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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语人生﹕贾甲的故事(一)

贾甲在泰国皇宫前留影(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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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0日讯】<--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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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细语人生采访报导) 大家好!现在是细语人生节目,我是宇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一个令人关心,也是一个这些天来一直牵动着人们心弦的一个话题。

山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长贾甲先生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未准,被遣返,那么在抵达香港这的七天有限时间里,也是人们最为之担心的时间,当得知贾甲于11月2日成功抵达了泰国,目前正在泰国等待去往第三国的时候,大家也真是为他捏了一把汗,如他的孩子所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贾甲的事件为什么如此牵动着人们的心,作为一个省的科协秘书长,按照中共的官场现状,他已经获得了中共干部所应有的特权,他也可以像其他的中共官僚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可是他没有,他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跟共产党决裂的行动。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一个人生的话题,我们的观众就建议:“是否让贾甲来谈谈他的人生故事,以便了解他这样做的更深层的原因。”这道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们就采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因为贾甲不能到节目现场,就请大家多多包涵。

主持人:贾甲先生您好,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关心您,当时听到您安全抵达了泰国的消息之后,这个大家也都为您松了一口气,同时大家也都非常敬佩您的勇气和胆识,那么在此您是否首先向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几句什么?

贾甲:我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来泰国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找过一些国家请求他们给与我帮助,给我政治上的支持和保护。

但有的国家没有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没有站在中国13亿人民要求实现民主的这个大目标的基础上,没有站在广大的党员干部要急切的脱离共产党的大前提下,是站在一种和共产党有一些某种的私人建设和有个什么小生意,这些基础上忽略了我的事情,这个我也不责怪人家。

那么来泰国当然说起来刚才情况是这样,但从我个人来讲我也比较喜欢泰国,泰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是一个旅游国家,但是这个地方大家都所共知的是什么?是这个地方说是共产党的特务是非常普及。

前一段时期张孟业先生就在这里被共产党暗杀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担心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越是这样我越应该去,按一句中国话来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出来就是要给大陆人民做一个表率,这个表率就是“不要害怕共产党、不要惧怕共产党。”正因为中国人民对共产党产生的恐惧,所以共产党就钻了空子就给共产党创造了机会,它就整整统治了五十七年。

如果大陆人民都不怕共产党,共产党即刻就瓦解、即刻就完蛋,我可以告诉世界人民共产党休想抓到我,我必将战胜共产党,中国必将实现民主,可以让大家走着看。

主持人:那么你放弃现在优越的生活、高的职位做出这样的选择这依然还是大家关心的话题,那么想就这个话题做进一步的了解。

贾甲:不错,我在大陆条件确实很好的,工作、环境、金钱、权力各各方面在国内都应该属于最好的,我管理着专家、高官和知识份子。但是我的追求是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我个人生活好了,我个人有什么需求呢?

从我个人来讲我从小就是过着贫苦生活长大,贫苦和贫困已成为我生活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已经不懂得什么叫做享受?不懂得什么叫做奢侈和豪华?我每天的生活都很简朴。

说是金钱、美好的生活对我丝毫没有吸引力,你叫我去浪费东西,我也不会浪费,尽管我有很多钱有很多事业,但是我追求的应该是要叫中国人明白生活在一个无恐惧的、无杀害的、无饥饿的、无贫困的平等的这么一个生存空间里。

那么大陆人民这五十七年来就是生活在饥饿、贫困、暗杀、恐惧、谎言、镇压、暴力,这么多年来我看了实在是太多了。

为什么外国人都能享受民主自由安逸的生活而为什么就是我们中国人就不能,这些东西促使我很强烈,我觉得应该出来,不要考虑个人的东西,只要是为了中国广大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出来做一点事。

所以我个人的一点钱、一点事业实在是太渺小了,有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中国好为中国实现民主了你想那获得有多么大的财富,整个中国人民都要吃好的、穿好的,都有事业,那将多好,我一个人吃饭那解决什么问题呢?

尤其在国内的人我今天穿的是破旧衣服,我并不是说买不起好衣服,因为大家都很贫穷你一个人有钱,你身上穿上豪华的西服革履有什么意思呢?你跟共产党高官混在一起,大家都漫骂你,你有什么意思呢?共产党不镇压你都镇压其他人这怎么能行呢?

主持人:那么您是怎么形成今天的出走的想法呢?

贾甲:想出来和共产党绝裂,推翻共产主义的暴政,实现中国的民主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可以说长久以来计划和要说打算出来和共产党斗,突然袭击共产党,我必须要解救中国的民主,我必须要把广大的党员拉出来,我决不能广大的党员干部上共产党的当,当然我由于时间各方面我只能简单说两句,这个问题我就这么回答你。

主持人:那么凭您的才能也许您还能晋职、提升,也许比现在还要好,那共产党社会不是也有生活的好的吗?

贾甲:当然我们要说生活好的应该准确说就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你要是共产党的官,什么叫做官?什么叫做共产党?你必须有权你才能叫做共产党的官,你如果不掌权就不称及为共产党也不称及为共产党的官,只有有权的人才能发财致富。

如果没有权的人照样一贫如洗,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我们说一个中央国务院,你如果掌组织部的话或者人事部,这些大部长底下各各处处长比方说财务处、人事处这些有钱的官们他才能够发财。

如果尽管你在国务院或者在省政府上班,你就是一个公务员没有权,它无非就是到月的时候发你点工资,实际上它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高层次的贫困户,按大陆来讲就是一个处级干部就是一千多块钱,可是如果你要当了权了,你当了县委书记了、当了县长,哎啊!他每天收的款几十万几十万在收,每个当官的都得给你送钱。

你比如说管了人事处了你想调工作,你要当调工作你就得人钱。你管了户口你要把这个户口从农村迁到城市,从这个地方迁到那个地方,这都得要交钱,一天几百户口、几十个户口在那要调动的,一个户口一万块钱,你说一天要收多少人吧!收多少万块钱吧!说那个富就是那几个当官的富,一般官当普通干部、普通没有权的干部,照样生活,一贫如洗。

主持人:您说一般普通的干部,那这些普通的干部和下岗的工人、农民,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

贾甲:这些一贫如洗的干部和那些个比如说下岗的工人、农民差别就是那工人农民就是到一个月头上都发不了工资,但是这些普通党员干部就是到月底能准时发那一千块钱,就是这个差别。

主持人:名声在外说这个国内一部分人已经很富了。

贾甲:你说那个现在人们很富了,当官的富了,那么当官的富了那么当官的亲戚、孩子肯定要富了,这一般的人都没有富,你比如现在中国大陆官职的问题,富的官职都是在党委一把手那儿掌管的呢!

你其他做什么也不行都得你当官的分配,那么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民主的机制,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都可以竞选各级领导班的、各级领导岗位这该有多好呢!

可现在中国大陆不行都得靠当官的给,你想当官你都必须给你当官去送礼、送钱、去巴结人家,所以中国大陆有这么一句话就“你在单位里面你干一个月、干一年不如去当官家里干上一晚”,你巴结上当官的他就给你个官,现在巴结都不行必须要给钱。

所以说我想我那个官不算什么官还是应该给中国人们创造一种平等的机制,让每个人都存在一种成功的可能,让每个中国人都成为国家总统的候选人,都对国家有责任感,现在大陆哪行的!都是共产党的天下、都是党中央的天下,广大党员干部都是被它们利用,这个意思。

主持人:那么贾甲先生我们在一些网站上看到有关您童年时候悲惨的故事,这个四十年的恐惧和饥饿伴随着您,那么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来信来函,他们很想知道您的人生的片段,人生的故事那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讲您的经历呢?

贾甲:当然以前有的记者问过我,事实上我那点经历搁在中国大陆上都是非常普及的,每一个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都有一部苦难史,这仅仅是我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了你觉得我是苦难者,包括广大党员干部受共产党迫害的更加残酷更加深远。

主持人:那么在您生活当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贾甲: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和恐惧,我从小的时候,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当时我产生一种理想说我长大了一定要到饭店去上班,到饭店肯定能吃饱,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理想。多少次没有饿死我见了饿死的人就多了。

主持人:那个时候就是五几年,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是“三年的人祸”,那么我先从您爸爸这里说起好吗?

贾甲:说几句时间也就太多了。因为我父亲出身国民党,是国民党飞机场的负责人也会修飞机、开飞机什么的也都会,他另外管那个地方,所以对共产党来讲认为他的罪恶就非常大,加着他也没有去了台湾,这一点就成了我们家的终身遗憾。

然后后来共产党整了他多少年,后来把他给整死了,我们全家这么多年来就是生活在这个恐惧之中,隔个三、两天,隔个一两天,就来一批人,就隔个三两天就来一批人,来的就是批斗、审查、交代问题。

主持人:那您父亲是国民党,您爷爷那边是做什么的呢?

贾甲:我家整个都是做生意的,我爷爷都是做买卖的,家里有很多企业,比如说纺织厂、机械厂、纺纱厂、面铺子、服饰店这个家里面都有,从小家里存的东西账本就多了,那我们家也是非常有钱的,所以这些东西更加重了我父亲的罪责。所以这样共产党一来我们家都沾了这个边了,既是资本家又是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

当时我爸爸从北京跑到天津,因为他原来就在北京,有企业因为他原来在北京,北京南阳飞机场,为什么跑到天津呢?躲一躲吧!到天津做做生意吧!自己也有钱我不从政了我经商了,可是到天津,天津也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怎么可能呢?

后来之后也没有钱了共产党都没收了,后来我爸爸就躲到贫民窟里头以示自己也是最贫穷的,你到那个地方也不行共产党最后也要把你挖掘出来,你像我爸爸年轻时工作做得比较好,曾经受过很多嘉奖,都是罪责,就天天交代,天天审查。

我家里可以说有一段时期就搁不着两天总要有一批人来我家审讯我,设刑场,进去之后就连审带问,连打连骂,栽赃,有的那些人逼得紧就拿起那棍子我们家里的人就站在那旁边躲躲缩缩看着我爸爸,我爸爸在那就佝着腰,佝着腰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打。我们就在那看。

小的时候我的胆特别小就被那个吓的躺在被窝里就害怕,就一敲门就不知道外边不知谁要来,那一出去之后我爸我妈就大规模的上批斗台,每天一出门的时候家里就赶着上营场,不知道晚上爹妈回来不回来,爹妈一走我们就在家里盼啊盼啊,那种心情真是不愿意回顾。

另外你说家里面没有人管我们了,你说家里面哪还有吃的,另外当时共产党管着中国政权的时候它完全用饥饿的管理方法,每个人是按粮食分份的,共产党分多少大人分多少小孩分多少。

另外像我们孩子随着我爸爸,都是大肚汉,我们家每个孩子都是能吃,我爸爸本身就是能吃,我爸大个个儿,给你点粮食没有够吃的,因为单位就说是就单独给一点粮食大概给二十斤吧!一个人一个月二十斤,可是你有时候领不到,你出身不好你哪赶大张旗鼓的到那领粮食找人要粮票,饿的你没有办法,你房子给人都卖空了就剩你房子,我记得我哥就把房子给卖了,卖回吃的,大概给了人家一百块钱,我记得很清楚。

主持人:想请问您那时候是什么运动呢?是三反、五反还是文化大革命?

贾甲:共产党一统治政权的时候就清查我父亲、清查反革命清查革命党,然后一直整一直到文革的初期父亲被他们整死了,我爸妈都整死了,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那文革一开始是照着地富反坏右下手。最后文革大革命转移,就转移到所谓的共产党内了。

最后整我爸爸那次的时候,那当然那次很严重了,因为我刚才不是说每天都来审我爸爸,它说你杀人了你不承认,它一直要说你直至你承认为止。

另外共产党又铐问一个,还有一个案件,不说不说就没办法最后就弄多少胡说开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大陆上那个疯子、傻子、泥子特别多都得装疯,都得胡说了。最后为什么共产党员到什么时候整你了,你胡说开了,它认为也胡说开了,它才算你脑子才交代清楚。

所以飞机场员都跑到台湾去了,可是我爸爸没走了却都落到我爸爸身上,所以最后问题问题堆积堆积,我们大家一看我妈一考量,都落到我爸身上了,就明天带出去就肯定回不来了。

主持人:那你时候在这样的苦难的家庭当中,有没有能够说的具体一点比较深刻的这样一件事情呢?

贾甲:那时候我爸要上刑场了我们家当时还有日本算是小铝锅,拿那个锅子给我爸爸做点吃的,这马上就是天亮就走,走的上刑场不定是枪毙还是打死了,肯定回不来了,这都还没有吃饭呢!我妈就锅煮起来时在屋子里头点着了火,就冒的满屋是烟。

做的什么呢就是这锅搁的半锅水,我妈就赶紧找来了棒子面就也存点面,把这个面往里一放,那大酱粥就熬了大半锅,当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屋里就我爸和我三个人,我在旁边站着你在敢插什么话我就那看着,你说我饿不饿?我也饿家里都饿。

但是我爸要走了要上刑场不是打死了就枪毙,回不来了这我妈临走给他做一个临走的饭,熬了半锅粥,熬成了赶紧吃别担误时间,临走这件事好我爸拿着就吃,可是吃这个粥他也吃的很难过,我妈也没吃孩子在那看着。

所以我爸在那吃吃吃最后剩点锅底,锅边刮的时候你就还没有刮尽划了一道还留了一道,划了还沾了点,平时就刮干净了,一般中国在那个时候吃饭都是舔没有一个不舔完的,没有一个不刮的,手挖然后舔都是这样,这也不怕大家笑话你可以问所有的中国人,都得舔尽,因为没有东西了,依照惯例你这锅吃完一抹饭都刮得很干净最后再舔一舔,这我爸就没有刮没有舔,爸把锅放在我手里我就吃,这意思说我走了。你吃吧!

这是我和父亲绝别,后来我父亲走了,你说我父亲临走了上刑场叫我吃呢!你说我能吃的下吗?那就是那一次是我在小的时候最饥饿的时候有饭没有吃的一次。其他都是抢着吃,偷着吃拾着吃,就那一次饭。那就是我一次没有吃的饭,后来我妈和我们看了一天看着我爸那锅后来明明就干了,就扒那锅,那就是我长大就那一顿饭我没有吃。

后来我爸他们都不在了,镇压死了我妈后来也瘫了,可是我爸我妈给我们留下的一部政治资产什么叫政治资产?出身是反革命、历史是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资本家业主、商人留下这一部政治资产,弄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所以一开始是饥饿、恐惧、害怕,后来懂事了,大了十几岁了是压抑因为压抑你出身不好你到什么也不行,上学、工作,去这去那都要填表。

主持人:那后来你有上学吗?

贾甲:六岁也就不上学了,但是都有学校有的好的班找人上了转了一次回来,因为那时候乱成这了,另外饿成这了老师也没有在上了,孩子也不上了谁还上课,当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隔着学校看有时候班里来了一位同学转一下走了,谁上课你想饿成这了,人们打成这了,相互之间整的,学校就不上课了,从我印象当中我就记得老师都是挨整。

主持人:那后来好像是文革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运动你有赶上吗?

贾甲:我赶上了。但是我是自己跟那个大潮下去了,因为我属于出身不好的,街道办事处也感觉应该把我弄到乡村,我一去就批,一般像我们这出身不好的,还得要考虑考虑审查审查,所以我说我上山下乡等于是发配出去的还不够这上山下乡这个资格。

主持人:那个上山下乡还要论资格吗?

贾甲:你要出身好一点,你也都参加过红卫兵,我连队上都没入过还没人想要我,我那上山下乡按着毛泽东的指示。

主持人:那您个人愿意去吗?

贾甲:从我个人来讲我内心来讲总算离开这苦难的家庭了,倒好,这就很高兴,上面将我发配山西的农村,我属于那个正规的军应该走,想弄走不能够在省里待,所以我说我被发派到山西,我是站在这角度说。

主持人:你就去了山西。

贾甲:我去了山西,但我们去那地方还不太远,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天早上临走上火车的时候,是68年底11月29号大家都送人的时候,一个火车大概有上千个学生,一个学生一般的爹妈肯定是要送的,自己孩子这么小十来岁不知跑那儿去了,跑那么遥远谁舍得,当时那种恐环境下,孩子一走还回来回不来?

主持人:那有人送你吗?

贾甲:没人送我,谁送我?我是跟着同学,当这个火车到点了,拉那个笛,火车一动的时候,所有送的人看着孩子要离开自己,估计有几万人挤在那里。哇!抱着哭哇,孩子在车上哭,爹妈在下面哭手就不放开。

当时我记得没有哭的就时我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送的也哭,在车上也哭,车上的同学堆在那窗户上哭哇,我就站在车中间,我自己想哭也哭不出来,我觉得我很好了,离开咱们那个家庭,所以当时就是我自己没有哭。

主持人:后来到了农村怎么样,有没有比在家里面生活好吗?

贾甲:到农村好点儿,好在哪里呢?它对你“反革命”的出身起码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学生之间歧视我,比方说有好多出身是工人的、中农的出来的学生,有的同学到了农村之后,见了小队队长啦、??代表有时连开个会,这我都不能参加。

有时传达公社的一种精神啦,这都得是出身好的,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不了了。当时在农村的时候,我也感到受到压抑,也感到这出身怎么这样!从前小的时候,总是埋怨自己的父亲,埋怨自己的家,唉!当初你干么不“一贫如洗”呢?当初你干么不作贫下中农呢?

我妈说“咱们家祖上也是很穷的呀”。当然在农村我也是拚命的干,所以当地农民对我印象还是挺好的,但那个地方很苦,因为是在黄土高坡上,苦到什么程度呢?没有水,比如说你要上井里打一桶水,那个井多深哪?36丈,用长绳子打摝摝到水那儿,一个小伙子不停地掏那个水,20多分钟、半个小时才弄一桶水上来,就可想而知那个地方有多苦,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把我发配到那个地方去。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在农村待了几年?您是什么时候返回城市的呢?

贾甲:那个时候我大约待到73年、74年,那个时候22、23了吧,在农村待了三、四年了吧,也就在天津的时候我认识一个音乐家,是我一个同学住在天津歌舞剧院这院里面,一个小时候的朋友,在天津的小学同学。

有一次我找他的时候,从歌舞剧院正出来几个音乐家,后来他就拉我过来跟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同学小贾”,还告诉领导说他是山西人,他是中国著名音乐家,就见过那一次面。

后来我到山西的时候,因为我要到太原,我去看了看他,去找他正好在家,结果我一过去跟人家一说话,人家就认了“哎,你是天津那个小贾吧”,就认识我,所以人家大人他就有一种意识“哎呀,日后帮助帮助这孩子,看能找到事吗?”现在我能理解,大了一些,当时我没能理解。

我在农村待了三、四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接了一封信,他们拿那封信说,你山西有个晋东南歌舞团你到那儿去,他们应该给你点事儿做做。

我接了信才知道那儿有个山西长治市,那边有个直接领导的这么一个样板戏剧团,后来它改名称叫晋东南歌舞团。我看了以后,高兴得了不起,能进那个样板戏剧团,好美喔自己。

但是一想自己从没正规训练过,连他们晋东南地区政委当时一看这个音乐家写来的信,非常重视,赶紧跟有关部门就写信联系,他们当时有人跟我说你看你是愿意去地委就是要进党政机关呢?还是愿意进样板戏剧团呢?他们在征求我意见。

我当然愿意去党政机关啦,去那儿当官多好咧,我内心当然想;可是我想“哟,这怎么可能呢?”我出身反革命,我一出去哪里,肯定调我档案,一看又暴露了,算了吧。我说我去二剧组吧,我赶紧改口,去二剧组很好啊,只要能让我进去,连玩带弹、带唱的,还给钱哪,

主持人: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特长呢?

贾甲:以前小时候在家就喜欢、业余喜欢,尤其受我爸爸影响。我爸爸也喜欢唱,也喜欢乐器呀。我爸爸也是喜欢拉提琴呀、钢琴呀,这炎热下午可以弄两下,所以我小时候也是非常喜欢。

因为我在那儿工作了一段,人家都是非常正规的样板戏剧团,把我插到那里头,我以前从来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所以到那里很活受,人家说我不是这个料。

当然因为我有这么一位知名的音乐家介绍去,他们又不敢把我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待着待着也学了点乐器,叫我学大提琴;我给你这个管,你吹吹练练;你当个话剧演员吧,没办法我们轰不走你,你能干干这个嘛、你能干干那个嘛。

所以他那个部门乐器我干过、唱歌我干过,演员也干过呀、作曲也干过,什么都干过,卖联系我也干过,他们就让我试。因为我有这个“大招牌”,他们不敢开除我。

主持人:山西晋东南歌舞团好像关贵敏当年不就是在那儿吗?那你有认识关贵敏吗?

贾甲:这个还是后话,可是自从我接触这些人之后,我发觉他们有很多薄弱环节,在管理上、操作上、在文艺舞台的运作上、在政策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一想不行的,就给他写音乐部门应该怎样管理这个乐队,当然尽管我没有学,但是我后来在那里待十年,乐器各方面就都理解了,所以我从那里开始,没有多久,基本上把所有晋东南、长治所有的文艺团体怎么样的建设,怎么规划未来的走向,我已经全部给他写上。

主持人:交给上级?

贾甲:交给他们,给了我们文化局,文化局看这东西太惊讶了,“好家伙,写得好、写得好!”接着就交给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叫杨金花,我记得很清楚。杨金花马上一看,惊讶得“好,这谁写的?写得好,正是咱们需要的,咱们晋东南文艺走向应该怎样”。赶紧把我叫去,就说准备准备,明天去河南学习。

所以我在那儿就开始写。

主持人:写这个企业管理。

贾甲:他们就说小贾有这个本事,是个当官的料。慢慢的我就开始去地委给人送材料,文艺方面的。我经常去地委,慢慢和地委就熟了。因为当时这歌舞团就在这大楼旁边,这个宣传部长也都知道,所以我慢慢的地委的党政机关领导都认识了。这个也找我,那个也找我让我写工业,写工业我怎会写不了呢!我们就是管企业的,我们家从小好几个。

后来在歌舞团时我都看了管理的书,没事就看,没事就琢磨这个东西,这歌舞团从那时开始大家都说,这小子真行。真了不起,所以我在团里名声就起来了。他们对我非常的尊敬。

后来我不是经常去地委吗?地委的农业部叫我写材料,写怎样管理农业,谁都叫我写。工业也叫我写,因为他们都是地委,但是当官的管理工业、管理各部门。我想我多给他们写东西,所以我整个写完之后,就有人说,贾甲写”万言书”,所谓的”万言书”就是各个部门、单位管理都写出来了。真了不得。

从那之后,我就慢慢学管理,就慢慢开始成名了。大家基本上就都知道我了。

主持人: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贾甲:对,但是后来地委之后,党政机关随着共产党邓小平、刘少奇、毛泽东、华国锋这些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影响到下面各级的党政机关的矛盾,也分成两大派。可是这两大派,晋东南地委也有两大派,这两大派都愿意拉我,可是后来这两派闹得很僵硬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想来迫害我了,后来发现我出身是反革命,这样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这也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这两派人收留、接纳地富反坏右派分子,当时四人帮插入我地区的黑手企图窜党夺权,不是在瞎说,我就被抓成反革命了。

主持人:你爸爸是反革命?后来你又成了反革命?

贾甲:就是那个意思,二次坐牢就是这样。

主持人:接下来贾甲的命运又是如何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先聊到这里,下集继续由贾甲告诉我们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好了您不要忘记收看收听,我们下回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细语人生》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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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0 5: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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