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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特曼: 北京胡同与时代广场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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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的感恩节,寒风掠过大西洋沿岸,但是在南安普顿(Southampton)海边的房子里,却是温暖而明亮的。我与泰瑞.哈尔塞(Terry Halsey)一家人在一起,传统时刻已经来临,桌子上摆着一只巨大的火鸡,泰瑞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身穿白衬衫、打着领结的男孩子都争先恐后地抢占有利位置。他们站在桌子的周围,面庞泛出马提尼酒的红晕。到了晚上,我们还要举行一场闭着眼睛品尝美酒的派对,作为慈善的叔辈,我还要为孩子们办一场品尝佳得乐(GATORADE)饮料的竞赛。我们陶醉在欢乐之中,这时泰瑞示意我低下头,他想对我说一些悄悄话。

  “伊森,你想想,二十年后,要不,三十五年后,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后代,他们过的生活在我们现在看来肯定是不可想像的奢华;不要忘记,还有安全。他们会为我们--伊森叔叔和泰瑞叔叔干杯。他们有先见之明啊!可以预见光明,早就知道中国会是一座金山。”

  我们相互会意地笑了笑,但我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前面的路并不好走。泰瑞可能看过CNN的新闻报导,注意到现在中国人再也不穿毛式制服了。也许他对那些老片子还多少有些记忆,比如“四亿顾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以及“中国油灯的故事”(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等。但是,他的看法与我听到的中国消息大相径庭。他不明白的是,我想要改造中国的动机远比到中国赚钱的欲望强烈。但这两者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相信自由企业的力量能够改造一个社会。我想看看曾经在许多国家发生的资本主义奇迹最后也能够发生在中国,或者见证部分奇迹。

  也许泰瑞并不了解中国,但他非常了解我。在我的潜意识中,泰瑞看见了火种,他想把它点燃;他要分享未来冒险的快乐;甚至他说悄悄话的方式也向周围的人刻意流露出对我惺惺相惜的特殊友谊:一个富有远见的探险家将要启程探索金山的全新生活。

  我的中国情怀与年轻时看过的中国功夫片无关,也与商业学院制作的试算表无缘,而是在制作一部电视记录片的过程中进行多次采访而逐渐形成的。就像在华盛顿工作的其他记者一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跟踪报导过中国针对柯林顿政府所展开行踪诡秘的游说活动。但是,后来对阿肯色州那班人马感到厌倦。与此同时,我对神秘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后代,也就是所谓的“高干子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部门和军工企业的重要职位,他们操控“红筹股”,静悄悄地把中国国有企业的股票卖给了“加州公务员退休体系”(CalPERS)等机构投资者。这一切腐败特征看起来好像是个跨越太平洋的“坦慕尼协会”。推动“红筹股”打进市场的华尔街代表们谈起这些像“潮水”般涌进市场的股票,双眼发亮,我的调查热情化为对中国经济成长率等惊人数字的敬畏。

  即使这样,我的金山梦幻没有发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这多亏妻子的学术背景。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她掌握了有关中国腐败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与许多的中国专家一样,对那个国度抱有一种长久的爱恨交织的情感。她已经在北京着手研究的准备工作,得到的赞助够维持一年的开销。

  我们很快就会相聚,我已经离开了我所服务的电视网路集团,钱包里小心翼翼地放着一张北京电视制作人的名片,我决定依靠妻子那点可怜的津贴生活,直到找到人赞助制作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记录片。我准备以在中国发迹的美国小公司作为起点,最后围绕一些颇具争议的议题如高干子弟享有特权制作节目。

  前往中国前,我期待找到一种可冲破极权国家统治障碍且活力充沛的企业文化。我明白,目前的状况不尽人意。一方面,中国的乐观派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断进化,好像以此为中共开脱,使其不受任何限制。另一方面,流亡在外的中国异议人士认定共产党的统治濒于崩溃,需要有人在背后用力推一把,而不是经济支援。就像许多不动声色的美国人一样,我倾向于寻找既支援民主改革又主张公平竞争的“第三力量”,走一条不引发另一次革命阵痛的发展道路。

  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是一个最令人琢磨不透的阶层。据我了解,中国企业家似乎在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中象征着所有承诺。我感觉这个诞生在一种政治极权环境中的阶层,可能由厚颜无耻、奸诈狡猾和功利主义之徒组成,但或许他们可以找到与西方社会的相似之处。经济上的需要会不会预示着他们最终将渴望掌握政治权力呢?当资本经济重新席卷整个中国大地之时,我在想视野狭隘的美国人所认为的“中国问题”不外乎腐败和践踏人权,但是这些问题不正是社会转型期间伴随的麻烦吗?然而,大部分西方人却看不到这一点。

  美国商业可能是第三力量的催化剂,即创造新中国的先锋。作为美国人,我们不是很自然地把肤浅的民主价值和文化,以及尊严带到中国来的吗?与法国人不同,我们不贿赂政府官员。欧洲人和日本人在控制军民两用技术转让的问题上装模作样走过场,可是美国和英国公司却要认真对付。欧洲和日本对他们的市场采取保护政策,而我们不是。再看看美国的投资规模,全球前五百家财团大都介入并在中国市场有占有率,每个企业至少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华丽的办公大楼群中开设一个小规模的办公室。它们好比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遍布,它们也许在某一天会成为通往政治变革道路上的推动力量,这种前景能避免吗?前进的道路上可能存在摩擦与冲突,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要不,干脆使劲摩擦神灯,所期望的中国也许会从天而降。

  乐观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的救星,这种看法长久一致,令人非常好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雷根总统大胆地把中国称为“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九十年代初,柯林顿政府对中国国民经济呈现的两位数成长表示祝贺,甚至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那时中国经济成长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实体之一,据估计为全球第七大经济实体;但是就购买力而言,中国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紧跟美国之后。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宣称,美国工商业占据了有利位置,会从这一成长中获得巨大利益;这是因为经济快速成长势必引发文化上的同步变革。尽管有人对此质疑,但普遍认为,中国正在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演变为现代化国家。那些自由选择吃穿,自由选择成功或失败的企业家正在主导这个国家;不管怎么样,当代中国人再也不是只听命政府控制的机器人了。那个令人费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早已成为笑料,被大众视为过气的共产主义历史欲延续香火的徒劳而已。

  毛泽东的画像仍旧在俯视着天安门广场,这是因为他是国父,而不是因为他依然享有任何政治权威。(妻子经常从中国带回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短袖衫,就是其中的一个证据。)只要朱镕基这样的改革者在位一天,中国就会有光明的未来。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用“新中国”来代表共产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但真相却是:他们已无力抗拒新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出发之前的这些想法既不是什么学术思想也不是新闻记者的幻想,而是国际金融界钜子们的共同看法。在我前往中国之前,我访问了一些著名中国顾问,分别来自美国德勤公司(Deloitte & Touche)、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以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他们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尽管亚洲经济在一九九八年出现倒退,但他们对中国未来非常看好。我们都会从中受益。

  一九九八年耶诞节前夕,我飞往北京。当飞机迎着暴风雪拔地而起,眼前的曼哈顿灯火旋转远去,耶诞节和睡眠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最后,我们飞越了太平洋,从十二公里的高空往下看,中国显得很奇特、局部有序却混杂无全盘规划,或者说,规划仅在局部得到实施。村庄的形状就像个小块块,角度歪斜,没有对称,就像在毒品作用下建成的一张蜘蛛网;杂乱分布的养渔场像窗户似的半嵌在积雪中。这就是古老中国。但是,当我到达新中国--北京时,一切又显得井井有条:高速公路、巨大的交流道和冲破层层黄色烟尘的各色摩天大楼。

  妻子从一个朋友那借来一个面积很小的住所,离紫禁城不远。穿过小巷有一个过道,这里两边堆满了煤、砖头、自行车和一捆捆的大葱,使过道狭窄异常,两个人几乎都不能肩并肩走过。过道尽头有一扇红门,门后是个小院落和两间屋子,全部家当是一只中国猫、一个小煤炉,断断续续的自来水和薄墙,仅此而已。

  当天晚上,当我从小院落走到街上,我心跳异常快速,紧张得好像是在月球上漫步一样。幼时唱过的一首歌(有些离谱)回响在心中:

  你怎么能说自己孤独呢?

  你怎么能说太阳没有阳光呢?

  让我牵着你的手,带你穿过北京的街头。

  我要给你露一手,看你会不会改变初衷。

  北京的胡同分布在现代化建筑物和高楼之间,这些古老的街区由灰暗、破旧的平房组成。道路变成狭长的小巷,然后又变成连接砖墙和门口的过道,走到这里就必须止步。有时,胡同显得神秘怪异。即使你以为知道怎么走,但最终还会走进死胡同。北京南城是老城,胡同就像草地上纵横交错的地底动物通道,弯弯曲曲,不成规矩。北城是皇城遗址,皇朝的布局常因专门的通道和死胡同而被打乱。这里的砖头瓦块都记载着历史的遗迹,从清王朝注重门洞的建筑风格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墙头留下来的标语口号。平房建筑强化了对皇权的恐惧,那时候,只有皇帝和要臣才有高过平房的建筑物。

  今天,胡同与时代广场一般大的十字路口相连,这儿有挂着明亮灯饰的购物中心和巨大的办公大楼,有的外表是朴素的社会主义灰色,有的则是明亮的粉红和红色,夹杂着耀眼的中西合壁的金字招牌,如“蒋家高级百货”、“中国烟草大厦”等等。大街上计程车、奥迪、吉普车和宾士汽车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电车嘎嘎作响,记录着对行人恐吓和警告。虽然到处都有卡车,但是许多货物还要靠脚踏三轮车来运送,上面有煤、蔬菜,或者人的粪便。

  回到胡同里,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亲切和祥和。人们在洗东西,遛鸟,聊天,或锻炼身体。年轻姑娘们穿着睡衣在外面逛,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男人们朝公共厕所匆匆走去。在一条主要的道路上,有人向你推销走私来的 CD,一旦你的目光和他们眼神交会,他们就会把目光转移到他处。在胡同里,人们对一个白人男子还会看个不停。

  实际上,这是相互作用的。就像一个正处于青春期发育的男孩一样,当一个极普通的中国女孩骑着破旧的飞鸽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尴尬的好奇心(带着盲目的欲望)。不必介意汉语了,一种全新的肢体语言正等着我去探索。我告诉自己,在中国人自我控制的表象下,燃烧着火热的情感。所有的高墙只会使这些住在里面的人关系愈加亲密。

  从我到达的那个寒冷的耶诞节开始,我就爱上了这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不协调的新中国和死胡同。我喜欢煤炉子烧煤的气味,喜欢小饺子铺的蒸汽把窗户上的有机玻璃蒙上一层水雾,当我试着去表达自己时,中国人第一个温存的微笑更使我欣喜异常。第一次穿过街区看到西里尔字母时,这让我感到万分诧异,但不管怎么说,俄罗斯人要比我们更靠近中国。我可以从街道上传来的回教歌曲听到中亚韵律;他们都来到了北京。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午夜,在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庞大的共产党总部在红白两色的泛光照明下,我感觉到正在崛起的中华帝国,它睁大着双眼,踌躇滿志,为了自身安全毫无顾忌地建造新皇城。

  你从来不会忘记那一刻--原来你“发现”的东西已经在那儿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如此辽阔和令人吃惊的地方,这儿的一切仿佛要让你脱胎换骨,融入一个奇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显得富丽堂皇和充满生机,甚至连围墙都在潜在力量作用下微微发抖。

  这样欣喜若狂的心理有许多个半衰期,在慢慢减退。没过几个月,我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正沿着一个与我先前的想像完全不同的令人吃惊的方向前进。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五月,“民主女神”这个中国学潮期间象征自由的塑像,被群情激昂的学生们推进了天安门广场。而今,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后的几天里,用纸板糊成的导弹模型和纳粹标志耀武扬威地通过美国大使馆门前。八九年抗议的口号是呼吁李鹏(当时任总理)出来接收请愿信,而一九九九年的抗议口号则是呼吁美国大使出来接收抗议信。这两次呼吁都是自发的。在一九九九年,我发现自己哑口无言,不知道如何面对在新中国发生的事情,如何去适应这个快速实现现代化且一心要加入地球村的国家。就像我在大街上看到的,这个国家呈现的精神面貌由多种怪异情感汇集而成:受害者的狂喜、膨胀的种族自豪、对领土主权的耿耿于怀、屈服专制压榨的受虐快感、对民主的悲观轻蔑以及强烈的仇外情绪。我不知道应该称它:“中国超级民族主义”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中国比纳粹德国要腐败得多,在效率上也远不及大日本帝国。我脑海里隐约浮现出一个比轴心国更加强大、更具有经济发展潜能的超级大国。

  这就是整体中国心理的阴暗面。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发生骚乱的当天,我看见了隐藏在中国社会深处的、被突然释放出来的狂暴、贪婪和令人恐惧的本质。我想,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力量吗?是的,美国的企业家、商业顾问和游说代表都亲眼目睹了此场景。可能是他们在间接促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都与美国贸易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共政权能成功地把一代学生培养成美国和民主的反对者的主因,是潮水般涌入新中国的美国商业投资为其带来繁荣与合法性。没有这些,他们根本办不到。确实是这样,中共政权还将继续煽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在中国的美国商人,包括我在内,还要继续为其服务,不让美国来的访问者看到中国的这些真相,以保证贸易正常化继续发展下去。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商界和外交界是成功的。整整过了一年,中共政权才同意就人权问题重新开展讨论,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决定又实施了一段时间。但是,美中商业关系,如同在华投资比率所显示的那样,几乎没有因为双边关系的衰退而受到影响。正相反,商贸往来的发展状态一直保持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旺盛势头。美国商业注入越来越多的投资基金,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游说者已经渗透到美国制定中国政策的各个领域。中共政权没有被要求对威胁台湾、镇压传媒和残忍迫害法轮功学员等恶劣行径负责;恰恰相反,这种视而不见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疗法,可增强中国人脆弱的自信心。人权被所谓的“法制”堂皇地取而代之。中国制止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每年对中国人权状况作出的谴责议案,并开始晋升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同时北京还得到了二○○八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因对互联网采取了有效的迅速控制、建立并拥有“第四代”军事技术,以及第一次拥有具备世界竞争力的本土研制和开发能力,中共领导人在国内和国外的地位得到加强。

  就这样,在共产党悉心带领下,中国掉过头来,打着十九世纪以来“民族复兴”的旧旗号朝着富国强兵的方向发展。这个旗号却在中国的“第三力量”引起共鸣,这恰恰不是我所想像的。他们包括了大学生、IT界人士、企业精英,甚至还包括了以反商业化和反西方化面目出现的先锋派人物。

  这本书写的是新中国出现的问题,以及美国工商界是如何对造成这种前途未卜的结果所起到的作用,并暗示了我们现在应该采取的对策。就美国人而言,我们与中国各有所需;然而,我怀疑未来我们要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我们尊敬并与之进行商贸往来的对象竟是我们潜在的敌人,而这个潜在的敌人竟是我们热恋的对象。

  下面的章节将审视这对恋人,并对这种情侣在政治和经济上所作的妥协进行观察。此书的内容不局限于技术转让或者是中国潜在威胁等题材。如果有此局限,书名会是《败给新中国的战争》。此书是描写商业活动的,但具体而言,是关于北京经商的部落文化,这也是为什么书名不叫《在新中国亏本》的原因。

  我一直试图弄明白新中国和美国工商界联姻的微妙过程,其中经历了争吵、理财安排、情感上的起伏跌宕。中国的市场把大批有才华的美国人诱惑到她的身边,他们当中良莠不齐,有地地道道的罪犯,也有我所了解的最真诚和令人尊敬的人。不管他们道德水准千差万别,他们都想成为精明、大胆和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的探险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具有在矛盾中生存甚至茁壮成长的能力。时间一长,这种复杂环境极具腐蚀性。虽然许多人在本质上与孤独的野狼无异,但由于时常面临威胁,他们总会拧成一团,从而导致一种令人惊奇的超越上下等级和超越新闻、工商和外交等职业界限的整体思维。

  对于书中涉及的人物,我很少使用真名,即便涉及到公司也基本如此。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总有个别商人或外交官愿意揭露真相,但他们也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这可以理解。在美国华尔街是这样,在中国那就更要加倍注意了,因为他们不仅被自己所属的团体所监控,同时也被中国的安全机构监视。保护我的消息来源不仅是出于记者的职业道德,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给个人和商业机构带来严重的和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我曾在北京外国侨民的生活圈里领略过那里的生活,与人坦诚交往极少保留。

  因此,北京工商界的许多中外人士对我相当信任。他们与我的交情和友谊超出了我的想像,恐怕将来不太可能再碰得到了。尽管在北京期间,我写过几篇文章,言辞尖刻地批评美国商业和中国媒体(这是我解决矛盾出现时的方式),但他们还是待我如初。甚至到后来,按照他们的标准来说,我越界而行,他们还是让我参加会议、宴会以及与他们共度欢快时光。

  我不想无病呻吟,但不可否认,北京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曾是个充满孤独的可怕地方。我永远不会忘记曾感受过的一次难得的温暖:当我写的一篇措词尖酸苛薄的文章发表后,道琼斯公司的前任总裁招呼我过去,宽容地耸耸肩,然后与商会代表和工商界头面人物一道在京城大厦分享波旁威士忌,重新加入这个部落,这时晚霞正从北京城慢慢消失,被下面肮脏的黑暗所掩盖。

  出于上面解释过的原因,此书的谢辞中也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我是写不了这本书的。请允许我真诚地对他们说:感谢那些时光。

  (伊森.葛特曼失去新中国》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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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07 10: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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