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龙淑惠波特兰报导】由大纪元时报及华声报联合举办的“九评共产党”研讨会，9月24日下午1点于奥勒冈州的碧弗顿市（Beaverton）Hilton Garden Inn举行。主办单位邀请到四位主讲者心理学教授杨奉军、波特兰Cindy Wang女士、微软杨镰工程师与电子工程师齐远山先生，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的认识与观察，引起在场约30位参加民众的热烈讨论，研讨会几乎座无虚席，历经三个多小时结束。
主持人王晓阳首先致词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在十几年前瓦解，东欧、前苏联共产政权也已倒台。然而，中国共产党虽在过去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整人、杀人无数，反复对中国人民强制性洗脑，在人们生命深层播下了极度的恐惧。中共的谎言与暴力统治却在改革开放的幌子下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此种欺骗又藉由其高度成长的表面经济波及全球，影响、左右着民主的西方社会。她并强调，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及此次在波特兰地区举办研讨会，都是希望能鼓励不同背景、经历、生活环境的人能够通过讨论，将中共的邪恶本质暴露在阳光下，帮助更多人战胜恐惧、抛弃幻想，意识自己的历史责任，维护人类的良知，并共建和谐的世界。当人们都认清中共本质的时候，就是中共自动解体的时候。
针对大波特兰地区第一次举办的“九评”研讨会，奥勒冈州国会议员吴大卫特地发信支持。他表示，作为美国国会中唯一的华裔议员﹐以及人权的支援倡导者﹐他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对异见人士﹑争取自由之人士所进行的迫害。他并相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是所有人都应拥有的基本权利﹐无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居住在何方。
另外，吴认为作为民主法治的支持者﹐美国应该倡导言论﹑结社自由等普世价值﹐支援民主原则。同时﹐美国应该敦促中国加入坦诚﹑公正的人权讨论。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中国﹐应该遵守普世公认的价值﹐中国的治国政策中应该反映出这些价值。
吴过去曾多次发表意见﹐敦促中国的人权改善。他一直强烈反对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包括立法授予中国最惠国﹑永久最惠国贸易待遇﹑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鉴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量﹐美国政府应该利用贸易上的优势﹑并通过其他适当的途经来促成中国人权方面的改善。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能够仅仅以贸易利益为指针。强大的国家肩负重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以道德﹑以及贸易准则为指导。不能如此的话﹐美国将辜负传予民主之火炬的祖先。吴未来将继续为中国人权的改善而努力。
第一位主讲者是心理学教授杨奉军，他从个人经验出发，讲述中共邪灵如何从心灵和意识上摧残几代知识份子。在中共统治的五十六年中，他由一个天真浪漫的儿童，在少年、青年直至老年历经中共的摧残后，精神和心灵几乎毁灭，众多的人今天已经成为中共的党奴。直到他看了“九评共产党”，才了解自己一生中不同年龄阶段是如何受中共奴役及摧残。
1949年5月16日中共占领武汉至1956年8月，是他由小学至高中的就学阶段，学校与社会结合的很紧密，社会上的正反、三反、五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始终在学校血淋淋的反应，小学至高中的老师就有十数人被枪毙，如一位语文老师从课堂上带走，押到农村与他的父亲同时枪毙。初中二年级时就被带去参加斗地主大会，全校学生亲眼目睹五人被枪毙，还被带去参加公审反革命份子大会，有一次甚至运机关枪扫射50几人，全体住校学生吓得晚上睡不着、恐怖异常。中共邪灵让幼小心灵对“阶级敌人”充满怀疑和仇恨，精神和灵魂开始烙上血和火的烙印，甚至发誓长大要当充斥血和火的战斗英雄。杨甚至幻想希望有人烧学校，这样他就可以当灭火英雄等等。
1956年9月到1963年9月是杨的大学时期，那时“学校即社会、社会即学校”，杨主修的心理学专业使他一生蒙上不幸的阴影。那段时期是反右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棋、大炼钢等等。“三年自然灾害”使学生无法念书，始终处于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将大学生推到第一线，将学生打成右派分子。杨带领60个家乡学生北上进大学，其中有16个被打成右派。他高中的48位同学，45个上大学，9个打成右派，2个失踪。老师参加“鸣放”后，中共又藉学生的手打老师，让师生在校园内外搏斗、互相残杀。中共向学生宣布老师的“历史档案”，揭露老师留美、英、德、法等背景，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中共让学生讨论老师的著作教材，寻找老师的“异端学说”。又让入党积极分子作饵，与人交心、谈心，鼓励入党申请者谈对党、对领导的坏看法，最后打成右派。以上种种手段使青年人纯洁的心灵充满仇恨，诋毁文化、破坏文明。杨印象中通常老师上完每堂课，就站在旁边让人批判，以这种手法让人抛弃传统。大学有长达1年半的时间不上课，搞政治运动，人人自危。毕业时有20位同学被充军到新疆，有1个同学在中国流浪了23年。杨虽然学心理学，但毕业时没有读过一本西方心理学的书，因为全部都是禁书。中共以此手法让学生智慧枯竭、闭关自守。
1963年至1969年期间杨在社会上工作，遭到了层层下放、层层淘汰的命运，一方面是因其政治表现不合格，另外是因为当时心理学被打入“伪科学”范畴。在东北师范学校工作时因其教育理念方法与中共根本对立，他成了“与党争夺青年学生的异己份子”。在重病卧床不起时，太太千里迢迢探望他的第二天晚上，他被从床上拖走开批判会；4学生也受牵连，毕业时被打成“反动学生”，2好友也被充军到偏远农村，最后被逼死。杨描述自己当时才26岁，心灵充满恐怖，并充斥着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念头，学生热爱他，但中共始终视其为异类。
在70、80年代，中共一改过往对知识份子改造的政策，采取对精英收买的手法，可悲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作为一个历经沧桑、屈辱的阶层，面对诱惑，比起受挫时更加个性丧失、灵魂泯灭、没有脸皮，以党奴的地位取代了被整肃的身份，杨的一些好友就是如此。事实上，党魁胡锦涛的父亲就是被这个“党”整死的，迫害法轮功的武汉电视局长兼电视台长赵致真父亲及本人都曾被中共整的死去活来。这些人昧着良心大讲中共邪灵如何伟大，甚至说中共宽宏大量将自己的反右派身份平反，提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的“高度”，认为中国目前处于盛世，完全不顾中共残杀的八千万亡灵阴魂不散，忘了六四时坦克从青年学生和市民身上辗过，闭眼不见国企倒闭、数千万工人下冈，无视九亿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是不顾中共镇压法轮功的事实，为邪党辩护。
康德说过，知识份子是自觉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们。杨奉军现场发出了对中国知识份子是否仍配得上此称号的质疑。他认为，中国知识份子应该是中共八十余年谎言的揭露者，应该是中国民众痛苦的见证人，应该是中共邪灵统治权力和要胁的挑战者。他学习“九评共产党”后，才真正认识到中共邪灵的本质。他希望中国真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能在“九评”影响浪潮之下，为可见不远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位演讲者Cindy Wang女士，以“党性强迫取代人性”为主题，描述了她的家族在文革期间被迫害的历史。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四岁，父亲以资产阶级份子被挂上牌子、戴上帽子游街示众，她爷爷和母亲安排了一个“欢迎仪式”，她和姐姐手拿毛泽东的红语录，不断高喊“打倒当权派、打倒走资派、打到爸爸”，并喊出她父亲的名字，她父亲抱着头、弓着腰说着：“倒了、倒了。”随后全家围在父亲身边，彼此表达内心思念之情，同时父亲为家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深感内疚。在文革期间被谩骂、抄家、威胁，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她爷爷因此去世。
王女士表示，家庭是维护及稳定社会的基本单元，人性是善良和贪恶同时存在的现实。在文革，人性彻底颠覆，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关系比比皆是，这种影响沿续至今。陈女士和她父母都是法轮功学员，虽然法轮功一开始被认为是一袪病健身奇效的气功，但其核心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作一个好人。99年以后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并进行反法轮功宣传，透过媒体散布到许多国家，毒害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最恶劣的是2001年导演一场天安门自焚，并透过新华社以前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一时间大有文革再来的势头。
王的父亲因此而放弃法轮功，并要王也因此放弃。王并未如此做，在电话中向其父讲着真相。接着她接到父亲从中国寄来一封信，与她断绝父女关系，将她从家族中赶出来。她父亲在人性与党性面前选择了党性，而放弃了人最基本的人性，这是中共长期训练的结果。
她记得在她出国之前，父亲担心美国是个恐怖的国家，她一个人在此无法生活，在她临行前住进医院，仍叮嘱她记住自己是中国人。她深深觉得父亲并不是没有人性，而是党性的作用，并压在人性之上，以强权的强暴压制人性的善良，践踏着人的尊严。
王接下来并举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张志新为例，表明党性压制人性的悲剧。张在文革时仅因敢说真话被套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狱中受尽酷刑、轮奸和精神摧残，临枪决前她被不施麻药以刀割开喉咙，送往刑场枪决。更残忍的是她女儿所回忆的经历，沈阳法院的人对她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反对毛主席，罪上加罪，政府考虑处以极刑，你什么态度？”女儿强忍着泪，记着父亲叮嘱不能在别人面前掉泪，不然和妈妈画不清界线。父亲代回答：“如果确实那情况，政府怎么处理都行。”法院又问处极刑收不收尸，张狱中的东西要不要，父亲又说：“我们什么都不要。”父亲在家中翻出张的照片，看着止不住的流泪，女儿下床投进父亲怀理放声大哭，父亲说：“不能这样，不能让邻居听到。”父亲将姐弟紧搂在怀，一夜里不知流了多少泪，却不能大声的哭。这是人世间至悲惨的事，当时张的丈夫被迫离婚，儿女也与其划清界线。党性的残酷不如人性的思考，党性的恐怖让人惧怕说真话、听真话，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过普遍人性而存在，使得亲人在遭受无端的迫害时，不能也不敢挺身相救，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
王女士并举赵紫阳的例子，表示他从党性到最后在六四时展露人性，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最后为此付出十五年软禁生活致死，是家庭、社会及国家的悲剧写照。纵观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党性是为维护中共从上到下一党专制，根本特性是共产党在不断的斗争中赖以生存的邪恶本性，党性凌驾了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生存，一切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组织，即使是领导人都会被加以清除。
王最后表示，大纪元的“九评”真实客观的认清了中共的党性本质，让人真正从生命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浮出大家的人性和良知。
中间主办单位并安排了五分钟录像。描述现在全世界自“九评”社论问世所引起的研讨会、觉醒活动以及四百多万退党大潮变化。
第三位是微软工程师杨镰，他表示幸好父亲和母亲给他很多人性的教育，父亲受的迫害也是最近才得知。进大学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残暴的许多面没有亲眼见到，直到六四又表现出来，一些学生流亡到海外，一些则和共产党同流合污。大多数人变得比较麻木，不愿关心。有些人不理解为何九评探讨了共产党过去的血腥历史。从杨回国的经验，发现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完全是歪曲历史，如最近共产党宣传抗日功劳，但实际上它几乎没有什么抗日功劳，只是起破坏作用。抗日是国民党在前方真刀真枪的干，共产党在后面多数时间花在扩充自己的力量，结果现在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电视书籍都在讲共产党的抗日事迹。共产党已经法西斯化，扭曲、掩盖历史，如九十年代上大学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张志新这样的历史人物，把宣传电影重放，欺骗下一代的年轻人。他认为，“九评”的问世是很必要的。同事许多都读过“九评”，震撼都很大。中国现在在共产党统治下，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国家，而且通常是共产党利用的知识分子，希望“九评”能是一个让他们清醒的良药，唤起人们的良知，对中国未来作一些思考，并把身上的党气清洗掉，如此中国才有救、才有希望。
杨并提出当年六四一代的朋友，有些已经掉入物质生活中迷失，他则持续在关心中国的情况，但因此却被冠上“反华”的帽子，杨直指他仅是“反共”，不能把共产党和中国等同。另外，在美国的一些华人可以去做中共的国庆活动，欢迎中共党魁胡锦涛，但却不允许别人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可见共产党的毒害已经伸遍海外，在美国自己只是说说公道话，就遭到信函的威胁。他希望大家不要沉醉在中共所营造的假象里，有勇气面对中共所犯的历史罪状，中共现在不但没有对过去悔改并将负责之人绳之以法，反而变本加厉从思想上开始新一轮的欺骗运动，这就是中共的法西斯化，他举例表示，仅是请人去日本餐厅吃饭，中国人马上反应“你喜欢日本人。”他觉得奇怪吃日本犯和喜欢日本人有何关系。中共宣传穷兵黩武打台湾、日本、韩国，用爱国、仇恨、战争来强化其统治，这个手段是很危险的，中国若走这个方向下去，会走向覆灭的边缘，年轻人长期受这样的教育，以后会变成法西斯的急先锋。各处都有发出“九评”的声音，是很及时且必要的使人看清中共罪恶的历史。
第四位是齐远山工程师，首先针对杨奉军教授提出的知识份子“党奴”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文革时一个理工老教授被劳改下放到农场，带牛到大柳树下吃草，一次一头老牛在树下被宰杀，之后牛就再也不肯到树下吃草；但鸡群则相反，即使其中一只被杀，其它仍可以到原地嬉戏，一点不记得那是同伴被宰杀的地方，甚至可以争食被宰杀鸡的内脏。中国的知识份子很多都遭受深刻的迫害，但现在好像什么都忘了。这个故事提醒大家要有牛的记性，尽管共产党要大家像鸡一样遗忘过去的罪恶，但我们要坚持记住。
齐分享的是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他提到一本轰动海内外的书“往事并不如烟”，作者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曾任政协副主席兼交通部长，1957年章被打成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章诒和在书中提到她对父亲荣辱沉浮的深刻记忆，无可避免的述及反右及文革，而其朋友罗隆基与储安平也相继被打成第二及第三号大右派，即使尔后多数人获平反，但前述三位始终没有平反，中共藉由留下这些显着样板证明它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书中所提反右、文革的词汇，也被中共删除的干干净净。
齐远山先论述什么是知识份子。他认为，知识份子自然是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知识，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知识，也是他们为社会服务的手段。对中国来说，知识份子是外来词，英文是intellectual。西方学者对知识份子虽然没有获得一致的定义，但他们都肯定知识份子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即以批评政治社会为职志。知识份子除了献身专业以外，还必须具备一种关怀精神，关怀国家、社会、民生，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个人私利之上的。
西方对知识份子的认知与中国传统文化定义是一致的。孔子曰：“士志于道”。知识份子大致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读书人，“道”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价值的坚持，就是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就是一种价值准则。中国古诗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宋代张载对知识份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反映了社会对知识份子的理想及人格的要求。
《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初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50人”的名单，此名单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知识界人士，曾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但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揭露SARS及要求平反六四的医生蒋彦永、大陆异议人士刘晓波等重要且敏感的人物未列其中。即使如此，中共党报“解放日报”仍发文批判，并运用文革式用语，表示“知识份子只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份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识份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知识份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样的语言却是赤裸裸的谎言，一个知识份子要与共产党走，他就不可能与工人打成一片，虽获得共产党中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将是非常低下的，代表人物如郭沫若；相反的，若知识份子敢坚持自己的良心，为人民大众说话，就不可能一味的跟着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和人民利益永远是矛盾的，以下所列举的人物都在对知识份子的迫害中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自由和生命。
第一个是潘光旦，他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他先经历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其时留洋学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要被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份子，因此潘光旦不断的“检讨”，残疾的他在过程中受尽艰辛。建政之初中共认为马克思主义应占领一切人文学科领域，本来清华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属文理科学校，拥有一批世界级大师，后来50年代院系调整，将文理科系砍掉，使得后来清华变成了一工科院校。反右时期潘光旦没有发声，也仍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期再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权威，只有一条腿的他被迫在学校劳动拔草，他经历所有的折磨后于1967年去世。去世前不久，潘曾对友人说，他是在3个S下存活着，分别是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以及SURVIVE活命，不久后会有第四个S，就是SUCCUMB灭亡，果然潘不久后去世。潘光旦在1949年之后的遭遇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经历的缩影。
中共对知识份子迫害最厉害的两个阶段就是反右及文革，但此种迫害实际上很早就开始。最早如“九评”提到的陈独秀等知识份子，很快在共产党内被淘汰。延安时期共党仍未统治全中国时，就已经对知识份子进行迫害，如王实味写出“野百合花”，只是发一点牢骚，说当时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因此被毛泽东抓，并安上“五人反党集团”帽子，后在延安被杀。接下来共党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反胡适、反胡风，使知识份子噤若寒蝉。“思想改造运动”要人人检讨的结果，是在学校里从思想方面彻底否定了这些人；“忠诚老实运动”已经把个人历史上和旧政权的关系牢牢掌握，随时可以找出罪名拿出来整治；胡风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个文字狱大冤案，此案牵连两千多人，数百人下狱，胡风实际上曾歌颂过共产党及毛泽东，但后因写了三十万言的长信，表达他对共产党文艺政治的看法，就被关了三十年，他自述“三十万言三十年”。
整胡风的直接操作者是中国文艺界的太上皇周扬，从延安时期周就协助毛泽东执行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最后文革时他也被整得死去活来，因此忏悔自己所做的，曾言：“鲁迅若活到如今，天安门前等杀头”，鲁迅是共产党最欣赏的左派文人，20、30年代时常著文批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并以自由主义文风与人笔战，周扬认为在共党统治下，即如鲁迅之文人也无法幸免。
中国自隋、唐、宋以下实行科举制度，产生了“学而优则仕”的“儒”阶层，在社会上受尊崇，但到元朝“儒”变成第九等，仅胜于第十等的乞丐，甚至妓女被元人列为第八等，知识分子地位不如妓女。共产党制度下知识份子地位更次，变“臭老九”，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反动”这一词汇透过共产党的统治已深入中国人民的意识。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曾为诗揭露了中国知识份子的境遇：“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这样的描述对知识份子在当时的处境非常形象而深刻。
周扬曾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底！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由此可知，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毛泽东是一个直接的策划者。当时迫害严重时产生一个现象，知识份子是“今天你揭发我，明天我揭发你”、“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今天我被迫害，明天你被迫害”，形成恶恶相生、冤冤相报。如史良和章伯钧原先感情非常好，但在反右开始后中，史良跳出来揭露有一天章对史推心置腹所说的一番话。在政治高压下，人们但求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而不惜伤害哪怕是最亲密的朋友甚至家人。人性最美好的爱被完全扭曲、抛弃，而代之以自私、冷漠和落井下石。
只有梁漱溟仍抱持着读书人的铮铮铁骨，他曾提出“九天九地”，表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批评共党对农民歧视的政策，因此被毛泽东大骂，梁当时还写信给毛要其收回批评。文革中批林批孔，当批斗会主持人问梁对批判有感想时，他竟脱口而出一句孔子的名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其仍保持着知识份子应有的风骨，但能如此的知识份子极少。
写过佳作“中国哲学简史”的冯友兰，被列入中国知识份子的“四大无耻”。第一是郭沫若，其曾著文为毛泽东文章所犯的错别字找理由，赞扬毛的错别字如何伟大，列名四大无耻之首，毫不奇怪。冯友兰虽有学术成就，其却写信给毛：“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他宣称自己1949年以前的尊孔思想“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服务的”，四九年以后“是为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还认为自己能参加批孔是一种“更大的幸福”。冯每次承蒙毛接见，都会事后感激涕零的献诗，如1962年的“怀人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1972年的“若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很难从其所为看到学习孔孟“养浩然正气”的知识份子气节。
冯在过去可以斗胆劝蒋介石实行宪政而使蒋“为之动容、为之泪下”。在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冯在1949年前后人格特质发生如此大变化，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全面的极权的统治，它的统治方式是全面的掌控知识份子的生命权。过去国民党仍对知识份子保有一种起码的尊重，其骂国民党，国民党可能不高兴，也许对知识份子罚钱，或者去职、流放出国、找地痞流氓来威吓….诸如此类手段，知识份子可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对生存可以有不同选择，回家乡学陶渊明或放洋出国等等。但是在中共，你如果不服从，你就得饿死，因为它掌控了知识份子全部饭碗及食衣住行的资源。
文革期间很多知识份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如“九评”提到的卞仲耘，卞在文革时被红卫兵打死后，她的家人不但不能抗议，甚至不能表示他们的悲哀。卞仲耘的小女儿当时才九岁，她回忆说，妈妈死后，她发现父亲王晶尧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她知道是父亲为母亲的死，悲愤万分，在半夜不能入睡，但是也不能放声痛哭，于是只好伏在床上，咬啮草席，来压抑悲恸。一年后，抄家的风潮过去了，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灵堂”，把卞仲耘的照片贴在柜子的里壁，在照片前放上一支花。衣柜的门随时可以关上，不让外人看到。
知识份子中也有受不了自杀的，如老舍，文学成就很高，差点得诺贝尔奖，其个性刚烈，自杀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竟是《陈各庄上养猪多》：“热爱猪，不辞劳。干劲大，不识闲。越进步，越学习，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文豪却写出如此垃圾一般的作品。老舍后被迫害至投进太平湖自杀，手握一卷平素抄写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在他尸体四周水面上漂浮着和陪伴着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写的毛泽东“最高指示”。
还有如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曾写“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但尔后也受迫害而自杀，留下一封遗书，提到许多“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此类的话。
翦伯赞则是跟着共产党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文革时也被迫害，最后翦氏夫妇服用过量“速可眠”自杀。翦死后所留下字条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他自杀时仍想保护杜师傅，另一张字条则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当时知识份子自杀时仍竭尽所能歌颂党、歌颂毛泽东，这是中国知识份子“文革”中被迫自杀的标准格式，亦即自杀也必须表示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忠诚，非常可悲。
中国很少有经过迫害后仍保持风骨，并对共产党认识深刻的知识份子，但北大毕业生林昭是其中之一，她的所为应在未来被立碑纪念。林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从1958年关到1968年，最后被枪毙。她本来思想也偏左，曾把毛泽东称为父亲，歌颂共产党，批判别人。但她很快了解到反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被打成右派，关了十年，但她没有屈服，在狱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自己的鲜血和发夹，在衣服及墙上书写了20余万字血书，对共产党的专制和暴政进行了深刻和彻底的分析，这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林被枪毙后，家人还被要求付五分钱子弹费。
林昭在狱中曾用血书写到：“每当想起那惨烈的1957年，我就会痛彻心腹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听到、看到、提到那个年份都会，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此之前处于暴政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的流露，那麽在此之后确实是几乎被摧残殆尽了。”
主讲者齐远山最后表示，1957年后，知识份子精神已死，且直至今日仍未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