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国改革模式之谜

【大纪元11月25日讯】评价中国的这场改革有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标准，那就是它实行了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是一种具有社会正义的社会政策还是一种不具备社会公正价值观念的社会政策，这点中共攻府一直避讳提。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中国的改革发生了问题。

在八十年代，中国政府还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多少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讲的所谓社会公正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没有完全放弃社会公正。那时，在工人、农民之间，工人和知识份子之间，知识份子和机关干部等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当局曾经尽量用财政资源来调节各个群体的利益，所以还未出现十分明显的社会不公。然而，那时老百姓对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有很多议论。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民衆是“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駡娘”。这话的意思是，很多老百姓对当时的改革已经有种种不满，不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认为存在着不公正，为什么让那个群体的人富了，没让我富起来？当时受过教育的人也有怨言：“拿手术刀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教书的不如剃头的”。这话反映了他们在八十年代对社会公正的关心，尽管这种理解里有很多误解，并不一定是对的。但它表明，老百姓认为，不管改革怎么做，总得维持社会公正，得让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兼顾，不能哪一个群体独吞改革的成果。那时政府对这些口号大体上也还是认真对待的，试图做些解释，同时也采取一些经济措施来补偿。

但这一切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发生之后彻底改变了。“六四”之后《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这文章是当时中共元老陈云的儿子陈元和跟随他的一群人写的。这篇文章对共産党六四屠杀后的处境和可能的选择做了比较露骨的分析。它的意思是，这次六四事件使共産党看清楚了，它根本就不会因为推行改革而获得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越改革老百姓的要求就越多，经济改革了会要求政治改革，以后还会要民主，最后共産党早晚要失去权力；如果共産党想保持权力，就不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而是只能依靠共産党的各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这才是共産党的铁杆支持者。这篇万言书建议中共调整政策，让改革落实在有利于干部和子弟的基础上，认为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够巩固共産党的统治。其背后的含意是，改革那怕伤害了十几亿人也没关系！因为那十几亿人本来就不会支持共産党，所以不必去考虑他们的需要和利益。共产党当然不可能在《人民日报》上原封不动地重覆这番话。但这番话打动了中共的执政者，以后的一连串政策慢慢一步步地体现出这一看法。朱熔基上台后推行的“国有企业强制下岗政策”，以及后来推行的所谓“住房改革”，把己经分配给老百姓的住房再卖第二遍，还有所谓的“公费医疗改革”，把普通企业员工和事业单位员工的公费医疗取消，但保留干部的公费医疗，都是这套政策的体现。

九十年代开始，中国执政当局改革的社会政策内涵有了悄悄的改变，它毫不犹豫地触及大部份老百姓的利益，以犠牲这些人的利益为前题，来创造干部和他们的亲属群体致富的新机会。正是这类社会不公的政策，産生了倒T型社会结构和社会二极化的结局。每次谈到一项具体改革措施时，当局通常的说法是，这个改革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真是这样吗？是不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这项改革面前都付出代价，都承担同样的后果？恐怕不是！比如，住房改革、打破铁饭碗制度、医疗改革这三项，几乎影响到中国每一个城市家庭，絶大部份城市普通居民都受到这三项改革的冲击和压力，他们不得不把收入尽可能节约下来，应付高额的医疗开支、购房支出和可能的失业，而这三项改革对党政干部却毫无影响。对党政干部而言，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传统的福利制度对他们依然有效：干部的级别越高，免费的公费医疗待遇越高，免费住宅越豪华，甚至可以获得多套住宅，尽管党政机关冗员严重，却不会真正裁员，也不必担心其“铁饭碗”会被打破。但普通民众因病需要住院，那怕缺五块钱、十块钱医院也可能拒收，这样的事在中国己经发生很多。

改革究竟有没有社会公正，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社会改革多年后仍然是个等级制的、特权式的制度，改革所取消的只是无权者的福利。在这个社会里谁处在社会的中下层，可以用改革的这把刀会不会砍到你身上来检验。如果改革的刀能砍到你身上，你为此要付出代价，你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如果这刀砍不到你身上，再怎么改，你各方面的状况都越来越好，那就说明你属于中国这个特权社会的中上层。正因为如此，此刻在中国，当干部仍然是一个人大学毕业最好的出路，既能享受到社会主义福利，又能享到市场经济的好处。前者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下为干部保留的特权型福利，因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所有的特权和福利他们一项都不落。市场经济的好处后者是指，官员可以直接插手经济活动，干预市场交换、干预各种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里官员可以藉此受贿，他们个人的钱包就“鼓”起来了，人也就富起来了，这就是中国5%的社会上层财富的主要来源。
如果探究官方鼓吹的“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这些口号的实质，就会发现，这些话故意掩盖了一个真实的问题，那就是这场改革最终是为了谁？实际上这场改革最后是被一个政治精英集团劫持，变成了一场为他们谋利益的改革，而改革最后伤害到的却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所以这场改革的社会公正性是可以质疑的。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不容讨论、不容许碰的问题，没有媒体敢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直接触及到了中国现在这个执政党，涉及到对这个执政集团的良知、良心，还有他们道德标准的评价。这个党天天说它代表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民的利益，但这场改革的社会政策的实质表明，其实它代表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是利用这场改革获取精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这个事实让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讲，这场改革正在从八十年代前半期那种相对公正的状态，走向一个越来越没有社会公正或者背离社会公正的方向，也就是说改革越走越偏了，所以才産生了前面讲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状态下，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随着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一格局已经基本定型，很难再改变。精英集团把所有的权力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把所有可以用来捞钱的机会也掌握在自己手里。

早在四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孙立平写过一篇文章，后来改编成一本书，书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指出中国的精英集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也就是说，你如果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你就有机会继续瓜分经济发展中産生的种种机会和利益；如果你还没能进去，这个门对你基本上已经关上了。所以他把这一现象称为菁英集团的封闭性。很多人以为，上了大学、受了好的教育，以后就有机会一步一步沿着社会阶梯往上升，这是任何正常国家的通例，但这个通例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如果你不是菁英集团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女，你再怎么样努力，受过再好的教育，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圈子去。你不进这个圈子，你就无法分享这个圈子里垄断的资源和权力，就无法通过他们这种特殊的夺取公共财富和他人财富的方法来快速致富。

今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的出路越来越窄，2002年，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六到八个月内能找到工作的大概是70%左右，有30%找不到工作，他们基本上第二年再也没法找到工作了，因为第二年有更多新出炉的毕业生。以后每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比例都在上升，2005年已经上升到60%了，于是中宣部下了一条禁令：高校毕业生的即期就业率从此成为国家机密，不许公布；任何媒体不得报导。在很多地方，本科毕业生即便能找到一个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现在在中部省份已经降到1000块左右，在西部省份像陕西有的地方已经降到800块，和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差不多。在中国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零工资就业”，很多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非常着急，于是降格以求，向老板提出来，我不要工资，替你白干。这个情况在全世界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么快，居然就吸纳不了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毕业生？名牌工科院校毕业的，受过良好工程教育，本来应该是中国这个发展国家最需要的搞技术研发的工程师，这样的人才在中国现在也找不到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本身处于扭曲畸型的状态。所谓的畸形，就是说，为了维持高增长的需要、为了维护高增长的形象，政府创造了一系列支撑高增长的机会，但经济增长并未改善多数民衆的生活状况，也未增加很多就业机会，同时还严重污染环境。所以对这样的经济增长应该怎么看，是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在过去十几年中，普通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一系列改革措施而萎缩了，很多家庭不敢买更多的消费品，不敢改善生活。这导致国内的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相对萎缩的状态，很多面对消费品市场的企业没有办法在国内销售更多的産品。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用国内的话讲，消费品市场一直处于“萧条”状态。在美国，如果消费品市场萧条，经济一定会萧条，因为美国经济的70-80％靠国内消费需求带动。但在中国则不同，中国政府可以动用公共财力，哪怕消费品市场再萧条，政府照样可以营造出一个高增长的经济。这主要靠三个方法：第一是大量吸引外资，不计条件的吸引外资，减税、允许外资在中国排放污染、允许外资雇用的工人每天超时工作，把工资降到最低，把劳动保护条件降到最差；同时藉外资的手占领全世界的市场，消费品在中国销不动，就把它销到国外去，占领全世界的市场，用这种办法来维持中国的增长。第二是大量兴办公共工程，包括桥梁、高速公路、市政府大楼、城市广场，还有体育设施场馆等等，凡能改善市容市貌和基础设施的，都大量兴建动工，用的全是公款，这在短期内既带来经济增长，还造成对水泥钢筋建筑材料的需求，也带来对民工的需要，当然也增加了基础设施，体现了当地官员的政绩。但由于整个经济对消费品的需求不足，这些公共设施建起来以后无法充分发挥效用，慢慢的就变成了浪费。第三是大量推动房地産开发，通过房地産开发来拉动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同时销售大量高价商品房。这三个做法有一个好处，对旅游者和外商産生积极正面的效应。这些外商和旅游者到中国去一看，感觉中国变化真大！任何国家的市政府如果每年都花巨额投资改善市容，都会达到同样的效果。但在民主社会，选民和纳税人不会允许政府糟蹋浪费，在中国，这样糟蹋浪费却被视为政绩、成功、发展。当然外商不懂其中的差别，会以为中国真的有钱了，觉得中国有希望，于是有更多外资到中国去。

但是，这三种方法对中国长期的增长未必都是正面的效应。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三个支柱都遇到麻烦了。首先，外商的投资高峰已经结束。其次，公共工程建设也已过了高峰期，该盖的都盖完了，没有哪个市政府有理由年年盖大型新办公大楼，高速公路该修的也修完了，所以用公共工程推动经济增长这个手段用得差不多了。第三，房地産业现在已成为一个新的泡沫，大量豪华住宅闲置，卖不出去。这些闲置住宅本身成了一个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因为开发这些房子的房地産公司基本上都是空手起家的，像上海的周正毅，全靠从国有银行借钱，圈了地以后盖了房子再高价卖出去；如果这些房子卖不掉，从银行贷的款可能就成为坏帐。中国政府最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试图全力以赴地控制房地産市场的盲目扩张，原因就是害怕这个房地産泡沫要爆炸，这些房地産商的贷款一旦变成坏帐，整个银行的坏帐急遽上升，中央银行就随时可能面临新的潜在金融危机。

所以，在中国表面高速增长的背后，不仅存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政策，而且存在一系列经济层面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中国今后想继续保持以前那样的高增长越来越困难。所以从前年开始，温家宝很聪明的换了一个口号。很多人没有注意中国这个口号话语里的内在含义。他的说法是“要注重科学的发展观”，也就是说，过去的发展观不够科学，朱榕基时代那些推动高增长的手段，如大量兴建公共工程、营造房地産泡沫、还有盲目吸引外资等，用温家宝的话讲都是不够科学的，是不太好的发展观。实际上也就是说，中国共産党自己在否定朱榕基时代的政策。当然，这种用官场套话包装起来的话语，西方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和记者很难准确的解读。所谓科学的发展观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今后我们可能不会再那么高增长了，或者说我这届政府不打算费那个劲儿去维持那未必是好事的高增长。从这个话里可以看出，中国政府自己也在重新认识所谓的高增长对政府本身以及对中国是好事还是不太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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