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对《大国崛起》,首先要叫好

李昌玉

【大纪元12月18日讯】一、两部“大”剧,一伪一真

在刚刚翻过的11月份,CCTV推出了两部重头剧,一部是在1频道播放的46集电视连续剧《大敦煌》,一部是在2频道播放的12集政论片《大国崛起》。

《大敦煌》拍了上中下三部,以北宋、清末(1900年)、民国(1936年)的三个故事来诠释敦煌莫高窟的历史,其中第三个故事,史实本来最为清晰明确,就是1942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于1943年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莫高窟进行研究与保护,但是编导为了不给国民政府“涂脂抹粉”,故意隐瞒,所以采用了杜撰编造的故事。因此我发表了《国民政府保护敦煌功不可没──评掩盖真相、伪造历史的电视剧(大敦煌)》。

《大敦煌》如果不计较反映历史的真伪,只看故事情节的生动与否,演员的表演魅力高低,那么,上部最能吸引眼球,中部则次之,加上一般观众对于敦煌的历史,所知极少,象我这样吹毛求疵、寻根究底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所以,能够一天坚持看两集,把装腔作势、索然寡味的下集看完的人可能很少。

比较之下,《大国崛起》就具有比较深厚的内涵,可以叫人看了再看,给人留下许多反嚼回味的空间。《大国崛起》尽管说的是别国的历史,但是和中共历来的定论明显不同,叫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比较而言,叫人觉得较以前尊重历史,走进史实。《大国崛起》不是没有败笔,最大的败笔是关于苏联的一集,假若编导非要屈从官方主流的意见,不如不拍。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无法掩饰回避的历史,却非要用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逻辑来解说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事实,理不直,气不壮,满篇假话,言不由衷。苏联究竟是为什么会垮台的呢?作为同样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我们的明天”呢?苏联是中国的“宿命”吗?难道这不是“崛起”之后必然要引出的问题吗?编导一味歌颂苏联,连挽歌也不会唱,不把苏联拍成一部“资治通鉴”、“警世箴言”,虽然依顺投合了权势者的胃口,但却是一部没有价值的作品。编导能够回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走俄国人的路”这样无法回避的拷问吗?

在市场经济方面,编导颇为欣赏那只“看得见的手”,极力推崇,当然是为了迎合执政当局。德国、苏联还不是前车之鉴吗?

但是,总体看,功大于过,比《河殇》有提高,这是可喜的进步,因此我认为首先要叫好。历史学教授袁伟时认为:“《大国崛起》体现学术界进步,不应‘过度解读’为中共史观变化。”(张洁平《专访: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不应回避制度选择》)虽说如此,但和十几年前中共大批《河殇》,必欲置之死地的态度相比,现在能够默许《大国崛起》播映,仍然是一点进步。

不过,我们可以回顾几十年来的历史。中共其实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政治集团,对于任何的新思维,都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异端,一定要斩尽杀绝,可是过了若干年,他们不得不默认那些人说的是真话,不得不在事实层面默许,甚至还要采纳。例如,1957年的右派言论,关于市场经济的建言,关于《河殇》,都是如此,现在所谓民主党派的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和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岂不是异曲同工?但是,中共领导集团绝对不会认错,也不会“平反”。虽然普遍认为《大国崛起》是《河殇》的翻版,但绝对不会让《河殇》重播。这道理就不是我可以说的了。

二、《大国崛起》和“狼奶”唱了反调

“冰点”事件,大家记忆犹新,它不过是因为历史学家袁伟时教授指出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灌输了错误的历史思想。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和世界文明接轨,但是,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在继续给学生“喂狼奶”。就是这样的诤言,也引起了当局者的震怒,一怒之下,查封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

这件事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推想,不用说中国现在的一般青年,即使是掌管全国宣传工作大权的中宣部长阁下,他就是“喝狼奶”长大的。心理学告诉我们,接受知识有先入为主的特点。今天中国位高权大的衮衮诸公,50几或60几岁,他们谁不是“喝狼奶”长大的?不但在小学中学大学喝的是“狼奶”,而且社会教育几十年一贯的是批右派、批自由化、批精神污染、批《河殇》、批《走向共和》,意识形态的极左化是几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政策。这些高官他们本人就是发动主持批判的批判者。他们自己先是做“愚民”,然后做成了“愚官”,再去培养“愚民”,如此恶性循环,往复无尽。

我手头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编辑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世界近代现代史》。它的观点就和《大国崛起》大异其趣。我们从中可以看看“狼奶”是什么样的“奶”。

这本教科书说起西班牙和葡萄牙,题目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扩张》,而不是“崛起”。教科书说的是他们的殖民扩张“给亚非拉美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土着居民印第安人因殖民者的屠杀、折磨、奴役,以及欧洲传染病的侵袭,种族几乎灭绝;土着居民劳动力锐减,又引起罪恶的黑奴贸易。同时,源源流入欧洲的巨额财富,成为欧洲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扩张史自然是一部罪恶史,而不是文明史。

关于哥伦布航行美洲的评价,教科书列举了肯定、否定与持中三种观点,编者明显地倾向于持中的观点,为“具有建立在非正义行为基础上的客观的历史进步性。”

而《大国崛起》唱的就是另外一种调子。《大国崛起》认为:“海上之路使葡萄牙摆脱了贫穷和落后的境遇。”“航海家恩里克”是“发现海上之路的英雄”。特别是对于哥伦布,提供了被共产党的历史教育熏陶的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知识:

解说词道:葡萄牙依靠海权的迅速崛起,让整个欧洲嫉妒得红了眼,但财力、物力和人才的缺乏使所有的国王、贵族、商人们望而却步。雄心勃勃的伊莎贝尔女王用23年的时间缔造了统一的西班牙,现在,她开始成为西班牙远洋探险的总赞助人。

哥伦布与西班牙王室的谈判进行了三个月。

出生在布商家庭的哥伦布,从小就耳濡目染讨价还价的商业行为,在葡萄牙的八年航海经历又给了他提高价码的理由,哥伦布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权益。

而女王也并不认为与一个普通百姓坐下来讨论利益分配的问题有什么。

1492年4月17日,双方签订协议,国家的意志同航海家的愿望最终结合在了一起。

哥伦布被任命为发现地的统帅,可以获得发现地所得一切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并一概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一属地的船只,哥伦布可以收取其利润的八分之一。

8月3日,带着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元帅的任命状,哥伦布登上甲板,对女王资助给他的三艘帆船下达了出航的命令。

欢迎仪式十分热烈,伊莎贝尔女王兑现了向哥伦布允诺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奖励,哥伦布在六个印第安人的簇拥下,举着五彩斑斓的鹦鹉招摇过市。……

《大国崛起》着眼的是“照亮人类文明的进程”,因此,它不但要全面肯定哥伦布,而且还要告诉我们哥伦布是在和女王议定了条件之后才出航的。哥伦布和女王,或者女王和哥伦布的关系,在程式上,和我们熟悉的习惯的中国传统做法,和共产党的传统做法,就大异其趣。他们之间不是君臣之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买卖双方平等的讨价还价关系,契约关系。《大国崛起》的价值,就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这类新思维,因此我们不应对它求全责备。

三、一个历史学的悖论

中共的历史学,充塞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它不是以求真辨伪为学术的光荣使命,而是要屈从某个时期某个政治任务的需要,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按照一个先验的模具改铸历史,历史学家成了整形专家、美容专家,不但可以给你隆胸,还可以给你“换脸”,“变性”,百依百顺地满足“顾客”的愿望和需要。中国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不知道学术的良知和学者的尊严。为了评定职称,为了出版著作,为了申请科研经费,只知道如何满足当局者的需要,编造什么假事臭事都不在乎。

我不知道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否都象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历史,不但重视自己的党史,还重视本国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而且有一套按照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编撰的官订本的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这套官方版的历史教科书,是任何人都不能质疑的。任何的质疑都视为冒犯天条,大逆不道。毛泽东时代,为了一个人或一部书,而闹得整个学术界文化界惶恐不安的事例,举不胜举。例如对于一本《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对于李秀成是否叛徒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可以,也应该由学术界讨论争论的问题,却因为毛泽东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于是牵动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史学大腕,使一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和妻子于1968年12月18日在家中服用安眠药自杀。周恩来一直到瞑目的一刹那间,最惊惧的就是害怕毛泽东给他以“晚节不忠”四个字盖棺定论。

这样,从延安开始,经过长达60年以上的努力,一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成了诠释中共造反有理、政权合法的证据。

翦伯赞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信中说道:“历史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在这一点上,当时是各方,包括毛泽东的共识,但是,因为“历史科学必须为政治服务”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就必然出现了难以弥合的悖论。历史科学的最高目的是求真辨伪,而“为政治服务”是要叫历史当成驯顺的奴婢,必须百依百顺地为自己服务,因此可以恣意强奸,可以真伪莫辨,可以真伪颠倒。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翦伯赞也难以无条件地接受,因为他毕竟还有历史学家的尊严,最后只有夫妻双双自尽。

所谓“马列主义的史学观”,就是以论带史,把历史事实剪裁得合乎观点的需要。《大敦煌》虽说是故事片,但不是戏说,它是当成正史演绎故事,却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原因是必须要抹杀国民党保护敦煌的历史功绩,所以只有伪造史实才是必由之路了。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买卖公平,编导们不过是做了出卖灵魂的灵魂工程师。

中学历史教科书评论哥伦布,“具有建立在非正义行为基础上的客观的历史进步性。”首先要强调他的“非正义行为”。假若我们采信这种逻辑,对于中共的枪杆子夺取政权,大概也可以视为“具有建立在非正义行为基础上的客观的历史进步性。”但假若是这样评估就大错特错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文革中,文革前,谁要这样说,是要枪毙的,现在国内的媒体也是不敢不能这样说的。

因此,对待外国的近代史,资产阶级发家史,中共的观点一向就是讲罪恶,讲剥削,讲屠杀,讲黑奴买卖。中共的革命其实是一场穿戴了革命服装的农民革命,所以对于它的师祖,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就不能不恭敬有加,丝毫不能批评否定了。所以它的历史观,采用的是双重标准,一种实用主义的标准。

《大国崛起》的放映必然会引起广泛的讨论争论。这是好事。有人攻击它是新版《河殇》,“迎合了近20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大国崛起,新版的〈河殇〉》作者:3XIANG1)这是误解。编导绝对是站在主流历史学的立场上,没有“右派观点”。动辄在立场上划分左派右派,找出“敌人”,这是老掉牙的毛泽东整人的手法,动辄挥舞左棍子。若说这是“近20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就错了,作者是在“与时俱进”,“与党俱进”。

(2006-12-07于山东大学附中)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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