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据大陆媒体2日报导，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教授在“世界精神病日”专家座谈会上称，根据中国部分地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推测：目前至少一亿人患有各种精神障碍疾病。据悉，精神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五分之一。
美国精神和行为医学专家杨景端先生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改善中国精神卫生状况需要多层面的综合治理：在大众教育层面要提高与加强对公众特别是农村人口精神疾病和心理卫生常识的教育和普及；在医疗服务层面要加强建立精神和心理治疗的服务网络，尤其是乡级和县级基层医疗机构；在医学教育层面要加强对医生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健康的教育，特别是要大力培养精神病专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医生。
在社会文化层面要摒弃党文化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冷漠猜忌争斗的陋习，提倡中国传统美德，建立真诚宽容、关爱的社会；在职业管理层面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伦理道德和职业规范教育，特别是要排除政党和政府对精神病专业的干扰和滥用；在社会政治层面民众应该走出恐惧，摆脱专制政权，追求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重建社会道德，恢复社会公正。
杨景端先生是美国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主治医生，《中国精神健康观察》杂志主编。以下根据访谈内容整理：
| 根据中国官方的数位，中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人数高达1,600万，超过人口总量的千分之十。图为广东中山一家精神病院(Photo by China Photos/Getty Images,2005,11,13) |
实际数字更大
一亿多是个非常保守的数字，实际数字比这个大很多。
精神病通常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生物学因素为主的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强迫症、痴呆等，另一类则是与社会环境和心理发育有关的精神障碍，如：人格障碍、焦虑症、抑郁症、恐惧症、创伤应激后综合症、适应不良综合症、睡眠障碍、疼痛、酗酒、吸毒、赌博等等。
第一类疾病的发生率通常都是固定的，不太受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如精神分裂症基本上就是1%的人口。
第二类虽然病情稍轻，但人数众多，而且近些年呈上升趋势，对社会影响非常大。比如，抑郁症基本就是15%的人口，女性能达到25%。
非常保守的讲，在中国应该至少有3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那就是4亿左右。由于中国在精神病方面的教育欠缺，精神病医生很少，普通医生缺乏经验，很多精神疾病都没有被诊断出来。
历史原因
据悉，中国有两万精神病医生，这对于中国总人口来说远远不够，很多基层防治体系都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
几十年来，中共的意识形态排斥现代医学对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认识，一方面把精神疾病当作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来对待，另一方面把持不同政见者和有不同信仰的群体打成精神病人，加以迫害。在文革中，让精神病人学毛选，把精神病人打成反革命。现在则把一些政治异议人士、访民和法轮功学员送到精神病院。
文革中，很多有名的精神科医生自身都受到很大的迫害，比如，上海著名的精神科专家粟宗华就是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一位非常有天赋的精神科专家纪明，在文革中被迫害后自杀而死。在我原来就读的学校有一位精神科老师在文革中被整肃，之后就改行了。许多精神科医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就不再做本行了。
正如中国精神病学界前辈贾谊诚教授所说“凡是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精神科医生，受过极左思潮迫害的，无不心灵创伤巨深，而心有余痛。我们三人在当时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受到有关(宣传部)领导的督促与鼓励，撰写与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国内精神病学界的重视，对我们三个年青人(都不足30岁) 戏称为‘三才’，实际上对我们任何人都未带来什么‘幸运’，反而是意想不到的灾难和厄运！纪明医生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惨死，汪无级医生被调边远新疆，工作环境艰苦，难以发挥才智，远离家乡20余年，而于去年去世。我本人1958年就被错划‘右派’，文革中下狱3年半后再强劳7年，直到1979年才获得彻底平反。”（上海精神医学2001 Vol.13 No.1 P.52）
由于历史的原因，整个中国精神病学教育比较落后，医生对精神病的认识不足，误诊较多。而精神科医生数量有限，业务水平和伦理道德教育都不能适应社会需要。
现实压力
据大陆媒体2日报导，河北专家近年对邯郸、保定、秦皇岛、承德等四市二万四千名十八岁以上人群进行的精神病患病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百分之十四点零四，女性明显高于男性，农村明显高于城市；各种原因导致的痴呆患病率达百分之一点六八。
杨景端对此表示，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这也是一个中国的独特现象，在西方则恰恰相反，国外精神病医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
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非常苦，负担非常重，家庭矛盾也很大，特别是农村的女性，要承担家庭的义务，还要承担劳动等各种事情，因此压力就非常大。
另外，农村缺医少药，自杀手段有限，而且抢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城市人自杀可以大剂量服用处方药，但农村自杀的方式通常都是致命的，如：喝农药、投井、上吊等，这种方式后果严重，复苏的可能性很小。农村通常几十里地没有一个卫生站，也缺乏有效交通工具，抢救条件非常差。
因此，这些现象都跟中国社会大的背景有关，自杀的人口多是没有被诊治的精神病人，也有很多承受不了精神压力的学生、农民、下岗工人、民工等。
精神匮乏与信仰缺失
人再苦再累再穷，如果有精神支柱就能撑下来。人若没有一种精神支柱就很容易患精神障碍疾病。
中共建政以来将中国传统的信仰、做人做事的原则、人性中的美德，都打掉了。而给人们灌输它的伪共产主义，在那段时间人还是有一种精神支柱，因为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被共产党蒙蔽了，不久后就发现那套东西完全都是荒唐的，精神上的东西破灭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中共又不允许人们自由的去信仰其它东西，因此整个社会在精神上空虚、很弱，人没有一个好的信仰的话，在压力下面就很难撑得住。
以物质为追求目标，一切向钱看，人情很淡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复杂，“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为了利益可以兄弟反目、朋友成仇。在这种没有道德观念约束的状态中，家庭就不容易维持。中国离婚率增高、家庭解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中国社会，很多问题是靠家庭维系和解决的，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心理矛盾，没有医生去说，都是跟亲戚朋友说一说。现在亲朋好友的关系都淡漠了，家庭解体了，人精神上就变得更加脆弱。
家庭这个社会最重要的单元如此脆弱，对整个社会以及下一代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社会心理障碍
中国社会还有不为人所注意的特殊现象—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般人不把它真正归于精神疾病，但是在中国却是一种社会心理障碍。
中国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被中共绑架的状态，老百姓被暴力、舆论和经济控制，所以在生命时刻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一旦被中共施以小恩小惠，人的思想就会倾斜，不但不对迫害和绑架他的人有反感，反而对它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只能用社会性或者群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来解释。
这种情况对社会的多方面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形成了专制政权能够持续存在下去的土壤。而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对社会的精神健康绝对没有好处。
在中国社会，无论是环境、医疗保障、教育还是就业，人们都不愿深挖这些问题的本质。因为更深一层的去分析下去，根源就在中共头上，人们出于恐惧就不敢说。不敢说，无法宣泄，人们就常常有意无意的采取自暴自弃的行为，比如酗酒、吸毒、赌博等逃避行为。还有一种逃避，就是拚命去挣钱，与社会腐败同流合污。
因此，摆脱专制政权的政治压力，走出长期恐惧的状态，有自由表达、自由宣泄和自由信仰的途径，这是解决整个社会心理健康的关键。
有些作家曾经写回忆录，写的过程就把压在内心的东西发泄出来了，因此这是对精神上的一个很好的治疗，能够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审视、分析，至少能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一个了结和审判。
最近有人提出，“多一分宣泄，多一分安宁”。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定道理。如果人能够把自己内心的痛苦、所受到的创伤说出来，那对身心健康是很有益处的。但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他要觉得安全，认为说出来不会受到更多的伤害。因此，如果能形成一种社会整体的趋势，那对每个个体就容易了。
中国社会现在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敢说一些以前不敢说的话，做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大家都这么做了，每个人也就安全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