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0日讯】
不是人的精神可以永远俯就一种劫难。
不是人的劫难可以永远阻止一种诞生。
不是诞生者只能背对历史。
不是历史可以听任风化。
只要日月还在经天，只要江河还在行地，自由的精神就不会死尽，生命的真谛就希望尚存。生生不息而运化而升腾。
有人言：从土改运动到大跃进到大饥荒，从文革的全国性疯狂到六四大屠杀，从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到今日无数死难矿工家属的血泪斑斑，无不饱含着无视生命、无视人性尊严的集体主义疯狂导致的残酷的悲壮。我们却要问，我们是什么？自以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剔去盲目的、自慰的、可怜的悲壮意识，我们“新”中国的子民还剩下什么？我们可曾有过自己的尊严？我们是否有过思想及人格？我们只是一群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我们只是个人崇拜、法西斯邪教的盲从生灵。
与其说我们一代代人是被拖进了灵魂屠场，不如说我们人人争先恐后地挤进了灵魂屠场。与其说我们人人恐惧精神阉割，莫如说我们“斗私批修”向党表忠心后自觉的自我阉割，再努力的去阉割别人。
我们天生孱弱的灵魂，临刑之前，曾经被冻僵过、晒干过、烈火煎烤过。我们希望生命死得重如泰山，未曾想灵魂早就轻如鸿毛。
我们曾排山倒海般的大批斗、大抄家、大杀戮、大武斗、大串连、大炼钢、大生产。我们曾以童贞般的信念，赴艰蹈苦，追求英雄主义的无英雄、生命价值的无价值、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真理。我们深信“从此站起来了”，却唱喏着“万寿无疆”的跪下去。我们放歌“从来没有救世主”，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我们曾以生命向往“砸碎铁锁链，获得全世界”，最终砸碎的只是自己的青春、希望、人权及最卑微的生存尊严，获得的竟是沉重的精神枷锁。“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除了精神废墟，我们确实一无所有。
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到饿死几千万无辜生灵的凄惨悲凉；从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到火葬场焚尸炉日夜涌出的鬼火冤魂；从浩浩荡荡欢欢喜喜的上山下乡，到凄凄惨惨悲悲凉凉的返城渴望；我们曾经将所有的知识精英赶尽杀绝，我们还将把所有的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整整五十五年，我们浪迹文明的荒野，跨过尸骨、涉过血泊去追求捍卫那一人的至高无上。我们追求过生命的意义，却从未走出自身的虚弱。我们渴望灵魂的归依，却永失生命的归宿，我们不再叩问不再寻求与动物同等的尊严。历史的法官，不要苛责我们，我们只是一群偶像崇拜的fans。倘若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鲁迅与我们同代，他们也将人性被扭曲、被肢解、被撕裂、被吞噬，他们也会摇着“红宝书”舞之蹈之、颠之狂之。即使拿破仑、华盛顿、黑格尔再世，也必定如此，概莫能外。
从四亿到十三亿的人生与命运，有别于一切碑文记载—最集体、最盲从、最无奈、最幻灭。十几亿人的灵魂现象，独特而又丰富于一切历史于文明而又最具共性—一个由几代人共同的蛮荒、混沌、兽性、荒诞而又苍凉狂燥的病理状态。
五千年来中国社会结构赖以维系的支柱—个人迷信—登峰造极；五千年来奴性的怯懦、盲从、愚昧、贪婪和压抑的不满，久积盛盈。从秦汉始，我们民族驯服于残酷的封建专制政体两千余年，竟从未脱离过奴隶制的封建专制政体。奴化的历史、奴化的传统、奴隶的风俗、奴性的教育竟深入普及，世代相传，演变成民族劣根。于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做人的时代，只有‘做稳奴隶’的时代和‘奴隶也做不得’的时代”。叩首、请安、匍匐、唱喏、恳恩，竟然数千年行之大廷，视同典礼，奉成金科玉律。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愚忠行径，也一代代尊为万民效仿的高风亮节。满朝皆是奴颜卑膝之官吏，举国尽是因袭苟安之顺民。在官场，必言:“大人栽培”；在民间，常曰:“小的不敢”。强权者一声令下，无不卑躬折骨以赴之。此乃国风千古。
我们的民族精神，由百孔千疮而萎缩而一派散乱。安命、盲从、卑怯、虚伪、阴狠的国民劣根，在封建礼教、儒家文化颐养下，日盛一日，蔚然成一种恒久不衰的民俗和壮阔的道德景观。呜呼！滴滴浊泪，颠出一代代奴隶的眼眶，聚成了江河，眩目而今，足以洗亮所有的墓碑。但是，可以洗亮奴魂的废墟吗？
最高贵的人性被打入地狱，最卑贱的奴性却被抬入圣堂。
一代代人的天赋灵性，在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冷酷境地里，日益退化，终于活成了软骨支撑的皮囊，活成了耻耻噪噪的行尸，活成了空空洞洞的形物。终于由表及里、由量到质的遭遇人格特质的全面瓦解和异化。
人民一面日复一日度日如年的承受着一波又一波全国性的至上而下的集体性群众性疯狂带给自己的巨大苦难，一面对一波又一波的疯狂趋之若鹜，不惜赴汤蹈火。
如同历史上叩谢皇上赐死隆恩一样，“文革”受难者几乎无不高呼万岁，万万岁。
对法西斯邪教的迷信是恐怖、懦弱、无知和愚昧的产物。一切不可思议的勾当，就是在迷信的帷幕后进行的，谁若一不小心洞窥了，谁的灾祸就不可避免。
现代的对法西斯邪教的迷信是极端排他的，拒绝人类一切最深刻的经验，拒绝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拒绝一切高贵的理性、情感和世俗的逻辑，视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为异端，法西斯邪教是一种粗俗的、噪动的、混乱的、不严肃和不够宗教级别的半原始性宗教，是没有精神的体制的精神，被赋予了具有现代特色的圣典化、工具化、绝对化和天、人、政、教合一化。它是一切现代专制世界的理论源泉和包罗万象的总纲、道德核准、奖惩依据，是人类的鸦片。
对现代邪教的迷信是这样一种邪火—为了发光而需要黑暗而制造更深沉的黑暗。现代邪教信徒是这样一种虔诚—为将邪火供奉成不落的太阳而拒绝、扼杀一切光明。
在半个世纪的文化精神浩劫里，拥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精神者谁？自命龙种十万万，尚存几根龙骨龙脊？整个民族，还存一经一纬的理智精神结构乃至一息人类文明？
灵魂屠场的大辟、笞杖、腰斩、枭首、弃市、车裂、凌迟、活烹、抽筋、剥皮,造就了一代代更加不幸的灵魂？奴魂！鬼魂！呜呼？中国魂安在？
当十亿龙子龙孙拜倒在法西斯邪教恶魔跟前时，张志新站成了永恒，以一个弱女子累累伤痕却青铜般的脊梁，独立支撑起我们民族精神的最高境界。然而，对她苛酷迫害者、施暴轮奸者、百般凌辱者、割断声带以冤杀者、剔尽其美丽身躯的血肉制造一县白森森骨架标本者，无一不是亦然受虐深深的龙子龙孙；勿庸矫饰，其中必有我们的同代人。扪心自问:我们配拥有张志新这样的民族英雄吗？
我们太善于讳莫如深了，因为我们丑陋。我们太善于遗忘历史了，因为我们卑琐。我们太善于唾面自干了，因为我们麻木。我们太善于道貌岸然了，因为我们虚弱。我们太善于知耻不耻了，因为我们已丧失人的理智。
回顾历史，一百年前后，中华民族被称为:“东亚病夫”，尚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狄瑾、孙中山、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优秀人物崛出，以独立的人格与意志，自立于人类精神之林。再看当今，已经数倍于当时人口的中华民族，敢问优秀人物者谁？“除了对现代法西斯邪教的顶礼叩拜之外，已然‘万马齐喑’‘万马齐喑’”
一声孤独者的绝望悲歌，唤起千军万马的遥相呼应，谁说已然“万马齐喑”，我们有千千万万的民运学子，我们有浪迹天涯的海外大军，我们有六四烈士的英雄母亲，我们有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我们有维权律师及记者、我们有新一代网路良心知识份子，我们还有劫后余生“真善忍”之善民。昨天，他们用苦难与血泪谱写了民族精神的悲壮之歌；明天，他们还将用挚爱与热血开创出炎黄子孙新的文明。
重铸民族文明—一百年前，无数志士共识而忘我力行的未竞事业。重铸民族文明–一百年后，更加迫切而漠视太久的自救工程。历史证明—我们民族的灵魂世界已是惨不忍睹、一贫如洗。重铸民族文明—只争朝昔，岂能再延误一个世纪？历史还会无限宽厚给予我们以机会？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不自救，人孰能救我？我们需要自赎于壁垒森严的精神危境，我们需要以倒下去又站起来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反思现存。让物质富裕，仅能强壮枝叶；构筑国魂，才能坚固根本。
一切古来的奴性，是以今天为归宿？
一切未来的新生，能以今天为渊源？
唯有以尊重人的权利、唤醒人的尊严、珍视人的价值为开端；唯有以公正的法治、思想的自由、人人的平等为前提；唯有用理智、民主、科学的方法反思传统，弃腐朽去糟粕，重铸民族文明，才能告别奴性，永诀奴驭，才能产生优秀人物、文化大师，才能诞生思想、文化、科学、艺术的浩翰森林。
每一个臣民的灵魂世界，就是一枚聚蕴着太多风云雷电、太多苦涩、孤独、悲吒、无奈、太多失落、彷徨、稚拙、幻灭的精神化石。去吧，秉烛夜行，重返悲壮历史的遗迹，去天安门广场、去陈年的学校、去荒漠的山野、去捣毁的古迹……采撷精神化石，留作未来的考证—-生物史上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非常的返古动物生态
今人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古人曰:“人生来就是要屈服的，要么高踞人上，要么匍匐在下。”一套野生原初社会动物性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一种秦始皇暴政巩固其专制统治的邪恶托词。人之为人，人之超越一切动物，在于其潜藏的改变社会弊制征服自然灾害的天赋理性与良知。奴驭性的暴政是法西斯的公耻；集体性的疯狂是法西斯的兽行。而集体性的遗忘则无疑是一种更深远的民族耻辱。
唯有知耻、痛耻、言耻、省耻，明天下公耻，与天下共耻，尔后方有可能雪耻以图自新。
转自《百家争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