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8日讯】7月11日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纪念日，大陆官方高调举行纪念活动，并规定每年的这一天为海洋日。
纪念活动通过突出当年中国的强盛和先进的航海与造船技术，鼓励民族自豪感，召唤民族主义精神；借古喻今，暗示中国和平崛起，有望重新成为海洋大国，为当局的统治制造合法性。
曾几何时，除去官史及其领袖，历史与历史人物都被抹上了黑糊糊一无是处的油彩。厚古薄今被视为对现行制度和统治集团的敌视与挑战，要扣上可能致人于死地的“反革命”大帽子，至少从此打入另册。今天，承认我们民族曾经领先于世界，承认祖宗的成就，从一个侧面昭示，当局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只得乞灵于祖先与民族主义情绪才能维护统治。
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涉猎上述问题。笔者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无法保持其强大与领先地位？而是很快就衰落了，最后沦落至任人宰割的可怜境地。
历史上中国曾多次领先于世界，但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不过各领风骚数十年，人亡政息。紧接其后的是远为长久的沉沦落后时期。中国人不得不在黑暗中再度长期徘徊、摸索，祈望新的崛起。起起伏伏、治治乱乱，似乎成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宿命。
有人说，前清康乾“盛世”长达一百多年，否定了笔者“各领风骚数十年”的判断。这是完全的歧解。虽然康乾年间中国社会稳定、少有内乱，民众生活比较此前兵荒马乱时期有很大提高。但此时绝非什么“盛世”。由于清廷顽固坚持歧视工商、断绝与外交往的政策，大兴文字狱，彻底扼杀了萌芽于明末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阻断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科技之路，阉割了国人的积极、主动与创新精神。中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少有进步。与此同时，西方在文艺复兴精神的鼓舞下，各方面迅速发展进步，一日千里。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在科技、人文、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全方位落后了，而且差距越来越大。直至今日，我们仍然为他们当年的愚蠢所累。在可见的将来，我们不得不继续面对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
有人告诉我，“满则溢，盈则亏”，任何国家民族都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峰期，起落是正常的必然的。对此我表示最深刻的怀疑。因为自然界的规律与真理不经任何证明，就想当然地移植于社会发展领域，没有任何根据，毫无说服力。国家、民族必然在强弱之间相互回圈转化如果是一项社会发展规律，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最荒唐最莫名其妙的规律。
在我看来，强大向衰弱的转变及其逆过程，一定是因为其深刻的内部原因。当导致国家民族强大的因素衰减甚至消失时，强大的国家或民族就会衰弱，而一旦弱小的国家民族具有了导致国家民族强大的因素，弱小的国家或民族就会迅速强大。因此国家或民族的强盛并不必然导致强盛走向其反面，弱小亦然。那种视强、弱为相互指向的社会发展观点，是典型的机械照般论，是迷信、神秘的宿命论，根本不值一谈。
英国在近三百年间，一直扮演着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角色，一百多年来美国稳居全球最强盛国家的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个国家毫无疑问还将继续执世界之牛耳。强、弱间必然互相转化作为社会发展规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郑和七下西洋，中国的造船术与航海技术独步天下，不仅冠绝当时，即使比晚得多的麦哲伦和哥伦布时代的西方水准也高出许多。郑和及其同人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与永乐皇帝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鉴于明朝的全权体制，皇帝个人的支持实际上就是整个皇朝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政策法律上，也体现在社会文化氛围上，体现在资金技术、人力物力上。可以说，郑和们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也正因为此，一旦永乐皇帝改弦更张，郑和们立刻就孤家寡人，一蹶不振，寸步难行。永乐皇帝不仅下令拆毁了船只，为避免后人能够顺利地重起效尤，甚至命令烧毁了造船的图纸和航海、造船的图书资料。以中国之大，竟然没有一人一地敢于哪怕是暗中保护收藏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珍贵科技。与支持一样，封杀也是全方位的，没留下任何缝隙。中国航海与造船业立刻一落千丈，退回到了最原始的水平。不久后沿海地区倭患猖獗，与此即有很大关系。
以麦哲伦和哥伦布为代表的西方远洋航海活动，根置于与郑和们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土壤。当时的西方已经走出了行政或宗教绝对控制社会的历史阶段，社会力量已经多元化。没有任何势力，即使皇权或教权，能够一手遮天。几乎所有的观点与发展方向，都能够找到志同道合者，都能够寻找到有实质意义的支持，都能够按照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有保障地继续或终止。既无干涉破坏之害，又无迫害之虞。所以，尽管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起点比郑和们低了很多，但因为能够持之以恒，因而最终不可避免地后来居上。西方的成功与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多元制衡的政治社会制度。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够认识到并愿意承认这一事实。清末所谓“同光中兴”就秉持完全相反的思想：“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同光中兴”在经济军事科技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政治层面却一成不变。与我们同期发展的日本则不仅学“用”，而且更“体”，政治社会与经济军事科技改革并举，国家进步一日千里。1894年，决定中日两国近代命运的甲午战争爆发，我们败在了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及我们的日本手中。我们又一次吃了制度落后的大亏。从此，中国陷入风雨飘摇、灾难频仍、任人欺凌而无力自拔的境地。
今天，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当局仍然拒绝制度变革。中国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工农业生活产品和武器，接受了先进的经济运行模式，但却顽固地拒绝接纳产生这一切的社会政治制度。当局走的是舍本逐末之路。
与“同光中兴”相比，今日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的世界地位，远不及当年。以中国当时之强大，尚无法经受落后小国的挑战，今天同样缺乏制度优势的中国又能经受多大的风浪考验，能在崛起的道路上继续走多远呢？！
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与“同光时代”，与六百年前并无本质区别。同样是全权社会，政治权力覆盖社会全部领域与人群，政治权力取代所有其他权力。六百年后我们仍然在原地踏步。这正是我认为必须“‘沉痛’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原因。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稳固的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即使我们有幸在经济科技军事诸多方面崛起，也会很快衰落，再度陷入苦难的泥沼，展开新的起落回圈。
从本质上说，人们反对批评当局并非反对当局本身，而是反对当局代表的独霸政治权力、剥夺公民权利、窒息社会活力、扼杀民众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政治制度。中国欲要真正崛起，必须与其他先进国家一样，建立起稳固的宪政政治制度。舍此别无他途。
2005年7月13日星期三于北京香山
──原载《开放 八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