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刘宾雁——非自愿的流亡

苏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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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3日讯】犹如瞿秋白临终留恋“中国的豆腐”,宾雁在病痛中抱怨美国这里吃不上地道的“烧饼油条”。九月份去看他,骨瘦如柴地躺在客厅沙发上跟林培瑞聊天,朱洪说他体重还有一百五十磅,曾是一个伟岸的汉子,病入膏肓的境地还馋得很,叫我依然可以想起每次下馆子,别人不动筷子的扣肉只有他吃得香……

病中的刘宾雁和老伴朱洪

他的直肠癌治疗失败了,听他和朱洪复述治疗过程,也不得要领,好象一开始的放射治疗效果很好,既减低了癌细胞指针,身体亦无甚难受,于是停下来使用口服药,癌细胞又上升,医生又让放射治疗,却换了一种药,情形便开始逆转,既不杀癌细胞,恶性反应也起来了……老两口艰难描述着莫名其妙的治疗时,傅莉踉跄地进来,宾雁指着她对我说:“现在我成了她,朱洪成了你。”老太太已经颤巍巍了,只一年未遇,她手指和嘴唇都在抖动,她说医生说她有“甲亢”,回来的路上我对傅莉说,只怕宾雁未走,朱洪先倒下……

有病患社会学这门研究吗?病患群体(patients)的错觉、幻想、神话、语言皆自成体系,跟常态社会已经脱节,他们被动地受制于医治者、宗教者(灵界)和超越领域(信仰、神)的操控,不再有自我,直到灵魂出窍;假如还有自我,那也是一个只提供病患体验以迎合各种神话的破损主体,此情形一如前现代社会之需要巫魅,因为尚无足够知识甚至科学可以解释周遭,便只能构筑神话以纾解疑惑和恐惧。现代医学因研究发现日益增进而成一繁复庞大的体系,非专业人员不能知晓其一二,大众社会亦成一个医盲社会,情形与前现代之缺医少药并无二致,甚至现代社会之通俗健康文化酿成民众皆一知半解于医学,更对巫魅推波助澜。苏珊.桑塔格曾划分“康乐的王国”和“病痛的王国”,如今我看已经不必,两厢都在错觉之中。车祸后我携傅莉浸泡其中,常常只是靠幻觉、希望活着,而无力返身。

犹如把他从中国胸膛里摘出来

终老异邦,宾雁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我想这大概跟出国的年龄有关,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才被放逐,会心心念念于回乡,后来他甚至不是为了治病,只想大江南北再走一遭,这是外界所知他的唯一遗愿。思乡自然更是一种幻觉,几千年的幻觉,孕育了绝世的乐府唐诗,不过宾雁的思乡并非“床前明月光”,他是政治思乡,耿耿于那厢的水深火热、朱门酒肉乃至狼烟四起,跟民主不民主倒不大相干。他始终关注的细节直到北京猪肉几钱一斤,而从不理会新泽西的汽油一加仑涨了多少。已经网路时代,多少年了,他还一直在剪贴中文报纸,难道他只相信铅印的新闻?我想那是他思乡的一种形式,也是他在异乡延续记者生涯的无奈之举。宾雁是一个最苦的中国放逐受刑人。

流亡,在近十几年的中文语境里远不是一个晦气的字眼,毋宁颇有些“放洋镀金”“生正逢时”的隐喻在里头,而对宾雁,无论欧陆古典、英美气象,仍不过是西洋镜,他却只惦念江东父老。与其说中国的百姓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更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其存活的艰难,以新潮“流亡”说解之,未免苍白。

据说“流亡”之建树有两造:一端丈量个体陷入孤绝深渊之体验和代价,另一端则离弃隔绝,别开生面,攀援于异域文化,乃至杂交(hybridized),这大概便是当下时髦的“全球化”吧?显而易见,两造均未呈现于中国大陆流亡社群之中,原因无它,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情愿(Involuntary)的流亡阶层,时代和命运的一个误会,那里面有几人是甘于流亡、自我放逐、蔑视回国的?大伙儿十几年还在中文里面纠缠,苦苦书写着“梦里河山”的中国毋宁是对“流亡”的一种拒绝。这也无妨,却为何又要标榜“流亡”,还不惜拉上宾雁这老爷子作大旗?八十年代国内那阵子,大陆尚在前现代,人民需要“良心”、“青天”,宾雁不想当也不行,可是在异邦又要当“不死的流亡者”,海外封他这顶桂冠的那次祝寿聚会我没去,不知道宾雁心里勉强不勉强,但从旁看去,他把这些大符号从东方负载到西方,真是辛苦。

他的人格与文字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刘宾雁在中国共产主义幻灭的时代,当了一次天字第一号的大记者,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他在最新型的极权底下唤醒了古典的与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给了没顶深渊的中国人虚幻却无以替代的一个希望,他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他顽强地维系着、宣示着某些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时代无以磨灭的一个标志。

他自己也带上了难以磨灭的时代印记,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锐,也留给中国一点典型的“刘宾雁争议”,比如关于“忠诚”、关于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让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国异议阵营嗤之以鼻,也不会再引起新一代中国人的任何兴趣,但我想宾雁的问题会一直顽强地留在中文语境里,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资格来讨论“忠诚”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都深表怀疑。刘宾雁身后的寂寞,将是长久的。

解读刘宾雁,估计将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因为在中国当代史被厘清之前,刘宾雁的文学含义也不会清晰起来,而他所代表的那种文体也只有被忽视的份儿,这种文体转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学和政治的双重缘故。我想宾雁的意义更在当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价丈量了共产党的言论政策,他是当代中国言论自由的一块尺碑,言论尺度乃是中国全部政治的基准线。虽然,言论空间的拓展并非从无到有,但以极权政治的全能特征来看,自由与权威的博弈常常始之于说破真相,即哈威尔洞见的谎言成为权力运行的本身,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

人生末端依然是强烈左派

这个刘宾雁的言说奇绩,永远地留在八十年代的清新空气里,并附带留下了那个时代里一种精英与普罗的互动方式,由此“中国的良心”桂冠第一次出现,而非刘宾雁莫属。今人说宾雁,又常常从中国古典座标上找到屈原那里,则是这种互动的另一个侧面,老百姓总是怜悯忠臣,而并非只有青天顾怜苍生。我则另有一个向度,觉得宾雁身上,叫人依稀可见某种俄罗斯精神,悲天悯人,侧隐之怀,永远地倾向弱者,有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

刘宾雁被放逐后的中国大陆,跌进所谓“后极权主义”,权力与资本媾和,原始积累血淋淋,跑马圈地不已,谎言弥漫并变得更彻底,“无权者的权力”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刘宾雁还有精神遗产在那里吗?新一代持不同政见者们,连宾雁的同代人李慎之,皆言必称哈威尔,颇类似五四当年之言必称希腊,而足见我们自己文化中抗拒权力之支援意识的稀薄可怜,又似乎宾雁未曾增添什么在其中,诚为悲凉,若论五十五万右派,更算上四九年以后的数千万条生命,这么昂贵的代价,是需要宾雁这样的象征性人物有一点精神付出的。为民请命、青天意识这一类古典,在消费犬儒的新世态里还能挣扎吗?宾雁这样的人格魅力或许已成明日黄花,枯萎在闻听过“右派”这个字眼的那几代人心里。

他走到人生的末端依然是一个强烈的左派。那天我想起身告辞,他按住我们:“再聊聊。”于是我们聊起国内一位著名异议分子来,宾雁满面愁容地说了一句“你说他怎么那么右?看美国什么都好,还替美国打伊拉克做宣传……”,我对宾雁说,中共搞民族主义,反西方霸权是意识形态,必然攻击美国的伊战,这跟西方知识份子反战的理由完全不同,而国内的异议分子,从反体制的角度也必然跟美国站在一起,尤其是他们必须反对萨达姆的独裁,你能苛责他们什么呢?

看来,宾雁跟前十年蛰伏佛蒙特山里的索尔仁尼琴很相似,厌恶美国资本主义,他们大概都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不知老索也是一个新马否?他无疑是个大俄罗斯主义者,那么宾雁也是大一统主义者吗?左派而又大一统著名的,台湾有一个陈映真,反之,中国流亡阵营里有一个曹长青,不遗余力推销美国极右的“牛康派”,却是支持台独而著名的,那么,左、右、统、独的洗牌规则在哪里?它们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到此,我已经理不出头绪了。

——《开放》2006年1月号(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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