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26)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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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前,一直赞成实行宪政民主。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就曾参与由蔡元培、胡适等发起的,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声明,是16名提议人之一。在1922年7月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提出过建立民主共和国等七项奋斗目标。192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进一步提出,由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选派代表,组成国民议会的主张,并认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1925年5月,在中共领导下,于广东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明确提出争取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及参加普选等是目前政治斗争的重要目标。会后,中共就发动了“省港大罢工”。在30年代,中共利用抗战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合法政党,进入国民参政会,对宪政问题十分积极。1939年国民参政会催促实行宪政,为此专门成立了宪政期成会。“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立即发表社论,除对此表示热烈支持外,并号召‘从现在起,就应该开展关于全国人民需要怎样的国民大会和怎样的宪法问题的公开研究和讨论’,‘每一个爱国军人,每一个名流学者,和每一个中国人民,今天的任务,就在于积极地注意这次国民参政会关于召集国民大会和实施宪政案的决定’。”(《新华日报》1939年9月22日社论“召开国民大会与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陈绍禹(即王明)等参政员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

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士争取民主的斗争十分踊跃。1、2月间,黄炎培在重庆召开民主宪政问题座谈会,提出,要求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十项主张,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回应。“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侵略、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P194)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4年3 月1 日发布了《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进一步推动民主宪政运动,号召共产党员积极参加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国民党不欲实施宪政则已,如欲实施宪政,必须真正拿革命三民主义来做宪政的基础,”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承认直接民权,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法。(参见殷啸虎著《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242)1944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周恩来又在延安各界的集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讲话,系统阐述中共关于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国事会议”应根据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现在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错误政策,并在众所公认的共同施政纲领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以保证民主政治的实现。(参见王永祥著《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P296—297)中共领导人刘少奇针对人们对共产党执政后会象国民党一样搞“一党专政”的担心,公开宣告:“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是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引自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P292)连毛泽东也曾对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福尔曼说过:“中共‘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体主义’”。(同上书P285—286)但是,中共于1949年执掌政权后,就再也不提实行宪政民主和反对一党专政了。不仅自己不提,还把继续争取实现宪政民主的人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和危害国家安全与颠覆政府分子等等,致使大批社会精英分子惨遭迫害。

提到民主人士,就不能不提30—40年代的民主党派。他们在争取宪政民主的实践中曾经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例如1939年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第三党、青年党和国社党联合提出题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要求立即按照代议制政体的形态和政党制度的模式,来改造现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体制。再如作为最大的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于1944年10月10日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系统地提出了他们所追求的宪政民主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召开全国宪政会议,制颁宪法;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身体等自由,并废除现行一切妨害上述权利行使的法令和条例;开放党禁;普遍实行民选等等。他们为实现宪政民主所做的一切努力,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史册。

自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至今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追求宪政民主的努力。具体的事例数不胜数,大的事件至少有五波:第一波是1957年的右派向中共进谏事件(史称“反右运动”);第二波是1976年的“四五”运动;第三波是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和1980年高校民主竞选运动;第四波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第五波是1998年持续至今的“民主党”事件。至于这五波中间发生的中波和小波,就不胜枚举了。关于第一、二、三、四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有大量专著加以记载和评论;关于第五波的专著,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我想很快就会有的。因此,不需要我来多加论述,只要把大致的线索描述一下就可以了。(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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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中山为在我国实现宪政民主进行了长期革命实践活动,限于篇幅,本章就不详加叙述了。
  • 康有为关于变法维新的主张,其核心内容之一,即是制定宪法。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记述道:“先生以为欲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改官制、定许可权为第一义“。康有为自己认为,国家有宪法,“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他在《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中,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制定宪法,以昭天下
  • 中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历史已有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历经清王朝末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统治时期,一直到今天仍然连绵不断。其经历之苦难、斗争之残酷、过程之曲折、牺牲之惨烈,实为世所罕见!
  • 七、学生群体:这里指的是大中专院校的在校学生、包括在校的研究生。他们一般在经济上还不能自立或不能完全自立,学生也不是一种职业身份,因此不能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阶层。但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贯的先锋作用,把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来考察是必要的。
  • 四、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外来词,过去经常被译为“中产阶级“。在中国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生长起来的一个新兴阶层。直到今天人们对它的出现还有不少争议。
  • 我们要弄清为什么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还须进一步分析当下国内各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利益、愿望、要求。
  • 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抓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腐败与忽视底层民众利益的弊端,发动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农民革命,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最终把国民党统治者赶出大陆,建立了植根底层、植根乡村的中共政权。
  • 社会不公尤其是民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现象的普遍存在,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关联也是十分紧密的。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掌握著各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权力原本来自人民,但是在现行政制下,人民对权力的使用却无权过问。于是,在许多场合,权力异化了,变成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工具。
  • 还有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腐败现象,叫做“费侵害”。指的是政府行政系统对老百姓征收或摊派的各种行政性收费,数量非常之多,且大多是违法的。
  • 中国现行政体已实行了半个多世纪,虽然还没有前苏联存续的时间长,但历时也不短了。与它先后建立的同类政体大多已作古了,剩下的屈指可数。个中原由,实在值得深思!如果说它在诞生的初期曾经生气勃勃,那么到了今天已尽呈衰败腐化之态。无论是它的党政体制,还是立法体制和司法体制,都是弊病丛生。尤其是它的司法体制,更是问题多多,民怨沸腾。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并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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