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42)—我结婚了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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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29日讯】 大概在一九七0年七月份,我给父亲寄回一封感谢继母一家对我盛情接待和告诉父亲我一路平安的家信。信中,我没有提及父亲向我提及的这件婚姻大事。我当然理解父亲的用意了。

父亲的意思是,继母的女儿跟我结婚这是亲上加亲;父亲上年纪了,如果儿子在身边是可能鼎力照应的。而且父亲认为我没有大学毕业是他的责任。他要就近教我学些有用的东西,以为今后人生所用。

但是,她有一对儿女,我性格粗鲁,将来能照顾好孩子吗?再加上两地生活,对于我来讲,青岛都回不去,大连又跨省,一名有政治问题的人,能到大连生活吗?……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没敢多想。

信寄出后,大约不到二十天,我竟然收到了她的一张五寸大的彩色照片和信。

她在信中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我是一个苦命的人,年青即丧夫,我实实在在希望我有一个真正能关心我、关爱孩子的人与我为伴……你在大连的一个星期,我发现你特别喜欢孩子,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

就是这样,我们开始通信了。当然在那个时节,谁也不敢把信写的太浪漫罢了。

一九七二年三月,我又去大连探望父亲,她亲自告诉我她们母女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批斗的过程,以及被文攻武卫组织关押虐待的情形。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被扔在家里,一关三个月,原因只是日本的血缘!幸亏我父亲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下班后父亲回家做好饭,给她们母女送到“牛棚”去!

她们并没有罪!如果说她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她们的血液里流淌著大和民族的血!难道血液也“犯罪”?!

是的,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暴乱年代里,什么右派狗仔子,反革命接班人……凡是“黑九类”的子女通通要一并聚而歼之,只许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批斗、改造!……

就是这样,我万分地震惊了,我们的事情定了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办了单位的手续,在大连结了婚。

从此开始,我的命运开始了新的转机。因为所有受害者虽然都在苟延残喘中,恐怖地生存,但只要他(或她)还想活下去,那麽他(她)就一定会想到,总有一天,天会大变的。在黎明前,总是会有一段整夜中最最黑暗的时间。但是,光明不会太远了!……

我们兄弟三人只有伟伟幸免于灾难。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他几乎都在父亲的身边。

父亲把最大的爱还给了他。同学们在串联、在“革命”,他却在刻苦学习求知。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不仅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而且还学了高等数学、基础工程学……。那个时节,虽然他正值青春年华,但是他没有爱情。爱情对于他来讲那真是天方夜谭的神话!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了复旦大学建筑工程系,终于走进了学者的殿堂。

……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我的长子,她的第三个孩子,王小健降临到了这个悲惨而纷乱的世界!

这──就是就业人员的人权

大约在一九七三年(或一九七二年)七月中旬,就业大队突然集合点名。然后各个班组长把自己班的人带回居住的房间。谁也不准出门。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大院周边来了至少有一个连的带枪的士兵,把整个大院包围了起来。然后又把大家集合起来,大队长开始训话。先是讲了一通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等等政治老调,然后说:“……根据目前矿山的开采情况,西宝山就业人员一部分需要支援潍坊劳改农业大队,现在宣布名单:……

整个西宝山大约有一半左右都在调动的人当中。其中包括了被落顶矿石砸断脊椎骨中枢神经的王延民。

这些被点名的人必须在三十分钟之内整理好自己的行李,立刻出发。

王延民是从家属院里被人擡上了卡车的。

队伍出发的时候,前后两侧是部队战士押解。这哪里是“获得自由”的就业人员啊!分明是把就业人员当成犯人来押解!

我们的班组人员全部留在了西宝山。

……

人们相处久了,总是会产生感情的。几个月后农闲的时节,有几个原在西宝山的调到潍坊农场去的人回来找朋友。大家见面后不仅仅是关心他们那里的生活,更关心王延民的情况。因为矿山的工作没有绝对的安全。谁都担心自己万一像王延民那样的遭遇,突然会有什么命运。

曾经有人在暗地里预测说:“王延民此去,凶多吉少;在这里,每天要有专人侍候吃、喝、拉、撒、睡,既费工又费钱。这里不愿负担,人家潍坊就愿负担?” … 议论归议论,但谁也不敢公开地讲。

这些到潍坊的人回来,一听问到这个问题,就不说话了。有两个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最后,孟繁庆说:“队伍走到一半的时候,王延民的车由四名干部押著,就向另一个方向开去了。至于王延民到哪里去了,反正潍坊没有他,西宝山没有他。他家也没见到他!” ……

从此,王延民从所有就业人员眼中消失了。……

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无产阶级专政!

……

王延民,你在哪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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