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2)—首都乎 战场乎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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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9日讯】首都乎?!战场乎?!

一出北京站,就看到一大队游行队伍朝长安街走去。前面是两个人分列两边,手举著一个大横幅。上面贴著用纸写的四个大字:“擒王进京!”这个“王”是谁呢?

后面的两个横幅作了说明。一个横幅写着:“打倒反党分子李井泉”、第二个横幅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在此横幅的后面是四名手拿木棍、身着无帽徽、领章的黄色军服的健壮的红卫兵!他们押著一位大约五十岁的戴着高帽老头,向长安街浩浩荡荡地走去。

说他们是游行,可他们的队伍全部都穿无标志的军装,走路步伐齐整。就像是训练有素的部队战士。倒真有一点部队练操的阵式。喊著口号,威风凛凛。那个戴着高纸帽的人就是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

我没有心思顾及这些,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赶快找到国务院接待站。

国务院上访接待站,事实上就是原来的国务院。座落在离东华门不远的长安街上。此时的国务院更是里外挤满了上访的人。墙壁上、房间里,贴满了大字报。这里现在除了接待上访者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其他的功能。

直到晚上九点钟,工作人员才给我登了记,开了一张在商业部招待所临时居住的证明。

我乘坐有轨电车,按照地址找到了商业部招待所。这里是北京的积水坛公园附近,在一片低矮的四合院簇拥中,孤独挺立的一幢六层青砖高楼。这里,早已住进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的人。

在服务处登记以后,她给了我一条毛巾、两包牙粉、一块肥皂,然后带我到仓库,领了棉被和褥子。把我领进了三0五房间。房间是地板地,已经有了三个人住在那里,全部是睡地铺。

总算有了一个可以临时安身的地方了。房间里一名是四川来的,叫冯国章。两名是山西来的父子两人,姓薛。大家都是因为被迫害而来北京的,自然是一见如故了。很快都说开了话。

我说:“怎么国务院上访办没有给我安排约谈日期呢?”

“都没安排。该你谈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叫你。因为人太多,我在这住了两个月了,都没有安排呢!”冯国章说。

他告诉我他是李井泉的警卫员,在李井泉被斗的时候,他因为保护首长而受伤。看见实在没法保护了,才自己一人跑到北京来上访。

的确,从六六年七月开始,就有大批的人跑到北京来上访。毕竟是天子脚下,都住进了各大招待所,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了。一般的上访人员是不参与社会上的批斗活动的。可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吃完饭就自己一个人外出闲逛。

一天,我走到阜城门外,想逛一逛自由市场。忽然发现城门边围着一些人,便拥了进去。原来是贴著一张通辑告示。仔细一看,竟然是我的照片和姓名。我赶紧挤出人群。飞快地消失在人流里了。从此以后,我有差不多一个月没有离开招待所。

其实,后来才知道这样的通辑令到处都有,因为文革初期连公安局里也造反,不知哪一派发的通辑令,北京根本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所以谁也不把它当回事。

此时,北京已经进入了初冬。初到北京时,我身上仅带了十元钱。原来以为最多十月底,就能回青岛了。没有想到国务院信访办一直都没有来通知我约谈。此时已进入十一月初。北京的早晨、晚上冷,中午太阳一照还能感到温暖。我手头没有钱了。怎么办?

我只有去找妹妹帮忙了。妹妹是教师,住在学校里。我硬著头皮找到了她。处在这种情况下,她只有安慰我。拿出了十五元钱,我没在她那里吃饭,便匆匆地离开了。

当有轨电车快到长安街时,只看见一队队手持红旗的红卫兵们,高呼口号,向天安门方向涌去。有轨电车已无法前进。原来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所有到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都涌向天安门广场,去朝见毛泽东的尊容去了。……

我只好绕道穿过人流,然后再乘电车返回了招待所。

这几天开始,招待所开始撵一些已经约谈的上访群众。原因是到北京上访者已达到数十万人之众。许多人没有地方住,就在胡同深处自己搭棚子住下了。十一月的北京已是寒风刺骨。他们不仅没住处,白天还要四处讨饭,以维持生存。有些街道甚至发现冻死街头的上访人员。情况异常悲惨。

我们房间的四川人冯国章和山西的父子二人已经回去,又分别从包头和沈阳来的父子两人。姓黄,老人在包头开了一间钟表店,同时修理钟表。儿子在沈阳机床厂当工人。文革以前,老人的钟表店很爱群众的欢迎。那时,中国自己生产的手表非常有限,对于百姓,手表还是高级商品;他店里卖的是许多瑞士手表。修的表也多是瑞士等外国表。由于技术好,价格合适,几乎包头市的有钟表的人,都到他店里去修理。所以,他的收入也就比一般当地人高的多。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的钟表店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典型,不仅砸了放表的玻璃柜,手表也被工商局作为“资产阶级”奢侈品而抢劫一空。老人还被抓了起来。在公安局关了几个月,搞不出什么名堂放了出来,交给街道管制。

其实,文革以前私人企业绝大多数已被收归国有,但还有极少数企业商店是以公私合营形式存在的。像老人这家商店可能是因为属于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一直也没有合营。这真是特殊的例子。

也正是“文化大革命”要“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需要,他以及他的店铺便遭了殃!

老人是单枪匹马地来闯包头的。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在沈阳老家。儿子到北京是为了他的母亲。他们在国务院接待站巧相逢后,一同安排到了商业部招待所。

老人的妻子在沈阳百货店,同是修理钟表的。据老人说,他们的手艺是小时候在哈尔滨一家俄国人开的钟表店当店员时学会的,妻子当时也是店员,因此相爱。后来,俄国人回去后他们俩口子一同去到了沈阳。

文革一开始他的妻子便被红卫兵揪斗。一上来诬指她是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干将──理由就是过去在俄国人的商店里当学徒。平时可能说了俄国老板一点好话;但是说话的事都是望风捕影,没有找出修正主义的证据。后来,有人发现她跟被批斗的营业部主任背地里见过几次面,这一下可捅了大漏子。于是“黑”找“黑”,男找女肯定有问题。

店里“红卫兵”逼她交待,都同“反革命分子”都谈了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她非常坚定就是不承认。结果遭到了毒打。“红卫兵”看整不出什么东西,便诬指她同“反革命”的营业部长两人有奸情。不仅批斗,而且挂着两只破鞋,游街示众。

更有甚者,几名“红卫兵”干将,竟然强行扒掉她的裤子,用修表使用的微型砂轮硬插进阴道,开动电源在阴道内转、磨……。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她的儿女的面干的。在公安局的干预下她才保住了命,但却被收进了看守所。这就是她儿子来北京上访的原因。

“红卫兵”如此不知羞耻,如此野蛮残忍,这在我人生中,还是第一次听说过!

中国啊!你还有王法吗?!

……。

另外,又来了一个青岛的年青人和济南天桥区医院的中医生张大夫。由于曾经在天桥区院住过院,我和张大夫互相都认识。

张大夫当时五十岁。医术高超,在天桥一带小有名气。然而,就是这个名气把他给害了。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当做地主家庭出身的学术权威,在医院里饱受批斗之苦。据他自己讲,他本来在区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公私合营后,他的诊所被医院合并,他便到医院来上班了。

但是,他是做为资方代表的身份到医院工作的。既然是资方,那么他就不拿工资。而他的收入是按医院总收入来提成的。这么一来,他的收入肯定要比普通医生高出几倍。

公私合营本身是一九五四年共产党为了全部把私营企业收归国有而采取的一项政策。因为中共建国前,民国政府为了振兴中华民族,而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立国政策,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大批有志气、有能力的中华优秀儿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中华大地建立了中华民族的各种企业。共产党称这些人为民族资本家。

但是,共产党要推行的是“共产主义”。而民族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建国之初,共产党可以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村的地主、富农镇压。那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农民实在太贫穷。而土豪、地主又确实在农村横行霸道;镇压他们是非常得人心的事。

而做为民族资本家,他们不仅手中有企业,有技术,而且他们根本不作恶。工人依靠他们的企业挣钱生存。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还拿出大批资金,帮助刚刚建国不久的共产党买飞机、大炮。

所以,民族资本家在当时是社会的需要。共产党没有任何理由像对待农村地主老财那样去镇压民族资本家。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初,共产党建国已有十七年了。那时,共产党一直采取低薪制,把工人分成八个等级,最高工资也不过一百元多一点。无论从工人身上,还是从共产党掌握的日本帝国主义企业和当时国民党剩下的国有企业中,已经榨取了无数资产。似乎已经可以不需要民族资产阶级了。

而且,这十七年对人民灌输的“共产主义”思想,也使普通人民对资本家恨之入骨。

这样一来,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已经跟政府签好合同,手中还从合同中每月提取股份分红的民族资本家,便都成了共产党眼中的敌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便首当其冲地成了斗争物件!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企事业,更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党要改造的是所有知识份子,而张医生不仅是握有技术的知识份子,更是从共产党手中分股份红的民族资本家,文革一开始,被大肆批斗,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据说,不仅批斗还抄了家,妻子、儿女被全部遣返农村就地改造。

为此,张医生就跑到北京来了。他要问的是:我们共产党说话算不算话!!

大家都是灾难中人,自然是互相同情。招待所里谁要是生了病,张医生或是为其针灸推拿,或是诊脉开药单,从来不收费,非常享有人缘。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好医生,在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往济南挂了个电话,回到宿舍便倒在了地铺上。我问他怎么啦,他直摇头叹气,不说一句话。

突然,他要坐起来,刚一抬头突然就倒下了,嘴里接着就吐出了一大堆脏物……。两眼发白……。

我立刻到洗脸间给他拿来抹布、脸盆,帮他洗脸擦拭,就听他说:“赶快请医生,赶快请医生!”

正巧商业部招待所的后面就是积水潭医院,我飞跑而去找来了一位女医生。

女医生一来,先用手把脉,然后把他紧闭的眼睛扒开一看说:“快点,赶快送大医院,他是心脏问题。我们医院心外科大夫都在挨批斗,救不了他!赶快,晚了就来不及了!” ……

张医生的人缘非常好,招待所的上访者立刻找来担架,把他抬到楼下。但是,大医院在哪里?!一群上访全部是外地来的,到了门口,大家都没了办法。

到了这个时节,我唯一的办法是到马路上去截一辆本地的汽车,由他们一块送到医院!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一辆计程车。还好,一出胡同口,迎面开来一辆军用卡车,我站在车的正面一招手,卡车停了下来。

开车的恰巧是北京的战士,我向他说明了情况,当兵的立刻跟我一块跑到招待所,大家一块把张大夫抬到了卡车上。

车在寒风中开了足足半个小时,在协和医院停了下来,急诊医生一检查说:“晚啦!送太平间吧!”

可怜啊!……上苍怎么就不可怜呢?……这么好的一位医生,这么好的一位人人称赞的好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客死京城!

苍天啊,你的良心何在!党啊,你的良心何在!(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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