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6日讯】重返故乡
我想我辞职根本不是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当然更不是自己变心，不要那个女孩子了。而是那条看不见、摸不着的政治绞索捆住了我，我是想奋力把它切断才辞职回青岛的。即使是这样，直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惭愧的是，我对不起那个女孩子，更对不起我的女儿。算来，今年她也有三十九岁了吧！
其实，我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当时主宰中华民族命运的是毛泽东指挥下的毛氏共产党。毛氏共产党最大的本领就是控制每一个中国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不管你到哪里去只要在中国，你的档案、粮食关系等等等等，就跟着你到那里。你如果不听召呼就可以给你一个颜色看看。
回到青岛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工作问题。当时的工作非常难找。我托朋友、找同学想找一个学校，继续我的教师工作。虽然每一次都表示非常欢迎，但接着没几天便被通知暂时不需要代课教师。这样，在社会上闲了有两个月。
在这期间，磁山路六号的邻居徐雅卿忽然告诉我，一九六二年中央下发了一个档，即是：要坚决退赔一切在大跃进中被强行占用的房物、耕畜……及物品。他让我立刻到市南区房产局去要回台西纬三路的房产。
我立刻到了市南房产局。接待我的是房产科长李始美。
他一听说是来要回房产的，就变了脸。最初是坚决不退赔。
我也没跟他发火，就直接去了市委。在信访办公室我陈述了一九五八年房产被占经过。和李始美不退赔房产的表现。信访办公室的接待员听后非常气愤的说：“党的方针政策不去照着做，到底想干什么？”说着他拿出这个档给我，并给我写了一封信，当面封好说：“你现在就去市南房办，带着信和档，当面交给他。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从市委信访办到市南区房管局，走路不过十分钟，他写的信我是没法偷看了。我一进房管局办公室，李始美就态度变的温和了。信也没收，档也不看，立刻同我一块骑上自行车到台西纬三路一号的棉织厂去了。
这时，我才真正看到自己的房子变成了什么样子。原来的院子种有无花果、石榴和花圃，如今是机器排成一排，满院子飞舞着棉花絮。真是“旧貌换新颜”了。
原来祖母居住的厢房成了厂里的办公室。而我和弟弟们住的房间却成了仓库！地板有的已经腐烂。
我毫不客气的对负责人说：“这是我的家，请你们立刻搬出去。厂长两只眼睛直看着李始美。
经过商量，最后达成协定：祖母两间，暂时租赁，每间两元人民币。另外三间退回给我们。关于院子，订好了按他厂占1/3，而2/3归还我们。
出来后，李始美对我说：“小伙子，房子是还给你了。但是，你别忘了棉织厂是街道办的集体企业。你在这里住，小命控在街道手里，你就不怕将来他们给你小鞋穿！……你呀，太嫩了。”
我没有理会他就和他分手了。
说好了第二天早晨分院砌墙。第二天早晨八点，我按时赶到纬三路一号。谁想到他们厂的工人竟然从早晨四点开始砌起墙来。结果反而是他们厂占去了2/3院子，我们家只有1/3。当时虽然我不高兴，但是一想到李始美昨天的话，再看看房子已经到手了，就再也没有跟他们计较。就这样，他们用既成事实，让我不得不接受了。
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大陆，是没有法律可言的。一切事情全部是上面下达档，下面照自己的理解去处理。这是当时所有人所面对的现实。
住房问题终于解决了。我当天就搬回了纬三路一号王氏祖居居住了。
大弟弟德增是一九六四年春高中毕业前，被十四中学勒令退学的。原因就是，他一直没有写检查。他始终认为自己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学校当然不会放过他！
先是我们住在了一起，不久街道在青岛石灰厂给他安排了工作。在干活上他很卖力。工人们对他也非常好！当时的高中生在工厂简直就是秀才。工人们写信找他，碰到些不愉快的事也找他。厂长看他工作认真、卖力，给了他月工资五十六元的高薪。
不久他就搬到厂里去住了。
我的临时工生涯
在我搬回台西纬三路祖籍不久，居住在台西三路的一位姓李的老人的朋友从街道上知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岛，现在在家里闲着没有工作，想帮我忙，在街道上找一点活干以维持生活。
父亲的为人，在台西一带老人中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考上官费留学的事一直到六十年代，那些老人们都一直称赞。原因是台西一带曾是闯青岛的农民的天下，这里的十个大院，居住着一大批从日照和江苏北方来的农民。是真正的城市贫民区。突然王家大院冒出一位代表山东省出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他们感到非常光荣。我是他的长子，有事情当然要帮助。
他告诉我，台西三路办事处组织了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把台西一带闲散在家的劳动力组织到一块。具体的工作有劈铁、修渔船、渔网、拉地排车……。总之，凡是普通人不愿干的，出大力气的活，都是劳动服务公司工人干的活。问我能干什么。
在济南我干过熔炼厂的炉前工。这个工种是力气活。一旦铅水要出炉，必须用马勺一勺一勺地从炉内取出来，倒在模具中。一勺铅水足足有二十公斤重。……我说，我只希望干一些出大力气、挣钱多的活就行！
他帮我联系了劈铁的工作。
所谓劈铁，是把一些废弃的机器，用锤子和凿子把它们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卖给钢铁厂，重新回炉。台西有两个劈铁组，每组大约二十人左右。基本上是一名男工，配一名女工。
分给我的女工叫王艳令。是一名十九岁的初中毕业生。开始的三天由于第一次干这行，不懂其中的窍门，因此总是完不成任务。虽然，打锤对我而言不是难事。但是不管怎么出力，累的够呛就是不出活。
王艳令告诉我，劈铁的窍门，是看头头分给你的原材料是什么。别人分的是生铁，劈起来容易。你分的是熟铁、铸铁；熟铁软，铸铁粘，都是最难劈的。说完后，她带着我找到了劈铁组李组长。
“人家新来乍到，你别欺生。光给我们熟铁、铸铁。我们完不成任务你也不光荣。”
李组长看了看我说：“看你身体挺棒的，像是条汉子。行，每天一到工地，大家平均分配，也给你一些好劈的！”
这样，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产量上去了。一天要打八镑、十镑大锤几千下，有时还要打十六镑的大锤。没几天，手就磨出血泡来。渐渐地血泡被磨平，手掌也比以前硬了、厚了。
劈铁的活是量产定薪的。工资并不固定。但此时的收入一般都维持在50～70元左右。收入比济南要高出一倍来，自然很是高兴。于是，我产生了到大连去看望父亲的念头。
正准备动身，突然接到大连市劳改队的通知：父亲因翻译资料，立了大功，被先后两次减刑，已经于六月二十一日获释。既然已经释放，那么肯定会来青岛。于是我就在青岛一边干活，一边等待父亲的回来。
果然，七月中旬，接到父亲电报，将于七月二十日返抵青岛，叫我到火车站去迎接。
父亲来了，一手提着一个小行李箱，肩上扛着一袋烟台苹果。我拥抱过父亲后，把东西接了过来。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京分别以来，整整七年半。父亲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可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看不出一点像服过重刑的人。
我带父亲同大姑见面。姐弟相见，四目相视，眼泪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北京的妹妹也接到通知，带着小弟弟赶回了青岛。大姐此时已经同原青岛九中同学肖××结婚，并生了一个女孩子。正在青岛探亲，也都赶了来。
这时，一家人除了已经去世的母亲外，又一次团聚了。
第二天，父亲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一块到小村庄的基督教公墓，去给母亲扫墓。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墓上的石板早已经不翼而飞。棺材盖子也掀到了一边。母亲的遗体被暴弃在里面。
原来这里要盖楼房，于是在不通知的情况下被坏人盗了墓。
第二天，父亲从家中拿了两个水泥袋（是从来也没装过水泥的干净的袋子）和镊子、小铲，带着我们重新回到墓地。先是大家向母亲遗骨行礼，默哀后，我和父亲跳到了墓穴中，把母亲的遗骨一块一块地捡到水泥袋中，我还找到了母亲的一对假牙。
随后，把母亲的遗骨送到火葬场进行了火化。
父亲在青岛居住了半个月；他告诉我们，因为大连劳改队的需要，他被留做就业人员了。必须回大连去工作。同时把小弟弟伟伟一同带到大连。他说：他非常对不起我们，没有大学毕业。现在伟伟还小，他要尽一个真正的当父亲的责任，一定要把伟伟培养成大学毕业！
父亲是这么说的，也正是这么做的。伟增后来在被夺去升高中的权力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四人帮倒台后，终于考上了复旦大学，这是后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