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3) ─ 故乡啊 我回来了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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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0日讯】 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大陆只有一部宪法,而涉及治理国家的各种法律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法律,也不允许制定。毛泽东把法律称为条条框框,称之谓教条主义。

即使是宪法,也从来没有认真地贯彻落实过。倒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巧妙地利用了──“……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言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实际上是只给拥护毛泽东的人准备的。至于他认为的敌人───这种敌人是分阶段性的。建国初期,是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公私合营时是“不法资本家”,反右斗争是知识份子;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则把人分成了九等:即地、富、反、坏、右……臭老九;这臭老九就是指的知识份子───对不起!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如乱说乱动立即镇压!

在如此巨大的打击面下,被卷入整肃的中国人早已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几亿人。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贫下中农,工农兵。

此时的北京早已是“造反派”的“革命圣地”,到处可以看到青年大学生,臂带红袖章的打、砸、抢、抄、抓!每天都有被剃了阴阳头,挂着大牌子游斗的“走资派”,每天也都能听到由于武斗而发生的命案。而住在招待所的上访者可能是因为都是外地人,档案不在北京,或者是因为红卫兵要揪出更大的“走资派”,因此还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揪斗。算是暴风雨中的安全岛。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的夫人、红都皇后江青就一直活跃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中央政治局变成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当时江青手下的四员大将是: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在江青的授意下,到处煽风点火,接见红卫兵代表。当时的整个中国已成为战斗的海洋。

文革中的中国人实际上已分成了三派。一曰造反派,即到处打砸抢抄抓的一派。二曰保皇派,这一派事实上是被迫害的一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讲。就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一派的反抗最为惨烈,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造反派的棍棒、大刀之下。而介于两派之间的,叫做“逍遥派”。他们不参与任何政治派别,趁文革坐火车不花钱,到处旅游,反正到处吃饭不花钱!

大约在十一月下旬的某一日,从四川来了一群“逃难”的红卫兵。据他们的传单讲,四川重庆兵工厂被造反派占领。

重庆兵工厂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支援前方将士抗击日寇侵略所应急建厂的。这个兵工厂提供了大批武器弹药,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过不朽的贡献。

当时中央有明文规定:“军事单位、少数民族地区、部队、铁路……不能参与文化大革命。”

然而重庆兵工厂被“造反派”占领。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流血死人的战争的可能爆发。于是,兵工厂的职工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兵工厂的大门外必经之路上,铺下了一块块钢板,通上了电源线。

当造反派红卫兵得意洋洋地开着抢夺来的坦克,冲出兵工厂时,兵工厂的职工接通电源。坦克的履带是钢材制作的,高压电一通过,坦克车内的造反派倾刻之间即被电击烧焦!

这些逃难的红卫兵就是幸存的造反派,他们是到北京来串联的。是要请红卫兵支援他们造反的。

果然在十二月中旬,我返回青岛后,就听说:十二月初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在重庆体育场举行誓师大会,会议开到一半,即被兵工厂职工包围,双方展开了血腥的械斗,仅传说的数字就有三百余人丧生!

武装械斗,岂只是四川,东北的辽宁、南方的广西、广东都传来大规模武斗的消息。北京不愧是“革命圣地”,各地来京的红卫兵,会告诉每一个上访的人,各种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

……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布了重要的“最高指示”,所谓最高指示就是毛泽东的指示。这个指示的大意是:“……根据各地来京上访的人反映,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群众斗群众、干部斗群众的现象,文化大革命被引向了歧途。……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直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群众一定要掌握好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凡是被整的群众一律给予平反,退还黑材料、检查,退赔工资,恢复名誉……。”

这个“最高指示”的名字就叫做“反击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所下发的正式档中!

我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国务院接待站接见。接待我的是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鹤寿。当时他只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我把我的遭遇讲了出来。讲著讲著,我就哭了。不知王鹤寿是心软还是出于同情,他也流下了眼泪。

他仔细听完以后,立即取出国务院信函纸,给我写了一封直接给山东省公安厅,一封给青岛市委的介绍信,然后他拿着信函到别的地方去盖公章了。大约过了有半个小时,他回到接待室,对我说:“安心回去吧,小伙子。我已经给山东省公安厅打了电话,你到山东济南后,他们会帮助你解决问题的!”……

我于十二月三日,登上了去山东济南的列车。

由于列车上挤满了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车厢内不仅空气污浊,而且因为开着暖气,而太热,车窗被打开。这一夜,列车飞驰,而掀起的风流吹进车厢,而我的座位又是列车运行的方向,冬衣不足,于是立刻感冒了。

到济南后,我一下火车便跌倒在站台上。我是被铁路派出所民警用警车送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在医院连续三天三夜昏迷。被当做重病号,被护士照顾的。

当我醒来以后,护士说:“你可醒了。你发烧到四十一度,连大夫都对你不抱希望了。看来你身体底子好,躲过了一劫!”

第五天,我感觉身体轻松多了。护士让我办理出院手续。我取出国务院给开的函件给她看。她拿着函件到会计科。一会回来后说,会计科抄下了你函件的号码和内容,你可以走了。

我向她表示了真诚的谢意!直奔省公安厅而去!

我找到上访科,交上国务院公函后,那位接待员告诉我,几天前国务院直接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妥善处理你的问题。我们已向青岛方面打了召呼。他们答应给你平反,你放心回去吧!

他给我办理了去青岛的火车票,我于第二天回到了青岛。

二、第一次平反

同全国一样,青岛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在继续。在踏上故乡的土地,我就发现街道上那种批斗普通群众的现象消失了。我顾不了许多,立刻回到了台西纬三路一号。我看见房间依旧没有什么变化后,稍事休息,便到街道办事处去找整我的那个“文革工作队”去了。

我被批斗了几个月,办事处的人当然认识我。他们告诉我“文革工作队”已于11月初撤了回去。关于文革之初,乱整群众的平反工作,已经交由市南区委负责。让我打电话询问。

我拔通了区委的电话。很快赵主任就接过电话:“你回来了,很好!你要是现在有时间,就立刻过来,我们向你宣读平反通知书。”

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亲自到了市南区委。这时的赵主任已不是批斗我时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态度了。他非常客气地对我说:“我代表区委、街道向你道歉。我们工作队没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运动,乱整了群众,使你受了委屈!现在为你平反。”

然后,他取出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年龄、住址。他把档案袋里的东西抽出来,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第一页上就是我体校同学“文芽”学社组织者范巨民的检举信。而下面的,则是我在批斗中所写的检查,一页都不少。我没有说话。

赵主任接着又拿出了一张印有区委大印的纸说:“你先看看,如果有意见,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再写。一定要使你满意为止。”

纸上是如此写的:

平反证明

兹宣布,王天增同志,在运动中被错误批斗,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错误,现在为王天增同志平反。

中共青岛市
市南区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说:“没有意见。”

“那好,你从九月十日开始,一直没有工作,现在按照你每月的平均收入,为你结算,一个月为75元。计三个月,为215元。另外,你被遣返农村也给你造成了损失,再给你补偿205元损失费,共计四百二十元。不知这样是否合适?”

“我经济损失,自不必说。问题是我的精神损失和名誉损失这怎么解决?”

“组织已经研究过。要为你在劳动服务公司举行平反大会,并希望你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

“好吧!”我同意了。

平反大会是在二院的一个大仓库举行的。到会的负责人是赵主任和另外几名区委干部,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们。劳动服务公司的职工全部到会。

这是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第一次被当成了人来对待。首先,赵主任当众宣读了为我平反的声明。并让我把交给我的档案取出来,当众放进炉子里烧掉了。最后,让我谈谈意见。

我还能说什么呢?被人家斗了这么长的时间,既然已经当众平了反,事情也就结束了。于是我说:“没有意见。”

一场批判闹剧终于结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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