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5日讯】1980年的县（含县级市）、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首先在上海等地开始，因此高校民主竞选首先发生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随后波及其他城市。在各地的竞选活动中，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是北京。据可统计的资料显示，北京共有19所高校（占当时招生的高等院校的大多数）开展了民主竞选。涌现出一大批民主运动活跃分子（其中一些人本来就是“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时期的积极参与者），如北京大学的胡平、王军涛、张炜；清华大学的顾立基、华如兴、欧阳颀；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宇红；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世取、王本公、陈恒六；北大一分校的李盛平；北京商学院的陈子华；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张中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陈子明等等。许多参与竞选的人明确表示，参加竞选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一些竞选人士还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纲领。竞选活动是一次极为生动的民主实践，不仅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政治人才，而且给恢复高考以后最初几届的大学生（包括77级、78级、79级、80级）和研究生留下了深刻的民主启蒙印迹。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次高校民主竞选运动之后不久，当局就修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不再允许“竞选”人民代表了。
第四波：1989年的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第四波八九民运与第二波四五运动有不少相似之处。1、都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而引爆的；2、都是由在当时深得民心的中共领导人的去世引发的，并不具有反体制的特点；3、都是以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为主要诉求；4、都是以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为聚焦点，故都被人们称为“天安门事件”。所不同的是，前一个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在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就得到平反；而后一个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迄今已10多年了，仍被当局称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八九民运发生于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之后，至6月4日被当局调动军队血腥镇压，此后，外省市仍有一些抗议活动，但不久也相继遭到镇压，前后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八九民运中涌现出来的主要学生领袖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项小吉、周勇军、封从德、李录、周锋锁、翟伟民、梁擎暾、王正云、郑旭光、杨涛、王治新、熊焱、熊炜、马少芳、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张铭、郭海峰、邵江、丁小平、程真、沈彤等。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中共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运动。社会各届的参与者达上千万人，仅北京地区参加的就有几百万人，可谓规模空前。知识份子也在这次民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包遵信着《****的内情——未完成的涅槃》）。许多人在这次民运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据香港《大公报》称：死二千人以上，伤三万人以上。并表示，此是至6月6日下午6时，北京各大医院处理尸体的数位（参见韩文甫着《****民运史》，P320—321）。仅中国人民大学的丁子霖老师搜集到的死亡名单就已大大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字（参见丁子霖着《“****”受难者名册》一书）。直到今日，“****”死难者的家属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和公正的对待。八九民运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却是伟大的。它打碎了人们对专制统治的幻想，动摇了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基础，造就了一大批新生的民主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全球范围（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并给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民主实践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坚持“和平、民主、非暴力”的原则）。
第五波：1998年持续至今的“中国民主党”事件。在中国政府相继签署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不久，浙江省的民运人士王有才（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之一）、王东海、林辉等人率先于1998年6月25日公开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他们在公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中提出：“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回圈，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彻底铲除产生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第5条）”。北京老资格的民运人士、民主党京津党部负责人徐文立（民主墙时期的《四五论坛》主编）在此前就已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重塑宪政民主，保障人权自由”的政治主张（1997年11月与《路透社》记者艾伯乐的谈话）。王有才等人的组党要求，完全是符合联合国人权公约和中国现行宪法的。因此，尽管98年7月初，当局就拘留了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成员，但山东、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东北三省等十几个省市的民运人士仍然纷纷响应，申请成立本地区的民主党分支机构。为防止这一趋势的蔓延，当局遂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于98年年底将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重判。但是这并未能阻止民主党的发展步伐，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大多数省份和一些大中城市、高等院校（如湖南大学）都分别成立了民主党的分支组织。经常自诩早年就参加过争民主、争自由斗争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愿学习国民党第三代领导人开放党禁的先例，而是沿用传统的做法，进行严厉镇压，先后将数十名各地的民主党筹备组负责人投入监狱、判处徒刑或劳教，直至今日仍看不到任何解冻的迹象。这一波民主浪潮，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将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诉求，并且明确提出反对暴力的政治主张，反映出民运人士正在走向成熟。
在1998年掀起的民主大潮中，较为著名的还有丁子霖、林牧、江棋生、蒋培坤等人发起的公民运动和《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彭明等人创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方觉提出的“中国政治改革纲领”等。江棋生、彭明、方觉等人均被逮捕或判刑，丁子霖、蒋培坤、林牧等人则受到政治迫害。
应该指出的是，不仅有大批民间人士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中国共产党内也不乏这样的人士。如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李锐、李昌、于光远、廖盖隆、胡绩伟、王若水、秦川、李洪林、阮铭、郭罗基、严家其、于浩成、苏绍智、孙长江、张显扬、吴明瑜、方励之、许良英等等（本书无法一一列举）；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现已不在共产党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在任期间就以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著名；卸任后的1995年，他在《东方》杂志社举办的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纪念大会上总结世界反法西斯经验教训时，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不能搞计划经济，只能搞市场经济；第二，不能搞集权专制，只能搞议会民主；第三，对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权等价值必须肯定。实在是改革主张的高度概括！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吴国光着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对赵紫阳、胡启立、鲍彤等人领导中国政治改革的经历作了忠实的记载。公道自在人心！）
我们在回顾中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史实时，不可以忽略台湾同胞的奋斗经历！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1960年雷震等人筹组“中国民主党”，从1971年的《大学杂志》到1975年的《台湾政论》，从1977年的五项公职人员选举（非国民党人士当选4位县、市长及21位省议员席位，创二十年来最高记录）到“中坜事件”再到1979年的《美丽岛》杂志和“高雄事件“，从1984年《新潮流》杂志到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从1986年国民党政权顺应民意开放党禁、认可政治自由化到1989年形成政治多元化格局（共有25个政党），从1993年新党成立到1996年总统直选；直到新近的2000年总统大选，台湾人民为争取宪政民主作出了巨大地努力，付出了英勇地牺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且为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运动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开展民主选举方面的经验）。忽视台湾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历史，是非常不公道与不实事求是的。
国人争取宪政民主的斗争历程无比的丰富与曲折，大大小小的事件数不胜数，远不是本书所能详述的。笔者只能描述一个粗略的线索，意在说明，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100多年中为了争取宪政民主做出了多么伟大的努力与牺牲，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珍惜、继承与发扬光大！ (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