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8日讯】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时事经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汪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横河先生将一起讨论一下高智晟律师的近况。横河先生您好。
横河：汪洋您好，大家好。
汪洋：关于高智晟律师，《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一直是非常的关注。他是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经常为上访民众还有弱势团体，包括法轮功等群体，公开以书信和文章的形式进行呼吁。也正因为这样，他触怒了中共当局，被秘密警察跟踪、围困他二百六十多天之后，在八月十五日被当局秘密逮捕了。
最近，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上午，他在被秘密关押一百二十多天后，又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被秘密的开庭审判，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据莫少平律师透露的消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一处，是以高智晟拒绝任何人辩护为由，拒绝莫少平律师提出的见面申请以及委托手续的递交，最后由官方为高智晟指派的律师进行辩护。据称高智晟律师是当庭认罪了。
莫少平律师表示，在整个高智晟案件的侦查、起诉以及审判的三个司法阶段，北京市的司法部门都严重的违背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横河先生，在整个高律师案件的过程当中，中共当局完全不按照司法的程序办事，那么您对这个是怎么看的呢？
横河：我认为从高智晟先生的整个案子可以看出中共的整个统治现在处于一种甚至危机都不能说了，已经到了一种最终末的阶段，完全不讲理性了。
因为像高智晟律师这样的案子啊，他是属于全球瞩目的。自从他开始维权，并开始接力的绝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国会甚至通过了提案，要求中共还给他所有的执照，让他重新履行他律师的职位，没想到中共一步进一步的最后把他抓起了。
本来高智晟就不应该抓，抓本身就是错的。那么从抓的过程，到后来审判、请律师，整个的过程，即使从中共这么一个政权来看的话，也实在做得太愚蠢了，因为它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我们可以想起来当年的曼德拉，坐在监狱里面，最后变成了南非的“反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的当之无愧的一个领袖，他是在监狱。当然我们说北京当局比当年的南非当局要邪恶得多。再邪恶的话，对于世界公认的民权运动的一个当之无愧的领袖把他抓起来，而且违反那怕是中国的法律，即使这种中国的法律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问题了，但是他都不愿意去执行。
抓了以后，人在你的手里、法律是你定的、法庭在你手里、检察院在你手里，你可以按照你的那些法律，尽管那些法律已经很不讲理了，你一步步的做你都做不到，你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要破坏每一条你自己制定的法律。
人家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你现在真的是连词都没有了，为什么非要这样子做？所以我认为一个就是“无词”，在公开的场合、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说不出任何一条理由可以抓他、可以判他、可以起诉他，所以你只能去违反自己的法律，偷偷的抓，偷偷的判，一个是“无词”，一个是“无耻”，这种做法太无耻了。当然反过来从中共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相信它是无可奈何这么做的。
汪洋：那就像您说的，人也在它手里，法律也在它手里，法庭、检察院全都在它的掌控之下，那为什么它这样又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做法呢？
横河：你比如说，它不准请律师，专门派人到高智晟律师的家里去，威胁耿和，让她不能请律师。然后去骗外面的人，说是高智晟不愿意外面请律师。
由法庭来指定，是因为法庭指定的律师是绝对不会跟你辩，他一定是照你写好的跟你说，这样的话就显得审判长、审判员很有理了。如果是任何一个外面进去的律师，一定会把审判员、审判长给辩倒的，但是它表面上不能不让律师来辩护，所以它安排一个自己的律师，那就像演一台戏一样的。
我们记得以前审判江青，就是四人帮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审判长怎么样把人家驳得体无完肤的。这就是为什么江青她不说话，是因为她没得辩的。人家不让你辩，不让你说话，然后就变成你辩不过他。干脆不说话的话他还不能说你辩不过他，这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不公开审理呢？还是辩不过他，因为一公开审理的话，大家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两个律师在那边演戏嘛，根本就没有在帮高智晟辩嘛。所以它不能公开审理，因为一公开审理，它又露馅了。
不许国外媒体报导，说是国外媒体的报导、炒作会使高智晟加重判，这说明了你就不是按照法律来判这个案子了。要按照法律来判这个案子的话，那你只能说这个人犯了哪一条罪来定罪，而不是以其他人对他的报导来定罪的。
现在你竟然要以外界对这件事情的报导来定罪，说明你一点都没有理了，你害怕别人来报导这件事情。中国的媒体你已经看得死死的了，谁报导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但是海外的媒体你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办呢？就威胁说你们要报导的话我们对高智晟下手。这不就是绑匪吗？对不对？
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做是又要当什么，又要立牌坊。那我也不去说当什么了，因为我说了当什么的话，和中共今天的行为比较的话，我对人家是一种污辱。
不管怎么说，它现在连牌坊都不要了，这样子看的话，我认为中共的统治是进入了一种濒死期，已经没有任何掩饰的去做一些事情了，这些事情本来要掩饰一下是轻而易举的，但它都做不到了。
再一点呢，这不仅仅是司法部门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涉案的单位很多，涉案涉到了全国。除了警察以外、还有检察院、还有法院、还有各种配套的宣传机构，全在一起，所以它不仅仅是司法部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党的规则现在也是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就是“做坏事是安全的”。
大家知道高智晟这个案件实际上在党内也有人有不同意见，在中央高层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所有高层的不同意见都不敢公开的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公开表达的意见和公开执行的政策，一定是做坏事。只要是做坏事，政策上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你要做好事的话，你一定得偷偷摸摸。
所以为什么支持维权律师的人都是匿名的打电话支持他们，但是去骚扰的，可以几百天公然的在大街上、在大庭广众之下去骚扰别人、去殴打别人、冲到人家里去殴打别人，那就是说这个党的公开的政策就是“谁坏谁有理”。
汪洋：您刚才说的中共在公开的违法和作恶的方面，它现在已经是毫无掩饰了。中共统治已经进入了濒死期。
这使我想到最近有一系列的事件，不仅仅是高智晟律师被秘密审判。像在四川汉源，他们也秘密处决了在拆迁的农民抗议事件当中村民陈滔，而且是先秘密处决之后再通知家属的；还有在黑龙江双鸭山司法机关秘密的枪决了信教的“三班仆人”的信徒；在浙江杭州的拆迁业主李丽娟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两年，二审不开庭就秘密的被判刑；最近香港记者程翔也是被秘密的判决。
横河：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中共越来越抛弃了它自己的法律规定的时候，就越发表明它处于生存危机了，它已经顾不上用它自己的法律来作掩饰了，因为它必须把这些人判掉，不管你觉得它有理还是没有理。
我想到的是这些事件还表明了什么？就是说中共究竟要不要面子了。因为这些行为表示它是不要面子了、它是撕破面子的。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还不完全是这样的。比如说最近这一两年，它对外宣传和对外的文化交流方面，花费的钱越来越大。比如说到澳大利亚，它可以从中国大陆运五百个人去参加一个游行。到美国来它也是，在华盛顿它举办一个月的“中国文化月”，花费全都是由中国方面出。这种交流的花费是非常巨大的。
前几天有一个“詹姆斯汤”（JAMESTOWN）的报告。“詹姆斯汤”是美国的一个智库，定期的对中国一些问题进行报告，那么几年前曾经作过一个报告，是关于中共对美国华人媒体的渗透的。
那么最近这个报告就是讲中共的对外文化渗透，是非常厉害的，那也就说明实际上他们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它并不是说真的就不要面子了，它很在乎这个面子。
再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中共给美国东部的这些名牌大学资助，当然它必须是非常有名的“名牌”大学，那么一个学校给三千万美元的资助，你想美国的大学富得不得了的，这么富的情况下，它不把钱用在中国的教育上，拿到这里来资助美国的教育，比如说三千万美元十年，三百万一年，你想东部有多少名牌大学。条件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不能发表不利于中共的言论、文章。据说只有一所大学没有接受这个钱。
美国的大学已这么有钱了，它还要在上面锦上添花；你想每个学校搞三千万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有一个条件，接受我们的资助，你这个学校的教授就不能发表不利于中共的文章。所以它并不是说不要面子，它花了很多很多钱去买这“面子”。
为什么对国内的维权人士，它什么面子都不要了。我相信并不是因为它们不想掩饰，而是因为对国内的维权运动、维权人士，它们的招数已经用完了，它没有任何办法了。从镇压法轮功开始到后来的维权，中共的政治资源、道义资源、技术资源，它的所有策略、方法全都用完、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到了“濒死期”。
比如说它说了个公开的理由，高智晟律师这个案子不能公开审理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机密。为什么它有这么多国家机密？为什么不敢公开审理？
就是因为全国现在是处于一堆干柴的状态，一点就燃了，所以它不能够公开审理。因为任何公开审理都可能是一个导火索，因为让人家公开的看到了，所以它就干脆无赖到底。这就是说中共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控制全国的局面。
汪洋：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横河先生对于中共目前在司法方面完全无视自己法律方面的规定，严重的侵犯人权，是因为现在中共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来控制中国目前这个局面了。
最近《中新社》网站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以大基层理念推动和谐”的文章，我们都知道中共推出“和谐社会”的这个提法，很多人也在讨论这个话题。这篇文章提到几个问题，它说目前中国一是主要矛盾在社会的基层；二是具体到有三种主要矛盾，并且文章也开出了一些处方，对于这些主要的矛盾，应该怎么样的处理解决。
这篇文章原载是香港的《大公报》，然后又被《中新社》转载发表了，关于这篇文章提出的一些观点，我们现在就请横河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
横河：首先看这篇文章。大家知道香港的《大公报》其实在香港回归之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是中共自己控制的报纸。所以这篇文章是典型的“出口”转“内销”，就是有些话让香港的《大公报》说，然后由《中新社》转载，实际上它是代表了官方的观点。
它主要谈的一点是，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在基层。这个说法大家一看好像没有错，为什么呢？所有的群体事件都发生在最基层，对不对？
但实际上这个思维，基本思维是政府、党和人民站在对立面。因为这么一个社会在经济这么快速发展和其他各方面都没有跟上去的情况下，它的矛盾一定是各个阶层都有。从中央到各个省、到各个市，一直到基层都有矛盾。
比如说中央和各省和地方势力的矛盾，中央各派之间的矛盾，这些斗争都是你死我活的。你可以看到中央这次整陈良宇，对于十七大的人事安排，那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为什么这些斗争它就不把它做为是一种矛盾的体现，而仅仅把基层的矛盾说成是矛盾呢？因为基层的矛盾是官和民的矛盾，而党内的高层斗争它并不牵涉到中共的生存，哪一派上台，它还是中共统治。
而基层的、民间的和官府的矛盾一旦激化以后，共产党很可能就要丧失权力，这就是一个根本的矛盾。这个观点说明了执政党和这个政权和人民是彻底对立的，所以矛盾在基层，根子在制度。当然这篇文章里面，它提了很多方法，这些方法我们看到它实际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它不能治本。
汪洋：所以从横河先生您的观点来看，中央它虽然内部斗得你死我活；但这只是它内部的派系之间的斗争，不论谁当政，最后还是中共的统治。而官民之间的矛盾，那就牵涉中共它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了，所以这是它最最忧虑的问题，所以它就说这个矛盾是在基层。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文章当中所提到的这三种矛盾。它说第一种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作者说中央一方面不断要花大力气重点解决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改制和破产过程当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严肃处理一系列恶性事件。而另一方面政府又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的机制，并且取得了明显效果。比如说从今年五月，全国信访总量持续十二年攀昇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的公安系统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集中处理群众信访专项行动。关于这个信访问题的确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都提到过。
横河：对。我们以前就提到过关于信访工作。2005年一月份关于信访工作新的条例，它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各地要把信访的问题解决在基层，不准把矛盾上交，不准越级上访，所以北京看不见了，就是量减少了。总量减少是很容易的，大家知道在中国叫做“数字出官”。你这个省今年全国上访比例必须减少20﹪，把这个指标一分下去，各省一定能做到，因为就是数字上的问题。
北京人权展就是个例子。北京其实还有这么多人在上访；但是只要把他抓起来，让参观人权展的外国代表不要看见，那就是没有了。中国有一种说法叫“眼不见为净”，以前还有一种叫“驼鸟政策”，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不看见，这件事就没有发生，这就是总量减少。
至于刚才说的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它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而不是这个过程。你看它自己的提法，为什么不能说这个过程要处理呢？是因为土地征用和城镇拆迁是各地官员衡量政绩的最基本要素，是政府启动的基本建设。而中共这几年的增长率很大一部分是由政府的基本建设带动的，所以没有了政府投资的基本建设，这个增长率上不来。
中国最暴利的第一行业是房地产，房地产开发是解决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因为中央把主要税收收回去了，地方财政怎么解决呢？就靠贩卖土地。那么贩卖土地就要征用土地、就要城镇拆迁；中央实际上是默许这样的政策，因为它把地方的钱拿光了。地方怎么办？就允许地方用这种方式来掠夺地方的财富，怎么解决？全国每个地方都是这么干的，你就是枪毙十个陈良宇也没有用。
我们举个例子，上海陈良宇下台了，但是上海的拆迁和打压上访，比以前变本加厉，一点都没有改善，这就是最好的注解。为什么？这个政策还在。所以并不是说处理一个陈良宇，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处理掉的。
再一个，企业改制和破产过程。那么企业改制和破产过程从开始改革开放，从国营企业改革开始，就是权势集团把国有资产转为私有资产的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如果把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的领导吃什么？它就说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爆发事件了，我要拿你为是，但是它并没有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基本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当前的权势集团横征暴敛最基本的措施，没有这个他们发不了财。
汪洋：所以从您刚才分析当中，它在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改制还有这个破产过程当中，它这个制度本身是不会变的；因为这是中共这些官员他们能够横征暴敛的基础。它所要做的所谓“严肃”处理一系列恶性事件，可能就是挑出几个民愤比较大的或者它们想要打击的一些官员，把他们做一番处理，可以平一平民愤吧，但实际上这个制度还存在。所以最终这个群众的利益要想根本上得到保证，也还是不可能的。
在文章当中，它还提到第二个矛盾，就是发展和安全的矛盾，它的处理方法就是要推进平安建设，主要是九个事故灾难类专项应急预案和二十二个事故灾难类部门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据说这是让人民群体更有安全感。
横河：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关于事故灾难类专项应急预案，它最早是国务院发的，后来就发到各个省、各个部门，最近军队也有。
那么这个事故灾难和军队的预案不太一样。事故灾难主要是处理像这种台风或者水灾或者风灾或者是重大灾害、自然灾害。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它把它做为合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说的，但实际上不是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应该做的，这是一个正常的政府日常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中共统治五十七年了。政府没有在该做的事情下功夫而要到五十多年以后才想起来发生灾难我该怎么办？
中国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每年不知道要发生多少灾害，即使是这里没有，那个地方也会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常规的日常操作，到今天才做。政府做好是应该做的，政府没有做好是失职，到今天才做，它把拿出来当做政绩来宣扬，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汪洋:在中国这些正常的政府运作也变成了中共可以拿来表示自己政绩的一个东西。第三项就是它提到说处理好不同利益阶层的矛盾。它的方法是要创新社会管理协调机制。这里指的是如何处理好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那么新的社会阶层这是指什么呢？
横河：它指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些以前中国社会没有的阶层。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际上是因为剥夺了剥削者，当时说是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私有财产已经没有了。所以中国的社会阶层突然就变的非常简单。
开放了以后实际上它说的是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阶层，我想它指的应该是新的资产阶级或者是红色资本家，就是权力和金钱相勾结的这种阶层。其中一部分是包括党的官员转为经商的。比如包括江泽民的儿子这一类的，当然中央政治局几乎每家都有人在经商。另外还有暴发了以后和权力相勾结的。我想主要的指的是这些人，也就是如何照顾好这些已经形成的这种金钱和权力相勾结的集团利益。
从上面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到，它都是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但是产生这些矛盾的根子就没有动。比如说在这文章里说到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政法工作要围绕和谐社会，要化解社会矛盾，加强政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政法机构要以和谐社会建设者的姿态全面发挥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话音还没落，那边就秘密审判高智晟律师，而且完全违背了中国自己那些完全没有道理的法律，这就是中共的和谐。这个和谐就和当年“稳定压倒一切”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对于中共想打击的敌人又可以多了一条罪名叫作“破坏和谐”，所以从中共的实际行动来看它是根本就是改不了的。
就在十二月十一日，人权观察，就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发表了一个长篇报告，题目是“律师的最大危险，新的政策阻止律师去代表那些抗议者”。这是个非常长的报告。《纽约时报》立刻对此作了一个专门的评论。
中共新的政策，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今年有一个讲话就讲到了：要打击任何以维权为借口违害社会安定的因素。那么维权是什么呢？一方面中国的事件很多。我前几天看到中国一个评论，说中国的群体事件这么多是因为老百姓不知道主动去维权。但是你叫人家怎么去维权？中央政法委已经有了政策了要打击维权，包括帮助维权人士进行辩护的律师。
中国律师协会专门有一个规定：对于任何群体事件必须得到党组织的批准才能够去接受案子，就是你自己接受案子你就犯法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这就说明了什么呢？整个司法机构表面上说它是为了建和谐社会，但实际上彻头彻尾就是为了这个特权阶层服务的。
汪洋：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横河先生就《中新社》题为“大基层理念推动和谐”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说到构建和谐社会，最近在《百姓》杂志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就是“无直接利益冲突正席卷中国”，这文章中说无直接利益冲突大量出现是危险的讯号。在某种程度这意味官民关系随时会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可能性。
下面我们就请横河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无直接利益冲突？而这个对中国的社会又是有怎么样的影响？
横河：这个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指的是最近这一、二年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很多冲突是由很小的事情或者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所诱发的。诱发出来以后相当多的民众参与进去，这些民众和这件导火索的事件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这种叫“无直接利益冲突”。
为此《瞭望》也发表了长文披露了这样背景的事情。但它也提醒政府官员要正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危害。我想这个无直接利益冲突反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共其实己经认识到这个危机所在。
因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就表明了这个不满不是针对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阶层的而是一个全社会的不满。他有几个特征，一个就是当事人没有直接利益，但是有长期类似的利益被侵犯。
比如当一个警察在殴打一个小贩的时候，旁边很多人就会想到他在找警察办事的时候怎样被侮辱，怎样被欺负。他就会立刻想到这个问题，这就是长期的类似利益被侵犯。
再有一种就是平时不敢发泄，因为现在民众发泄的途径已经被堵死掉了。打官司不能打，因为已经被控制了。上访的途径被堵死了，而且上访现在是必须要减少，上访的案子还要做为政绩来衡量。所以当地官员一定会去捉你，不让你去上访。一定会把你压制下去，所以上访的途径也堵塞了，没地方去发泄了。那么街上发生了这种冲突是一种发泄情绪，非常容易发泄情绪的方式。所以一旦有机会爆发出来能量将是巨大的。
再一个就是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它有一个最大问题是它的发生原因往往是随机的。是一件谁都想不到的事情，是防不胜防的，你不可能说我预先防止。直接利益冲突，比如说一个工厂要关闭，那么这个工人必然会到市政府或者是工厂公司集团的地方去抗议，这是你可以预测的。这是所有参与群体都是有共同直接利益。而无直接利益的不知在那里暴发，所以防是防不了的。而任何小纠纷不管它的起因如何，一旦扩大以后，在场的民众几乎无一例外的站在官府和官府代表的对立面。
比如说有一个车子撞了人了，这个车子里开车的人是某个官员的七大姨八大姑，甚至是冒充官员的都可以，是因为官员有特权。在中国每个官员大大小小都有特权。就是这个案子引发的人是个冒充的官员，人们也立刻就把怒火转移到官员身上去了。任何警察或者是戴大盖帽的人在街上和人发生冲突了，人家反对的一定是戴大盖帽的那一部分。
这种没有直接利益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广大民众，至少在街上出现的那些绝大部分民众的利益已经在被长期的侵犯。在中共的《瞭望》里面它就谈到要提醒政府官员去正视这种危害。这是它开错了处方。
汪洋：从您刚才介绍的情况来看，在中国长期民怨不断地这样累积累积。他找不到可以发泄的渠道，他也没有办法走正常的法律的渠道得到解决。所以整个中国变成像一个火药筒一样，不知道在那里就会发生爆炸，不知道什么样的事件就可能成为爆炸的导火索。那么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这种矛盾吗？
横河：至少《瞭望》这个文章里所提到的解决方案，它认为六中全会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步骤。如果能够照这个做的话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这是开错了处方，因为这些长期被侵犯利益的人员，他们的利益被谁侵犯呢？是被那些现在的当权者，特别是党和政府有关系的那些商人，这些既得利益者，他难道能不知道他的权力和财富是哪里来的吗？他能不知道他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和权力吗？他当然知道！
他把别人逼的家破人亡的时候，他在搞拆迁，把人家投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他在树立对立面吗？他不知道他在激化社会矛盾吗？他当然知道！难道还需要党来提醒他吗？这不就是党让他做的事情吗！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就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你不可能去约束他，你不可能去治理他，你挖掉了中共还能存在吗？不可能存在！所以它看到了现象，但是它企图解决现象的方法却是不能够实行，是完全做不到的。
那么唯一的做法是什么呢？唯一的做法就是整个这个党和它所代表的权势集团必须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如果没有了这种压制、没有这种盘剥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瞭望》周刊上面所提的那些处方，解决问题的方案是错的！那个方案解决不了问题。
主持人：所以要想构建一个真正和谐的中国社会，只有让中共退出历史舞台，人民的利益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听众朋友今天《时事经纬》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汪洋。
横河：我是横河，谢谢大家。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时事经纬》节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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