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41)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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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开发政治资源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易经》

政治资源的范围非常广阔,举凡人才、组织、政党、资讯、媒介、财力、物资、道德、伦理、理论、法律、制度、传统等等构成人类政治社会的要素,都可以成为政治资源。因而完全可以说,遍地都有政治资源。对致力于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人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开发、涵养、汲取与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使之转化成为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动力。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一样,若不去开发,就始终只是原始资源,并处于闲置状态,无法产出有效的能量和动力;只有经过人们有目的地开发,各种资源才能发生转化,并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开发政治资源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以往的政治理论对于开发政治资源重视的不够,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注意弥补这一缺失。在本章中,我们试图对构成政治资源的一些要素给予初步论述,以期有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人才

任何一项事业,要想获得成功,都要依靠人才。经营好一家公司,要依靠人才(优秀的经理和专业人员);办好一所学校,要依靠人才(优秀的校长和教师);领导好一个组织,更加要依靠人才。近年来经济学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理论”。而政治学和社会学,一直流行着“精英理论”。所谓“精英”,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杰出人才。事情要靠人来做,而人的才干由于先天和后天的原因是有很大差别的。同样一件事情,由专门人才做与由不懂行的生手做,效果截然不同。能否聚集人才,做到人尽其才,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古代的政治家是很懂得这一点的。《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了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自己得天下的成功经验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运筹帷幄,我不如张良;行政后勤,我不如肖何;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发挥他们的才能,所以能得到天下。而西楚霸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信任和使用,这正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刘邦的话充分说明了人才对于事业成败的重要意义。

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分工日益细密、日趋专业化,对各类人才的依赖程度也日趋增加。因此,人才资源的重要性也日益提升。要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大业,同样需要千千万万各个方面的人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许多优秀人才在民间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体制内,由于观念更新和代际更替,也有越来越多持有民主理念的新型人才进入重要岗位。应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进行广泛联系,沟通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本着对人民与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建设性的立场,建立起基本的政治共识(追求宪政、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还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讲习班、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培养中青年人才,增强他们的宪政民主意识,为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二、组织

在现代社会中,组织是一种最重要的政治资源。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最后一节“组织的必要”中指出:“弗赖在1966年说,‘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在国家生活中的表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但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许多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存在的权力和权威真空,可以暂时由具有能引起大众狂热拥护的特殊气质的领导人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要长期填补,就只有靠政治组织。要么是由既定的上层集团通过现有政治体系相互竞争,以组织群众;要么就是由持不同政见的上层集团组织群众,来推翻现有的政治体系。在进行现代化的世界里,谁组织政治,谁就控制了未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现代政治主要表现为有组织的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其他政治表达;无论是群体参政,还是议会政治;都需要组织的整合。

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政党与政治社团两大类,通常所说的政治结社主要就是指参加政党活动与参加政治社团活动。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在政治上有组织的代表一定的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公民的利益,提出政治意见和政治纲领等,并通过选举等方式取得或分享政治权力,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政治社团虽不具备政党条件,一般无掌握政权之目的,也不一定直接参加选举等政治过程;但它同样代表一定社会阶层、社会集团和公民的利益,同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力图通过发出声音和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来影响公共政策。我国现行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权利,但迄今没有相应的《政党法》和《结社法》加以保证;虽有《社团登记条例》,却没有政治性社团申请设立方面的规定;公民申请成立政党或政治性社团不仅得不到准许,还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因此,使得宪法中的这一条文形同虚设。这也严重违反了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显然,不改变这一状况,就谈不上政治现代化,也不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争取落实宪法中已载有的“结社自由”应成为中国今后宪政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

鉴于中国的现实,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先以准组织、亚组织的形式进行过渡性的工作。所谓的准组织、亚组织,是相对于正式的政治组织而言的;其实它们一般都是合法组织,例如经济组织(公司、商会等)、文化组织(报刊、书店等)、科学组织(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研究中心等)、教育组织(学校等)、社会团体(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环保组织、基金会等)、联谊会、校友会、俱乐部等等。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受到层层限制,所以上述组织绝大多数只能是民间或半民间的。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主业,也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因而可以在社会转型时期担当一定的政治组织功能,待政治组织合法化后再行转换。

一旦实现政治多元化,多党政治就会浮出水面。在现代社会中,政党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地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它的存在左右著各国的政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区别仅在于专制国家一般都实行一党制或一党专政制、一党独大制;民主国家全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就是要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一党到两党或多党的转化。一个国家在实现政治民主以后,是选择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与整合的情况,与采用的选举制度也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美国式的单一代表选区制有助于两党制;而多人选区制或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多党制)。政党的功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聚集各种政治资源,其所输入的政治资源愈多,它能够输出的政治能量就愈大。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资讯技术的突飞猛进,政党的功能已开始出现衰减的态势。但是在可以预见到将来,政党的基本功能还是难以替代的。对于中国这样的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迫切需要争取组党自由,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以民主政党替代专制政党。

三、媒体

媒体的全称是“大众传播媒体”,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报纸、刊物、图书、网路等。在现代社会中,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至被称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还有人把它称为与各种压力集团相当的“第二圈制定政策者”。这些不同的说法表明,媒体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功能。在资讯时代,资讯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都是产生、发送、接受资讯和对资讯作出反应的活动。资讯无处不在,通过传播渗入人类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项活动,成为联接社会、改变社会的一股无形的力量。而资讯的传播所依靠的就是媒体。新思想的传播靠媒体,新观念的传播靠媒体,组织联系也要靠媒体。所以,媒体是一种影响巨大的资源。今天,大众传播媒体正以其高度发达的手段,广泛地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深刻地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改变社会政治结构、公民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心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媒体已成为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据政治学家的研究,媒体具有以下几种政治功能:(1)提供新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参与。(2)解释:对各类事件和人物的意义作出分析和说明,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事件的性质。(3)社会化:输出基本的政治价值和态度,影响受众,使之融入主流政治文化。(4)劝告:通过有倾向性的报导和解释,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思想和态度。(5)塑造:培养公民意识。(6)安排议程:通过对新闻和新闻重要性的选择和安排,引导社会舆论和政治家的注意,从而影响着政治议程。当然这是在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条件下。

尽管目前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放宽,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变化、特别是媒体从业人员的结构变化以及文化市场的发育,极左和僵化的控制已越来越失去效用。图书的变化最为显著,民间“二渠道”的发行量和市场占有量实际上均已超过官办的“一渠道”(不应再称为“主渠道”了);图书的内容越来越现代化,许多过去被视为政治上犯禁或倾向自由化的著作纷纷问世。网路这一新兴媒介的发展状况也是令人鼓舞的,电子技术日新月异,人们可以随时从网上看到最新资讯,了解世界各地的最新动态。据中国互联网路中心统计,1997年底我国线民只有67.5万人,1998年底增至210万人,1999年6月达到400万人,1999年底达到890万人,2000年6月30日达到1690万人,递增速度非常之快,(按照这种增长速度,我国线民将在2002年增加到61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路国家)。广播,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对华广播,被誉为“空中民主墙”,收听的人数也不下于几千万。电视、电影、报纸、刊物中有关民主、法治、人权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总而言之,开发大众传媒这种资源的空间十分广阔,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应给予高度重视,倾注加倍努力,尤其是要坚持不懈地争取新闻自由和新闻法治、争取媒体自由和媒体自律,以便使媒体在推进宪政民主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理论

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是人们认识各种问题的工具,是人们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理论包含着前人和今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经验积累、实践总结和逻辑推演,对今人和后人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与指导作用。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宗教改革,无论是经济调整、还是政治变革,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指导。组织也罢,政党也罢,要制定纲领、政策、战略、策略,更是需要理论的帮助。“没有适当的理论,人们就会成为显然不可控制的势力的臣民,这时人们的命运将更多地取决于机遇和强力,而不取决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6月版P202)先进的理论还对人们的思想认识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和对进步的社会运动具有巨大的发动作用。因此,理论确实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源。运用得好,可以对社会实践产生极大的积极作用;而错误的理论或不适当地运用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危害往往是巨大的。

在以往的社会运动中,对待理论的作用主要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忽视理论的作用;一种是对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前一种错误倾向认为,有没有理论都不要紧,不懂得理论,照样干革命;理论总是落在实践后面,没有它也照样实践。后一种错误倾向则过于夸大和迷信理论的作用,对理论缺乏具体分析,在实践中把产生于特定环境下的理论拿来生搬硬套。这两种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该尽力避免。

中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之所以屡遭挫折,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缺乏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89年的爱国民主运动突出地反映出这一点,运动中各方人士、各种力量大多表现出情绪化的特点,不顾一切,不计效果,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策略,大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直到进入失控状态。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较好地解决,急功近利、爱走极端、目光短浅的行为仍然随处可见;在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问题上都还存在混沌不明、纠缠不清的情况。这种状况实在应该尽早结束了,否则的话,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前途是堪忧的!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决不仅仅是少数理论家的事,还得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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