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华迈阿密报导/ 2006年3月4日在佛州举行的“2006海外华人新思路”佛州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许多两岸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嘉宾们的精彩回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以下是当天问答部分精选片断，和大纪元读者们分享：
问：人性是软弱的，例如说，当年许多理想、理念一致的六四事件的领袖，来到海外便争权夺利，各立山头；许多人拿到绿卡，便开始享受赚钱、享受民主自由，而不再关怀中国民众。甚至好朋友也会变成敌人。这就是人性的劣根性。有何积极方法突破？
陈奎德教授：这是一个很大的暋D。我想简单讲几句。他讲了人性的劣根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近代以来，争论了一百多年。从五四运动以来，大家先是说中国问题是枪炮不行，后来说是制度不行，最后说是文化，认为文化才是根本问题。所以像鲁迅说要改造国民性，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民主的康庄大道。这个争论已经100多年了。至今仍然没有结论。
我想说的是，就我的观察，世界各国的人性，并没有显着的差别，人性都有善恶两面。实际上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制度框架。比如美国人到中国去做生意，就受到中国制度环境的薰染。最近看到几本关于美国人/西方人到中国做生意，在中国环境下屈服，怎样也搞中国那套动作，去贿赂，才能生存，譬如Ethan Gutmann 写的《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等书。这个腐败的制度环境使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而善的一面被强烈抑制。所以我们10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各方面仁人志士都说，我们要来医治中国的人性，包括像鲁迅先生要当灵魂的医生，来医治中国的人性，但都没有成功，或没有结果。为什么？因为制度框架未能彻底变革。
大家知道，很多华人在香港，在新加坡，在那些成功的法治社会都做得很好，很多华人在美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教授，良民等等。华人到美国社会来，当然有些缺点还存在，但在这个社会制度的框架下，他的人性就导向善的一面；而共产党制度下，你不做恶，在那个社会就很难生存，或者生存得非常不成功。这就使得人人趋向于作恶。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简单的改造人性的问题。
谁来改造人性？共产党说，我来改造人性，可这个共产党比最坏的人性还要坏。刚才大家说了，六四的领袖来到美国后，口中说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但自己行为规范却不怎么样。其实中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人，大体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在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团体里面也有内斗。他当年，包括要所有成员按指纹效忠孙中山等等。仔细阅读史料，其实和今天的民运内斗差不太多。
这些问题归结到制度性的问题。制度怎么建立？还是我们刚才讲的，人性和制度之间有个互动的过程。但是我个人认为，制度问题还是起根本性的决定性的作用的。
作家章天亮：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他的人性随时可以被扭曲，一个人如果有信仰的话，那麽它就能坚持住。为什么呢？因为信仰确定的是善恶标准。
耶稣讲过一句话：“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能废去”。中国人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人只要有一个信仰，那麽他不管别人说我什么，别人认为这件事对不对，他都会按着神的规定去做。如果我是基督徒，我知道摩西十戒说不许奸淫，不许偷盗，不许杀人，那麽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怎么扭曲，我都知道，这是神规定的，我没有解释权，只有执行权，只有服从他的权利，都要按着这个摩西十戒去做；如果我是佛教徒，我一定按照佛教徒的戒律去做；如果我是道家的话，我就要按照道家的去做，儒家的话按照儒家去做。当他有一个信仰的话，他的善恶标准就被锁住了，锁在那个经典上去了。
共产党最大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不变的善恶标准。他每一次都叫做创造性发展，对前一次的善恶标准进行颠覆，让老百姓无所适从。大家知道前苏联有个笑话：一个监狱里有三个人，大家互相说说为什么被関进来：当然大家最后的结论都是因为反革命。为什么是反革命呢？第一个人说，我是反革命，因为我支援彼得罗维奇。第二个人说我是因为反对彼得罗维奇。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维奇。这等于说，你干了什么说了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
那麽什么才是对的？共产党说我是强权，我就代表真理。你不管支援他也好，反对他也好，反正他要抓你，你就得被他关起来。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标准。那麽民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也不管它对还是错，你现在有权，那麽你说什么都是对的。这就造成中国道德急剧下滑的原因。共产党又是一个十恶俱全的邪教，做了无数坏事，它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所以我想中国如果要走到一个健康的社会的话，非常需要信仰重建。信仰重建会带动中国的道德重建以及中国的文化重建。中国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有希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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