常去自由市场闲逛。看到乞丐抢行人手中的食品还真有点不理解。后来,学校运动老师都不上课了,我们才知道,老师属于干部,而干部的定量是21斤。平均一天七大两粮食。这才真正感到灾难的降临。

我想,青岛体校的学生今天都应该感谢我们体校的领导。因为当时开始压缩粮食供应时,曾经准备把我们的粮食压缩到27斤。但是学校领导同粮食部门进行了艰苦而严正的交涉,指出:体校是特殊的学校。学校的学生是运动员,而且有许多代表过山东队、国家队。

最后经青岛市政府特殊批准,我们的定量由原来的五十五斤减少到四十五斤。就是这样,体校的同学才能在不太挨饿的情况下学习到毕业。

但是担任各科运动指导的教师,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东北来的老师竟然每天坐在体育场看台上。有的老师还偷偷地流泪。

女同学中有不少饭量小的,就偷偷地把自己的一份送给老师吃。有时候,食堂的人也把饭菜拿出来偷偷地给老师吃。即使如此,也只是杯水车薪,老师还是挨饿。

那时候,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肚子饱了眼不饱。”说的是人们在长期食不果腹的情况下,即使是一时吃饱了肚子,但看见食物仍然本能地继续吃;经常有人就是这样撑死的。现在的困难时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学校的女同学的真正伟大。

这种事情几乎人人都看到过,但是谁也不向外面去说。因为一说如果让粮食部门知道了,肯定会减少对体校的粮食供应。

好在学校粮田的粮食得到了丰收。但同学们谁也没有去想过跟老师去分粮食。

我敢说我们体校的同学虽然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人,真正正派的人。我们万分地热爱自己的老师。所以,在秋收以后,同学们一两粮食也没要,全部都给了体校老师。因为他们有了粮食就可以给我们带课了。

进入冬季,学校加大了对我们毕业班的教学。由于长时间没有好好学习,又面临着毕业分配,我们的文化课在晚饭后的六点半还要继续上。那时真是填鸭式的教,也无法考虑接受与接收不了啦。

其实,学习再忙,小青年也各自有自己的爱好。我的爱好最多。由于母亲对艺术的爱好,我从八岁起就吹口琴,十一岁就被请到中学,以口琴伴奏舞会。但我更爱唱歌,因为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所以小时候我们每个礼拜日都被母亲带到龙山路大礼拜堂做礼拜。牧师教我唱圣歌。有时候还让我领唱。因此练就了一副好嗓子。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看小说、写日记。父亲、母亲每天都要记日记。父亲常说:“人这一生应该活得有意义。日记记下你每一天的生活,有些看似平凡,但经过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翻看一遍,你会发现这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史实小说。”

在母亲去世后,她的日记全部被我姐姐收藏起来,那全是英文写的。里面不仅有她每天的记事,更重要的是父亲在西康省设计建设中国人自己建造的水力发电站的记叙和当时有关这方面的重庆日报的报导。非常可惜的是,我的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我姐夫连同母亲许多在海外的照片一同烧掉了。

正因为如此,我的文章要比同班同学写的好。我在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老师选了一个“我的故乡”的作文题。我写的是“我的故乡───青岛。”在此以前,我比较愿意看有关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报导,因此,我没用四十分钟,就把作文写好了。在文章里,我是如下来描述青岛的:

“……当你乘船驶离大连港的时候,开始你会看见港湾桥巨大的建筑,逐渐从你的视线中模糊。而立刻涌现在你目光中的,喷着火的高高的烟筒,以及不时从轮船发出的汽笛鸣叫声时,你会说:大连,你真英俊,是人们心目中真正的白马王子。……

轮船在浦江中慢慢地向码头靠拢,你会看见繁忙的排子船,在黄苍苍的江中往返飞驰。而外滩古老而雄伟的建筑,令你想起历经百年苍桑的华都───上海啊,真像一位慈祥的外祖母正伸开温暖的双臂,准备拥抱游子的归来。

而我们青岛,就座落在大连和上海之间的黄海之滨。怎么来表达我们故乡───青岛的美呢?!还是乘船一同在海上向青岛远眺吧!

我们的轮船历经游历,终于归来了。这里已驰进了汇泉湾的水域。正好是早晨十点钟。你站在船侧的舷板上,透过由日光照射而蒸腾的薄薄的白色轻纱,你会第一眼就发现金色的沙滩上,人们涌动、欢笑,浅海里漂浮着游泳的人们。

再向远望,绿树掩映着红瓦的楼房,犹如游春踏青的少女,时而用扇子遮起自己的脸面那样时隐时现……。

我们的青岛,是真正的白云仙子!……青岛,我爱你!” ……

这只是其中的一段。老师看过以后,不仅在全班宣读,而且把它推荐给了青岛日报社。我把青岛形容成“东方的瑞士”(其实,这个比喻并不合适),没想到现在的青岛人竟然也以“东方的瑞士”而自喻!

我们班就有非常喜欢写作的人。例如:从城阳来的范巨民和青岛的王子镜。于是几个爱文学的小青年便聚到了一块。

大家商量成立了“文芽”学社这个学生刊物。这个刊物是手工刻印的。内容全部都是描写风花雪月,根本就不涉及政治。我的文章“我的故乡───青岛”是范巨民要去后登在了“文芽”第一期上的。

然而,就是这个文芽学社,这个范巨民害了我的一生。

这件事,下面还要叙述。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们终于毕业了。九月初,我被分配到济南。

在去济南开始新生活以前,我去了一趟大连。这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父亲从北京返回大连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劳改队座落在大连沙河口区的刘家桥,是大连新开发的地区。当时的有轨电车只开到春柳站。下车以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崎岖不平的土路。

我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劳改队。四周用带刺的铁丝拉起来,当做围墙,四个角高高耸立着,用木材搭建的警戒塔楼,楼上站着拿自动步枪的战士。接见室就建在铁丝墙外的一侧。是并排五间用砖砌的平房。

父亲被管教干部带来了。使我感到惊奇不已的是,在外面的普通人由于缺粮,面黄饥瘦,而父亲却皮肤又白又嫩,甚至比以前还胖了许多。当然,绝对不是水肿的胖,而是真正的发胖。

我们父子相见以后,管教干部说:“王志超,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跑。你就在屋里向你儿子汇报你的改造情况吧!给你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做为犯人来讲,接见时间是限定在30分钟以内的。这一点,我早就听说过。但这是真正的给了一个小时。然后,管教干部就自动的离开小屋到别的房间去了。

父亲一开口眼泪就流了下来。我掏手绢给父亲擦眼泪时,顺便把口袋中的肉烧饼带了出来。我立刻把烧饼送给了父亲。

父亲先问了问奶奶的情况。我告诉他奶奶非常想念他。当年为了他被捕时,请律师(那时律师还没有取消),所借的钱已经全部由奶奶变卖东西还清了。

接着又问了我们孩子们的情况。我告诉他,伟伟已经上学四年级了,大弟弟德增送到西安三姑家以后,不久三姑夫妇全被打成右派。德增是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由三姑送回青岛的,原因就是三姑、三姑夫早已停职,两人收入一共四十元生活费。家庭实在太紧张,便把德增送回了青岛祖母家中。

说是三姑送,其实是德增自己乘火车到的青岛。途中在济南转车,他的行李被小偷偷得一干二净,我到车站接他时,简直差点认不出来了。只有一点我能记得,那就是他长了一头非常好看的卷发,最后在旅客都走光了以后,我才叫他的名字,把他领回了西镇老家。当然这一切我是不能同父亲讲的。

父亲告诉我,他现在正在搞翻译,吃饭是干部食堂专门给他和一名叫王建绪的工程师做的。两个人每餐两个菜加上每人一碟咸菜。我这才知道父亲发胖的原因。他的粮食定量是同重体力劳动的普通犯人一样为四十斤;父亲本来饭量就不大,人整天不参加劳动而专门翻译,加上吃小灶,自然就发胖了。

一个小时很快就到了。干部进门之前,父亲叫我明天一定再来。

第二天我买了一些点心带了去。结果管教干部说:“监狱不准送食品。就在接见室内吃,剩下的带回去!”说完就又出去了。

父亲当然非常高兴。点心他是吃不完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让我立刻藏在了书包里。然后口袋里装了两块沙其玛。

我在大连一共住了四天,到刘家桥三次。于第四天乘船回了青岛。

其实,我是同大姐和妹妹同时从学校毕业的。大姐是上海交通大学钢铁专业毕业;而我由于从北京水利学校退学,因此第二年同妹妹一块升入专业学校。妹妹是留在北京,考上了宣武师范学校。因为是中专生,因此学校里管吃管住,加上大姑的表侄女每月五元钱的支援,她顺利地读完了师范。那一年她只有十七岁。

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毕业,大姐工作分到了石家庄,妹妹留在了宣武师范附属小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师。他们同时回到青岛,经过大家商量,最后大姐把德增带到了石家庄,妹妹把小弟弟伟伟带到了北京抚养。经过两年灾害的磨炼,两个小弟弟懂事多了。这时德增已经考上了青岛十四中高中。

德增去石家庄,因为报不上户口,不能上学,只好再回到青岛,回到了青岛第十四中学高中二年级。德增是我们家五个孩子中的最聪明的孩子。他不仅学习好,而且美术也非常好。有几次他在青岛栈桥写生被北京美术学院的老师看见,想要把他调美院少年班去,结果一问家庭情况,这位元老师就再也没有提起了。

西镇当时有一个鞋匠,大家叫他李拐子。武术十分了得,德增跟同学去他晚上的教场,随着模仿了几个动作,被李拐子看中,就又教给了他拳术。大家都非常喜欢他。

他进入十四中后,虽然有两上月没上课,但他没费力气就很快赶了上来,而且英语、数学在同班同学中拔尖。

这时,他的生活费、学费全部由大姐供应。住在学校一心学习。就这样,我们分手了。我去大连看望父亲后,立刻返校,等待分配。(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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