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47)—返回大连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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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3日讯】我于第二天早晨抵达青岛。小健正在大姑床上睡觉。我轻轻地吻了他一下。然后拿了支铝锅,去外面小饭店买豆浆、油条去了。我回来的时候,小健已经醒了。一睁眼怔了一下,立刻喊:“大姑奶奶,大姑奶奶,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

孩子还认识我!但是,他的口音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山东口音了。半年没有跟亲生母亲,爷爷、奶奶一块生活了。但是,他还不太想这些。看来,大姑真是用爱心抚养他了。

伟伟知道我回青岛后,请假没去上班。大约十一点钟,大姐也来了。大姑只有九平方米的房间,人一多就坐不下了。我们一同到了台西纬三路一号王氏祖居,由伟伟生火炒菜,我去买了酒、肉,一会儿大家就上桌了。

大家无非问了一些关于生建八三厂的情况。然后,我把看到德增的情况给大家讲了。伟伟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兄弟中,他跟德增感情最好,德增是他心目中真正的男子汉。人祸的灾难年代,他们两人在食堂吃饭,一块玉米窝窝头,各吃一半。为了生活,德增在放学以后自己拿着纤绳,在云南路坡下等著拉地排车的工人,往坡上拉车时帮忙拉车。拉一次,能挣五分钱,就是这样才保证兄弟两人买饭票、菜票的生活费!多么好的二哥啊,伟伟总是夸他!

从青岛分手近七年了。虽然伟伟也经常去看望德增,但谁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幸亏混世魔王死了。世道总有一天会变的。人民不可能永远地被愚弄、压迫下去的。

我在青岛住了两天,买到从青岛到大连的轮船票后,带着小健回到了大连。

是父亲和表哥到码头去接的我!小健是我父亲当时唯一的亲孙子,他非常爱他。历时五年的夫妻两地分居,终于团聚了。

我没费任何事便在大连落下了户口。这要多亏田队长的关照。据派出所的人讲,派出所拒不接受,逼着田到省城沈阳办了两次省厅的批件。为了我,田队长还动手打了所长。最后在省里电话的指示下,才不得不接受!

真是到处都有好人啊!

……

接下来便是工作问题。没有工作再好的城市也无法生存。虽然按政策,街道上有责任解决,但是四人帮刚倒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工厂停工、学生停课,一切都在恢复阶段,无论哪个工厂单位目前都不能接受。即使是临时工,也非常困难。

怎么办?───带回来的一百多元,我一分不剩地全部交给了家里,家中现在是六口人,怎么办?怎么办?

我天天找街道办事处。终于,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办事处主任把我找了去,告诉我大连光学仪器厂需要临时工。我于第二天就按照厂址前去报到了。

街道上是按瓦匠的名义给我报的名。坦率地讲,我没有干过一天瓦匠的活。但是,为了生存只好滥竽充数了。

报到那天,已有三名退休工人在会议室等著了。另外,有十余名小工也同时在会议室等著。

工厂负责人首先介绍了工厂扩大,要建新大楼和院墙,然后了解一下临时工的情况。

这一次,我不敢再吹自己干过瓦匠了。我只是说:自己曾经在挖防空洞时砌过洞壁和拱顶,但不是职业瓦工。不知能不能干好。

光学仪器厂急需用人,负责人就说:“没关系,有老师傅带一带,就会练好的。”于是,大家很快就分工了。

由于是新工地,首要的工作当然是清理现场,然后工程技术人员测量,打桩。然后根据画好的线挖地基。这一切是纯粹的力气活,干过井下开采的人,再干这些活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很快,我干活成了工地上的主力。厂领导对我的劳动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是,工地并不都是泥土,例如:要铺设地下管道,就要挖较深的地沟。这个厂是建设在紧靠老虎滩的石山上的,往下挖不到一米就见到了岩石层。坚硬的火成岩层,严重地影响了工程的进度。

厂长和负责人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只有打眼放炮,没有别的办法。厂长问我,是手工打眼还是机械打眼?我告诉他,为了保证进度,只有用风钻打眼才解决问题。

于是,厂里通过轻工业局,借来了大型气泵和两把风钻。

工地上所有的人中,只有我一个见过从风钻打眼到放炮的全过程。我毕竟在井下帮助风钻工打过几次眼。这样一来,工地上的打眼工作就交给了我。

眼打出来了。轮到放炮了。工地负责人开始时感到我是政治问题的人,没把这活交给我。他打电话到轻工业局,人家说原来的放炮工休病假了。没有人来帮忙。负责人实在没办法,只得把放炮的工作交给了我。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放过炮,但是装雷管、炸药的活我亲眼看见过,自我估计不成问题。因此就接了下来。

我从山顶的炸药仓库领出炸药,又到下面库房领出雷管。找了个破脸盆,拌好了充填的黄泥。像猴子学人形式地把引线接到雷管上,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打眼现场。这时的时间是下午六点半。工厂的工人全部下班,工地上的临时工分别把守着工地周围任何可能有人出入的地方。

我回忆著井下放炮工的工作顺序,把雷管、炸药放进眼中,用木棍轻轻地压结实了。最后留出近1.5米长引线在外面,用黄泥把眼堵平。

我最后再检查一下,周围确实没有过往的行人了,于是便点燃了引线。

一共是七炮,全部爆炸成功了!看来,干什么都要冒险。我从来没干过的事情竟然一次成功了。……

其实,我所以拼命的干活,是因为我在大连没有任何根底。为了生存下去,也只有冒险 。因为毛泽东刚刚死亡,他的爪牙───四人帮也刚刚垮台,新的总书记华国锋究竟站在哪一边,做为小小老百姓谁也摸不准!离开生建八三厂是脱离了一个非正常人生活的环境,但社会上远非让所有受害者可以扬眉吐气的。

所以,我只有先拼命干活,立住脚跟再想办法解决个人的政治问题。

一九七九年元旦以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平反冤假错案”(原题目名已记不清楚),里面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爪牙强加在他们(指受迫害者)头上的一切罪名,全部推倒,恢复名义,公职,赔偿损失……”。看来,时候已经到了。

但是,由于我工作中的表现,光学仪器厂已经把我留在厂里,当了一名锅炉工。我是唯一留在工厂上班的临时工。我当时为了生活还真不能扔下工作,自己跑到青岛、北京去上访;只好先好好干活,慢慢寻找解决问题的时机。

五月份开始,街道上按照劳动局的指示,把所有的临时工和社会闲散人员召回和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名为“沙河口区工程建设队”的另工队。这个工程队直接归区里领导,所有的临时工都变成了正式工人。

我在这个公司一直干到九月底。另工队里不少工人都是劳改、劳教释放人员,他们中有政治问题的人,几乎都平反回到原单位了。

我再也沈不住气。为此我请好假,于十月初回到了青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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