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耿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掴耳光

吕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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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9日讯】中国347位最有权力的人在10月11日结束了他们今年最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囯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自由作家张建红(力虹)先生。与此同时,中国人权律师莫少平也从北京的“人民”检察院那里获悉了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于9月21日被正式逮捕的消息。高智晟的家属早在9月30日就被告知高智晟已经被捕,但当莫少平律师与警方接洽,准备介入司法程式时,警方却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莫少平律师介入。当莫少平律师从检察院那里得知高智晟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时,感慨地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本不涉及国家秘密,警方这样做于法无据。北京警方何尝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他们不敢违令,因为中国“令”比法大。命令警方违法的是正在北京开会的那347个最有权力的人,为了“和谐”地开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会议,不惜滥用“国家机密”来剥夺包括当事人、律师及警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权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执政的中囯共产党强加给中国公民的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它是中国当代文字狱的代名词,它完全剥夺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一方面又制造文字狱,并以制造文字狱为基础来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一个不让人说话的“和谐社会”。用这样的办法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对真正的和谐社会的破坏,是对和谐社会发明人胡锦涛先生的一记重重的耳光。

文字狱中国古已有之,但最盛行的是在清朝前期。满清入关后,强行把它那套落后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但在汉文化面前它又自惭形秽,对汉族人民能否接受它的统治信心不足。它时时刻刻担心汉人造反,担心汉人看不起它、讽刺它、贬低它。在这种畸形的、变态的心理的支配下,清朝政府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文字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史案:浙江湖州盲人庄廷龙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着写一部史书。他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邻居明朝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这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编成后,庄廷龙死,其父庄允城为之刊行。不料有人告发,惊动朝庭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下令逮捕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死于狱中,庄廷龙被掘墓开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共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查嗣廷试题案:查嗣廷是浙江海宁人,康熙朝进士,后经隆科多荐举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蓄意要砍雍正皇帝的脑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后,交三法司定拟具奏,第二年依律判处凌迟处死时,查嗣廷已死于狱中,但仍被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被流放。但清朝自乾隆以后,文字狱就逐渐减少。即使在辛亥革时期,革命党大肆鼓吹推翻满清政府,因言获罪的人也很少。

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由于其政权的非法性,对全国人民能否接受它的统治信心不足,又重蹈前满清政府的覆辙,大兴文字狱。且不说“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有多少人死在文字狱中,就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8年中,又有多少人因文字狱而丢官职、丢工作、丢饭碗、丢自由?

1986年至1987年处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是典型的文字狱,1999年给江棋生判刑是典型的文字狱,2004年给杜导斌判刑是典型的文字狱,今年给李元龙判刑和审判郭起真是典型的文字狱。总之,所有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共产党判刑的思想犯都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在“言论自由”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52年后的今天,在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所谓的改革开放28年后的今天,在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已成为国人共识的今天,执政的中囯共产党却仍在不断地制造文字狱,这除了证明共产党并不真想构建一个中国人民想要的和谐社会外,还证明了它由于先天不足而造成的虚弱症:因为它的政权是由暴力攫取,而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因此它就必然地不具有合法性;正是由于这种合法性的缺或,使它变得畸形、变态、多疑,用文字狱来统制、禁锢人们的思想。

张建红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自由作家,也是一位正义感很强的诗人。他于1979年开始学习写作,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参加浙江作协,任《文学港》杂志编辑,主持《华东诗坛》栏目。1987年参加中国作协《青春诗会》,并赴鲁迅文学院进修。

1988年当选为宁波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出任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1991年2月开始自由撰稿人生涯。2004年成为浙江文学院签约作家。2005年完成长诗《悲怆四章》、长篇小说《天衣差一寸》。

2006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红衣坊》,同名32集电视连续剧播出,6月出版《力虹世纪诗选》。6月10日,张建红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2005年8月,张建红在杭州与林辉一起创办著名思想人文网站《爱琴海》,任总编辑,他所起草的《爱琴海宣言》发出震撼人心的呐喊:“在谎言之中说出真相,在邪恶内部坚守正义,在黑暗深处开凿光明。”张建红和他的同仁希望这个网站肩负起“呼唤自由民主、关切国事民生、凝聚中国新文化力量”,充分展示“大变局时代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文学品格和人性关怀”的时代责任。但是这个网站问世引起专制当局的恐慌,于今年3月被扼杀在摇篮中。

《爱琴海》网站被封杀后,张建红奋笔疾书,在《大纪元》、《民主论坛》、《由由圣火》等网站发表近百篇文章,怒斥专制制度的腐恶。面对被糟蹋的自然环境、老龄化严重的人口结构和黑社会化的村级政权,他怒作《“经济中心”的荒芜》和《一位中国老渔民的凄凉晚年》;闻知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他拍案而起,大呼《愿意参与这个历史性调查》;面对维权律师高智晟、陈光诚等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他愤慨至极,发出《救救高智晟!救救陈光诚!救救中国!!》的呼声。总之,他不但为中国的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正义的事业鼓与呼,更为弱势群体的所受不公和法轮功成员的所受迫害而呼吁。如今,这样一位有识有胆、爱国爱民的正义作家和诗人,又将遭受文字狱之祸。

高智晟先生出身贫寒,拔起艰辛。他当过兵,做过小生意,体验过下层人民的苦难。正因为如此,他当上律师后立足于为最低层的老百姓维权,在社会中深获民望,在律师界出类拔萃,被评为全国十大优秀律师之一。高智晟不仅是维权律师和人权卫士,也是一位作家,他为法轮功学员受迫害致胡锦涛、温家宝的三次上书,他每天一篇的绝食日志,对中共犯下的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也对中国未来的宪政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见解。但是,仅仅因为维权、揭弊、建言,就被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请问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政权”,必须用文字狱来维护?

历史将证明:高智晟、张建红是无罪的。他们不但无罪,而且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中华民族。历史还将证明,真正对中国有罪的人,是那些制造文字狱的人。因为文字狱扼杀了一个民族最宝贵的东西:自由精神和人文思想。文字狱也阻碍了构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一个只允许共产党讲“四个坚持”、“三个代表”,不允许民间讲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正义的社会能算是和谐社会吗?所以,中共当局如果要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诚意,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高智晟、张建红,以及郭飞雄、陈树庆等被抓、被关、被判刑的思想犯、良心犯。否则,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是没有人相信的。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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