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墙的监狱 (5)

——中国生存现状白皮书
夏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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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说谎的物质

在这里我试图做的是把我们的世界倒转过来,把潜藏最深,最黑暗的事实首先呈现在眼前,在确定我们看见了那不轻易示人的,充满了蛮荒和辛酸的平行世界后,再来好整以暇地描述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表像世界 – 让我们承认,那无疑是另一个蛮荒世界。

像是生活在被设计出来的,干净有序的摄影棚里的演员,我们身边的一切:昂贵的餐厅、时髦的衣饰、书店里的新书、消费主义时代的电视节目无法遮蔽那布景后露出来的,混乱的真实。时常,这妆点地十分华丽的布景破绽百出。不要低估这些古国国民 – 人们假装相信眼前的假像,把其他危险的,与这伪装的假面背道而驰的事实视作威胁自己良心的洪水猛兽。在更近的这个阶段,人们把一切假像作为护身符,把自己融入其中像一头变色龙,把雷同的色彩掷回自己安身立命的环境和人群。我们允许谎言超脱真实而存在。我们忽略谎言的伤害性,与之并存而“无害”。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这就是我们独有的进化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进入了一种不反抗的清醒。我们进入了后谎言时代。

这种缺乏行动的清醒无疑是失败主义式的。它意味着一种伪装 – 假装我们是自由的,假装上当,内心却心照不宣。我们之间达到了一种相濡以沫的默契,一种世故的犬儒主义。这样的姿势,不可否认,具有自救的功能 – 它帮助我们从无法行动的尴尬与罪恶感中全身而返。和文革时期全国陷入革命浪漫主义的集体颠狂不同,进入九十年代,所有的说谎者都知道自己在说谎。关于共产党早已破产的意识形态,即使没人相信,而所有的人也都知道没有人相信,我们仍然不拆穿这个谎言。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的谎言成了非战争时代的掩体,把我们从无法直面的真相解救。把我们从充满了绝望之情的,真实的自我拯救。这种“我”的暂时悬挂和“非我”的胜利再度造成了一种不健康的,自我的内在分离。

在这样的伪装里,喜剧式的反抗被提了出来,作为无法进行的真实抵抗之替代品。从这个替代品我们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于自身身处的现实有多么分歧的理解。或者,我们对于自身的责任有多么歧义的承担。然而或许,即便连这样的提法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伪装?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分辨清楚,在集体伪装上当的后谎言现象背后,是国家机器刻意制造的致命的,有毒的谎言。这样的谎言决不是“假装相信”就能消解的。而我们必须问,当人们习惯于以“假装上当” 来逃避对谎言的反抗时,是否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弄假成真,在潜意识里吸收了谎言的毒素,站在和说谎者同一阵线上?是否,他们会养成另一种弄假成真的习惯,对于国家所诋毁的物件(或者相反,国家所推销的意识) -如同文革时那样 – 过于轻易地采取敌对(或拥戴)的态度?

已经从内部被拆卸的,无害的(旧)谎言,和由于真正上当而被视作真实的 ,毒害甚深的(新)谎言:所有伪装上当的人危险地平衡在这两者之间。这意味着我们远远不是自己所相信的那样“自由”, 更不是我们所愿意相信的那么安全。当仅仅对于自身所生活的,光怪陆离的现在的理解就充满了陷阱和误区,我们又怎么能确定自己能准确地判断真伪,而非实际上再度成为了千变万化,深识伪装术的国家机器的猎物?

在这普遍的伪装(伪装自由,伪装上当) 深处,是一种享乐式的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和启蒙运动强调的,人完整的主体性有全然不同的意义。诚然,九十年代盛行的,一种自利的个人主义是以对抗国家机器宣传运作的背景为前提的。在这样的个人主义之下,个体的福利被放到了第一,也是唯一的位置上,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成为天经地义 – 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样的个人主义对于启蒙运动所强调的具有重量、觉醒的个体,在后者体质上的先天不足时,无疑有强烈的侵蚀力。而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诚实,或许应该假设:这样的个人主义是在启蒙主义式的个体价值还未站稳脚跟时占据,并误导了我们的自我定位。稍后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

在哈威尔所界定的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不受任何人掌控,即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不过是没有脸孔的人,盲目地、但求自保地随着机器的运转而运作,缺乏真实意义上的投票权、否决权。所有的人都是权力运作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是被监视者和监视的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或曰共产党文化)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是一种无法摆脱的附着物,挟持着人们朝毁灭推进。一个游荡在中国国土上的“幽灵”。一个附着在十三亿人身上,以吸取他们的生命来苟延残喘的恶灵。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什么国家领导人。整个国家已被挟持,所有的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魔咒下,从施暴者、贪官到受害者,每个人都是放在共产党祭坛上的祭品。

看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见如今站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我们曾经寄以厚望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如何在极大的层次上不过是具有悲剧意味的筹码。具体而言,当这两位国家主席和总理的权力无法长鞭直下,直达遥远帝国各阶层干部分土自治的地方,我们不得不看清楚了一个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万分重要的事实:我们谁也不能依靠。这是另一个历史的吊诡:在威力无边,自动运转的意识形态机器下,我们事实上已进入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人对这架机器具有完全的掌控权。这架机器掌控了所有的人,而在一种短暂的幻想里,或许所有的人,由于他们无法看见这架机器巨大的全貌,它无远弗届的性能,以为自己具有某种万能的权力,能够凌驾在所有人的头顶而不受惩治。从这里推断,全国滨临白热化的贪渎盗窃正是建立在这短暂的,热病式的幻想之上。

对于权力虚无化的理解有助于我们摆脱一个古老的惯性,即对于权威的依赖。当我们看见“权威”是如何深陷在无序的沼泽,深陷在自身的惰性以及更重要的,深陷在无限个他人平分秋色,相互挟持的权力场当中,或许,第一次,我们将彻底放弃对“大人”的期盼,转而像一个充满了自尊和自信,充分启蒙了的人那样,一切反求诸己。

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后极权凹凸镜下的货币经济

为了加强我们对意识形态除了嘲讽式之外的抵抗力,有必要在这里对其运作的不同形态进行剥析。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以极不名誉的方式延续自己早已过了期限的生命,和它不断变更策略,以粉彩涂抹意识形态的外衣有根本的关系。我们需要识别一件重要的史实:正是因为前苏联在经济民生上的重挫,使得戈巴契夫发动的,由上自下的政治改革成为一种必然。相反的,除了民族固有的封建遗传基因外,正是由于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取得的重大斩获(不论其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使得中国不可能由体制内采取真正的政治改革。经济的飞升同时帮助国家机器把具有资本主义万般情态的意识话语挪借过来,为共产极权所用。这两者诡异的结合,如我们今天所见,是果然成效斐然的。而毋庸赘言,这斐然的成绩是建立在九亿人民的牺牲,和全体人民的精神废墟之上。

由于权力结构以及社会体系的复杂化,也由于资本主义与共产极权的汇流,狡猾的国家机器所铸造的新一轮意识形态不再是单纯地由上而施的,一种易于识别的伪意识。相反的, 层层相扣的意识相互薰染,模糊了彼此的界线,也同时削弱了我们的警觉性。在国家内部空间与日渐开放的社会空间不能避免地交汇之下(无论这个社会空间是如何受到限制,并穿上了伪装),僵硬的国家意识形态亟亟于吸收种类繁多,时髦的消费主义话语,意图在进入新的社会形态后蒙混视听,继续误导、操控人民的心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如同水涔入土一般,无法抗拒,无法逃避。这一点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天高皇帝远” 这个上古时代的乌托邦不再适用于现代化了的共产极权。我们与这架国家机器之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因此是对新一轮意识形态的突围。这个突围需要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实行:在判断上的敏锐,以及或许更紧急的,缔造拒斥既有意识形态的,开放,多元的意识。

即使在国土偏远的僻壤,国家机器依旧能把你找到,识别,贴上标签。在乡村和偏远的省城,电视和广播器肆无忌惮地作为意识形态机器昼夜播放。在川藏高原上的一些乡镇,只有一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如同数十年前的文艺表演一般,任意切割解放军时代的黑白片、抗日纪录片,粗糙地插入镇党委书记、乡书记、村书记的讲话。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些貌似原始的意识形态传播里,明显地参杂了资本主义形式的广告和话语。农村的广播不再和十年前一样是国家行为,而是村书记和个体户(药商、农药商、肥料店) 对农民的联手剥削。也就是说,日夜轰炸村民耳朵的不再是政治,而是经济炸弹。在松潘(边疆古镇大唐松州) ,镇党委书记对着他幻想中的观众不断上下左右笔划着如一管短枪的食指,滔滔不绝地训话,讲话内容不再是关于国家利益,而是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建设,以及人民对此达到充分认识的必要。

在共产极权与资本主义合谋,进行非个人化以及人的工具化的双轨同奏后,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被偷天换日,原本清教徒般禁欲,以奢华为罪恶的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改革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改头换面,全国各地城市钩勒的天空线节节攀升,江浙沿海地带盖起了一栋栋色彩缤纷的微型城堡 – 这是农民带有比赛意味的童话房子。不过,我们要留意一些细节:他们多是向亲人举债盖起来的房子,房子内部时常没有装修,楼梯没有栏杆,二楼全空裸着水泥,窗户是几个空洞的大窟窿。

通过各种渠道,意识形态潜入人们意识的最底层,无数可以触摸,可以占有的物质如椅子、衣饰、建筑等也成为它并不十分无辜的载体。和这个现象异曲同工的是,后谎言时代不再仅仅倚靠词语,却有无限繁衍的物质充当难以抵御的意识催眠器。仿佛是一种救命的替代法,丰盛的物质本身成为雄辩的,把人们从不愉快的真实解救的谎言。

一方面一天天增长,满溢出来的物质(那些高楼大厦那些商铺茶馆)遮掩了它身子底下压着的工人骨、农人血和更昂贵的,我们的精神。在极度真实的意义上,物资的丰盛遮盖了我们做为个人(也就是自由主义启蒙运动耿耿于怀的个人)的贫穷。这不啻是一个对于真正的人的生存而言十分危险的悖论。另一方面,紧随着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真实可感的物质与无限繁衍、复制的资讯物质一道编织了一个虚假与真实难以区分的世界,或曰超真实hyper-real的世界,使得真实失去了意义。物质本身即谎言—-到了这里,我们从反面意外地抵达了一个十分古老的理论,即视万物为幻象的古典佛教义理。(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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