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维权运动
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在这之前，中国并不缺乏民间群体运动。1976年天安们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一场人民自发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结束后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是以文字进行反思的，以智性为先导的运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学生、工人、市民、知识界参与的从静坐、绝食、大游行到民主讲坛一波接一波波澜壮阔的运动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遭遇的残酷镇压使得公民运动在中国受到了不可磨灭的蕲伤。
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同时出现的各种不公义现象使得民间运动以加速度飞快生长。到了2002年，辽宁辽阳和黑龙江大庆油田持续了数周的万人大罢工标志着下岗工人的示威运动进入白热化。根据官方的统计，2003年一共发生了5万8千起集体抗争。2004年，7万4千起。2005年，维权运动向整个社会推进，抗争已超过10万件。当我们把这些抽象的数字代换为具体的人和他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艰钜的行动，这个充满了动荡的平行世界就十分具体、悲壮。
让我们迅速审视一下近年来一些重大的民间维权运动。2002年，辽宁辽阳上万名下岗工人高举着毛的肖像和红旗聚集在市府附近，肃穆地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工人领袖。在观者的眼里，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场景。大跃进时创下奇迹的大庆油田的大罢工和工人要求成立独立工会更预示着时代的巨大变迁。不久，数千名解放军进驻两地。
2003年底，黑龙江林区精简三分之二工人，强迫他们签下合约，把拖欠的工资改为认股资金。30万工人召开生存誓师大会，近5万人带横幅和呼吁书上省里请愿。5千多名公安、武警封锁铁路、公路，以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威胁他们。工人转而进驻伊春、鹤岗政府大楼，两市陷入瘫痪。沿路在车站等地发生了流血冲突，数十人伤亡、数十辆政府、公安车被焚烧。在抗争高峰期，工人和当地声援的民众有六十多万人。
以下是2004年发生的几件重大公民维权运动：
1. 3万名从河北迁移到唐山的迁移户派十名代表到北京上呈人大一封一万多人签名的《万人书》，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由于补偿费一直未下来，这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民为了维权而上访8年。出于对法治的信任，他们在细心研究了国家宪法后写成了这篇具有历史价值的万人折。如同所有对于这一类上访案子的处理，唐山的公安赶到北京展开了大追捕。这些代表被遣返，万人书的主要发起人抱病入狱。
2. 重庆万州万人大暴动。这场大暴动起因于中国今天的一个特殊现象：“仇富”。一个挑夫﹐重庆典型的劳动者﹐无意间弄赃了一个贵妇人的衣服而被打了一记耳光。这个事件挑起了下岗工人众多，全城“产业空心化”，积怒日久的万州人的义愤，上万人冲击政府大楼，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如泄洪般喷薄而出。和万州大暴动遥相呼应的是2003年山东邹城城管队故意辗死小贩而引起的数千人打烂市府公物的暴动，以及蓄意压死农妇的宝马案在网上掀起的轩然大波。
3. 四川万源5-10万农民维权运动。由于建水电站而被迫拆迁，没有获得合理赔偿的数万农民静坐工地，阻止大坝截流。在传出镇压的军队开枪打死人后，新闻全面封锁。中国历史上，川人从来不是软骨头的顺民。反抗升级，农民和学生抬尸游行，捣毁军人指挥部住地，一部分学校停课，菜市、店铺关门、机关停摆。军管下交通、通讯被切断，网路被管控﹐全县几乎完全瘫痪。
4.陕西咸阳6千工人在工厂门口日夜静坐罢工，抗议工厂因被外资收购而遣散工人。政府出动了千名员警准备在深夜抓人，因而激怒了包括退休工人在内的2、3万工人连夜赶赴现场支持，酿成持续数星期的大罢工。
2005年，公民维权运动的旗帜继续在风中飘动。广州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和唐山移民万人书一样，具有敏感的民主内含，而太石村民依据法律的理性抗争更牵动了广大的社会及知识界的参与。为了坚持依法罢免村主任，400多名村民在区政府门前接力绝食。番禺区政府出动了近千名防暴员警，打伤了数十名村民，喷水柱击倒村中妇女以肉身组成的防线，一如古代的强盗般抢走了太石村财会室的保险柜和账册。
10月，成都天府广场聚集了近三千个中老年人。这些人把一生的积蓄投入了都江堰市民政局建塔陵的集资。丧葬在国内为政府所垄断，是一门官商合污的暴利行业。为了百年之后计，老人们买下塔陵灵位；三年来他们的集资款出现问题，民政局推卸责任，当地法院不接受起诉，媒体不敢报导。这些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手里高举“还我血汗钱”的牌子在广场静坐。无论是生还是死，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这些草根运动形成的平行结构与另一个平行世界息息相关：在某一意义上，当代的网路空间正是我们的另一个平行世界。在虚拟的开放空间里，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流通下，原本区域性的草根运动突破了封锁，得到了来自遥远各地更多人们的关注。这在幅员广大，消息闭塞的中国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空间介入了日常生活，造成了言论钳制一个巨大的缺口。2003年起，一系列在众愤难平的压力下得到纠正的社会事件证实了网路在这个时代的特殊作用。
烽火燎原的草根运动昭示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公民维权运动的历史时期，需要与波兰团结工会类似的力量来整合散布在各省的工人、农人，使得这些在四处孤独燃烧的火焰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牵涉到人民共和国反良知的极权暴力统治，以及与之共生的，知识份子的集体软弱。
知识界与民间维权运动的断裂是一个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反省的问题。寻找自身反抗施力点的知识界在各种为六四正名、平反法轮功、释放异议份子等签名运动之外，由于对草根运动的关注与参与而免于从民间维权运动里彻底缺席。随着国家意识形态进一步的收束，知识精英承受着与维权的人民雷同的人身迫害。2003年又被称为“白色恐怖”年，50个“异议人士”被捕、判刑，其中不少人是因为在网路上发表言论而受刑。2004年底开始，随着《九评共产党》册子的广为流传所引发的退党风潮以及继之而来的对作家的大搜捕，知识份子对批判及颠覆共产党开始更主动，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和国内学者、律师之间的互动也更深入。我们可以说，知识份子的“行动”已逐渐从以笔为旗上升到真实的，把共产党放置在审判庭上的行动。
然而不可否认﹐在知识界与抗争的工人、农民、冤民之间依旧存在着断裂，这断裂来自于知识份子自身历史悠久的犬儒主义和自欺的生存方式，更来自于他们普遍的无力感。在他们对这些遥远烽火的关注里，有一种根植于行动上的无能与潜藏甚深的多向度欲望交互作用的，难以描述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草根维权运动至今处于彼此分裂而缺乏整合的困境，使得一个个风起云涌，感人至深的运动不得不遭遇最终的挫败和溃散。
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急需为公民政治权利提供各种法律、理论依据，并深入而有系统的在民间传播，以为公民运动扩展空间及建立深入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透过意识的开启来打造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从1977到1989年不定期发行文件声援受迫害者，由一群捷克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组成的七七宪章，以及以历史学者米克尼奇为灵魂人物，有一千万个会员的波兰团结工会是我们上好的借鉴。米克尼奇曾经这样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国。赤手空拳的百姓已经站出来了。我们不能像1989年春天那样躲在青年学子背后，等待他们朝前冲刺。不能像在那个恶夜之后远逃异国的学生领袖、精英，在百姓、处子的面前从自己的责任逃逸。这是一个永不重返的历史时刻：只有和这些为了生存而站出来的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把我们从精神上的虚无和早已淬炼地炉火纯青的犬儒主义拯救。
这是一个充满了嘲讽的时刻：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内部进行的，由农民和工人自动发起的，真正具有无产阶级精神的公民运动。不会有另一个自赎的机会了。没有另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赐给我们这些广大、驯良，善于吃苦、勇于忍耐的人民。没有另一个国家能给予我们这样一个严酷地检验自己的力量和勇气的机会。不会有下一个同样困难、充满了绝望和希望的生命，等待我们去把它完成，像是完成一个充满了奇迹的神话。不会再有这样的机遇了。不会再有那在无比险恶的困境中激励一个人从生命里诞生的，无比深刻的希望了。
出现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是数目越来越庞大，面容憔悴，身穿白色自制的状衣，头戴奇形的冤帽，衣帽上拿红墨水写着斗大的“冤”字和密密麻麻的冤情，成千上万的上访冤民。他们从全国各省坐长途火车、汽车来到京城，每逢重大会议时人数骤增，然而也被以同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从上访村被捉上警车，送到马家楼监禁。这些有着奇特意志力的冤民长年逗留北京，失去了最后的家当，花完了最后一分钱，变成了街头露宿的乞丐。在冬天他们卧宿街头，直到人们在早晨发现他们卧在雪里的，冻僵的躯体。2003年那个比往常寒冷的冬天，第一场雪过后的第二天早晨，从他们居住的上访村抬出了七具尸体。
在过于长久的绝望中，许多冤民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四个冤民在北京服毒自杀：“他们一个人拿着杯子，其余三个人拿着矿泉水瓶子，喝了以后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个东北口音的冤民在北京西单跳楼自杀身亡。一个目击了现场的老妇人吓得嘴唇直哆嗦，一名长期上访的老人叹道：“今天早上死了七个人，死的太惨！”在粗暴的截访、虐打、关押下，案子久久得不到解决，冤民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金水河、自焚、吞毒的悲剧不断传来。
2005年秋，面临就要到来的冬天，无计可施之下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衣裳，背上全部的家当从上访村出发，化整为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越过了公交车服务员和员警的粗暴拦截，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旗竿台前。然后她们再度结集起来，跪地、前扑，冲到五星红旗下紧扯住血旗，闻声而来的公安狼狈不堪地把她们一个个架走、抛到半空，半条沉重的抛物线。
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在毛遗体的遥遥注视下，数十名上访者前扑后继，在风里进行一场无望的舞蹈：下跪、前奔、突围、悲呼。她们喊的什么？一声声呼啸着此起彼落，震人心弦的“冤枉”- 那难道不是被唤做包青天的包拯坐在轿子里巡访时，苦大冤深的百姓跪地把他拦截下来时发出的悲声？那是什么时代的事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吗？就连旷古奇冤的岳飞算不清第几代后裔的母亲竟然也如一场历史的恶梦般来到了天安门，领着她的一群子孙控诉她生活在现代的儿子的冤情。这是我们的时代吗？我们所生活着的到底是什么时代？那里驶过去的难道不是一辆如假包换，摩登的双层冷气公车？上面坐着的难道不是我们充分现代化，身穿牛仔裤，腰佩移动电话，吃饱了饭的人民？为什么这些衣着简朴，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从历史的布幕后冲出来，把时间一竿子打乱？为什么广场上另外那群人紧立在一处，遥遥地打这儿好奇地瞧，却不再走近一步？什么阻止了他们？
生活在不同真实里的人的交会注定是困难的，不真实的。除非我们有更宽广的观看方式，除非我们获得了属于他人的角度。或者，除非我们成为不同的人。在更多的时候，这不可能的真实被放逐到网路的虚拟空间里，以平面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突破了封锁，一个和我们习于在日常生活里看见的真实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展现在我们大惊失色的眼前。然而在意识形态的黑手伸入这个比日常生活更真实的虚拟空间，捋紧了它的脖子，伪造虚假的言论后，意识形态打造的真实和潜藏在日常生活底下的真相就更难接轨。
然而历史是诚实的。由于地底暗流一日比一日汹涌，它逐渐浸入了日常生活，那些原本只是偶尔流过分界线，被短暂地曝晒在阳光下的黑暗开始大量地浮现在人们的生活空间里；像是天空撕裂了一条裂罅，伸下来一只佛巨大的脚趾。原本通过虚拟空间来到眼前的事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行走的街道上、邻人的屋宇，直到有一天它袭入我们的客厅，迫使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成为它的居民。迫使我们横越阻隔在自己和那些落魄的上访者之间的深渊，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
在这暗流汹涌的平行世界里，旗帜最鲜明的一支是被唤作天安门母亲，为了在六四那一夜后失踪、被囚禁、死亡的儿女们而矢志不忘，哪怕是追索到时间的尽头也必为自己夭折的处子寻求正义的中国母亲们。以北大教授丁子霖为首的这群受难者家属有系统地、坚毅地追查在六四凌晨所有死亡、失踪的人，为一切作证，也为彼此做道义和情感上的支柱。这些中国母亲是急于让人们忘记一切的当权者的一颗心头刺。在六四之后，她们英雄式地支撑着中国的良心。
所有败衣破服，十年、二十年上京申冤，除了自己的冤情外一无所有的，来自民间底层的上访者；粮地被圈、被造纸厂、电瓶厂污染的农民；自身的权益被各种巧立的名目剥夺的下岗工人—所有这些人连袂，与天安门母亲们汇聚成了一个和繁荣发展中的社会表像迥异的，巨大的真实。这来自民间最根源的力量 – 还有什么比最本原的母爱更具有惊人的韧性和塑造奇迹的可怕的力量？还有什么比为了活下去而发出的呐喊更有力的控诉？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平行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君主、封建、奴隶社会数足鼎立的中国，这来自母亲血缘的政治反抗，和天安门广场上那逆时间之流而行的非历史场景一样，难道不是最必然的？在极为深刻的意味上，中国在表像下隐藏的世界和捷克建筑在文学艺术上的平行世界截然不同。(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