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鲜血成就的GDP

刘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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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31日讯】据媒体报导,10月28日凌晨2时35分,位于新疆米泉市电厂沟镇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2团兴亚能建化实业总公司第一矿井一号井发生爆炸,14名被困井下的矿工全部遇难。这是公之于众的最近一次矿难。偌大一个中国,能源的需求量之大决定着煤矿企业的多如牛毛,在“三农”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今天,农民依然是社会最穷苦、最弱势的群体。农业的低收益使得不计其数的农民成为农民工,虽然一般的农民工待遇都不尽人意,但相对于种田来说,收入也许还可以维持家人的生活,尤其是有子女上学的家庭。

因为制度性的歧视,一般的城市居民还可以在国家单位朝九晚五、养尊处优,而被制度贴上下等公民标签的农民,即使能够走进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也只有干体力活的分。不少城市的用人单位都要求职员是当地的城市户口,农民工根本就没有在一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忍受着歧视的农民无法跨越制度的栏杆,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做那些被城里人认为是低级的职业,城市的建筑、装饰、马路等工地无不充斥着农民工的身影。在各种高体力消耗的行业里面,最苦、最累也最危险的职业当属矿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官员曾表示,煤矿已经成为中国高危行业,仅今年前8个月,全国煤矿就至少发生事故1824起,造成2,900人死亡。

从黑龙江鸡西矿难到广东兴宁矿难,再从黑龙江七台河矿难到今天的新疆米泉矿难,中国的矿难事故可谓是层出不穷,虽然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安全法规,但在很多矿老板的眼中,这些法规无异于一张张废纸,更有甚者,矿老板就是政府领导,他们被称为“红顶商人”,这些人使得矿难的曝光率更低。在以前之所以矿难的消息很难见诸媒体,不是因为矿难没有或者是很少发生,而是消息被封锁的缘故。虽然《宪法》赋予民众以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但在官员权力不受制约的情况下,这些权利基本被剥夺。

矿工是危险性最大的职业,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包括矿工自己也有自知之明。然而,为何还有那麽多的矿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归根结底,是因为矿工家里太穷。煤矿企业一般都是国营企业,但在矿井里工作的却几乎都是农民工。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即使对工作的危险性已有了解,但还是得怀着侥幸的心理去铤而走险。

矿老板更是乐于雇佣农民工为其干活,因为可以付给他们最低的工资,而且一旦出事就可以廉价打发他们的家人。从近年来矿难频发的情况看,中国的煤矿企业已经成为最大的杀人机器,无数矿工为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虽然表现得比他们的前任亲民,但他们仍然无法扭转矿难频仍的现实。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在矿难现场的痛哭流涕除了表达他们的悲伤外,更表达着对现实的无奈。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土崩瓦解的今天,唯一能够让当局有执政合法性感觉的也许只有经济的发展。中国媒体虽然不遗余力地叫嚣GDP的狂升,但与老百姓厮守的却依然是贫穷,得到经济发展最多最大好处的几乎全是权贵阶层。跛足的改革造就了一个极为不公的社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好不容易换来的GDP排行其实是鲜血和生命的累积以及蕴含着对环境的无节制破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并不光彩。

官场的日益腐败使得社会道德水平也日益下滑,越是有钱有势的人如今越是不懂得珍惜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私欲,已经毫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了。今天的米泉矿难并不是中国矿难的终结,只要制度没有实现民主化和人性化,矿难的发生将不可遏制。

(2006年10月29日)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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