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七)

【大纪元3月17日讯】1989年李老先生返大陆探亲期间，在南京老宅慧园里六号同我长谈时，曾亲口述及此事。由于怕触惹老人伤心，对其中详情未便多问。

就这样，在腥风血雨的1970年一年中，我一生中最亲爱的朋友李立荣、曹汉华，我尊敬爱戴的林舜英女士，还有我熟识的以坦率直爽、为人仗义的朋友张稼山，在那场疯狂的戮杀中先后惨遭杀害。死的那一年，林舜英六十岁，李立荣二十六岁，曹汉华二十六岁，张稼山二十九岁。一个花甲老人，三个有为青年，在那亇红色年代，他们的殷红的鲜血和成千上万无辜者的鲜血汇在一起，染红了红色政权，染红了革命红旗，染红了红色江山，真正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

十年之后。

1980年，林舜英，李立荣，曹汉华，张稼山，先后均被平反。

林舜英和张稼山的平反判决书作为本文的证据——也是历史的证据——附于本文最后，遗憾的是李立荣和曹汉华的未能找到。

林舜英和李立荣平反后，家属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共领到死亡补偿金1400元，每条人命计700元。这钱既不算“国家赔偿”（那时还无此一说），也不称之为抚恤金，笼统称为死亡补偿。

张稼山因为生前没有正式职业，死亡补偿金只有300元（大概是出于他生前没能对党对社会主义作过什么贡献的考虑）。他弟弟张稼峰先生去法院交涉，问杀一个人怎么只补这几个钱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的，该给的就给，不该给的就不给，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不愧是法院法官，答复逻辑严密，滴水不漏！经张稼峰的再三据理力争，最后法官大人总算法外开恩，冒着违反政策的风险又补了300元。前后加起来，张稼山29岁年轻的生命，作价600元冲抵了帐，一次性结清。

顺带提一下活下来的我在平反后的经济补偿吧。我们这些承蒙开恩未被处决而活下来的人，政策规定平反后由原工作单位补发坐牢期间的工资。我劳改十年，故农场补发了我十年工资。我十年的工资总和是3420元，扣除十年坐牢期间的伙食费和衣服费1680元后，净落了1740元。

现在人们可能会怀疑，怎么坐牢还要缴伙食费和衣服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黑色幽默段子”，当年一直就是这样做的，这有国务院和财政部、公安部联合颁发的红头文件为凭，一句话，这是党的政策。一个无辜的公民被枪毙要由家属补交子弹费，一个无辜公民被判刑、而后又被平反出狱，却要补交伙食费（注：真正有罪的犯人刑满出狱则不需缴纳），这不是某一部门、某一地区的一时心血来潮，当年全国到处都是如此办理的，没有党的政策，谁敢自作主张？中国人素有喜欢特色的癖好，此举当属特色内容之一。

1980年李家被杀的、被判的虽然全部平反了，可慧园里6号那幢老楼作为反革命活动基地被没收后却迟迟不能物归原主。

1970年李家人杀的杀、判的判后，幸存下来的両个妹妹立即被扫地出门，房子被没收（注：到底由哪一部门来没收的，至今不得而知），被一个名叫谢金生的公安局处长全家搬了进去。这位在新生红色政权的专政机关中担任要职的谢处长，估计房主李家己永无翻身的可能了，干脆把自已全家户口迁进了慧园里6号，后来把他妹妹的户口也迁了进去。这一住就是十年。

就在平反判决下达后，南京中法就通知房管部门，尽快将李宅发还原主，白下区房管局当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鸠占鹊窝的谢处长，希望他全家立即迁出。然而这位有来头的谢处长怎会把小小的白下区房管局放在眼里？他以各种借口推诿搪塞，一直赖着不搬。房管部门拿他也毫无办法。尽管李氏兄妹几十次上门协商，请求这位谢处长可怜可怜他们，尽快迁出，以让他们有家可归，但处长大人丝毫不为所动，说“你们别来找我，要找就找法院找房管局去。”当李家兄妹去找法院时，法院叫他们去找房管局，到房管局又被告知他们管不了，他们早就通知姓谢的赶快搬出，并且已经替他安排了一套住房，但他嫌一套不够，还要另加一套，不满足要求就不肯搬，拿他实在毫无办法。叫李家兄妹还是直接去同姓谢的协商吧。就这样踢来踢去，一踢就是两年。其间，李氏兄妹不得不四处借宿，聊以栖身。李蔚荣有几次实在无处睡覚，只好到火车站候车室去过夜。此事后来若不是王昭诠市长亲自过问，恐怕还不知要踢到猴年马月。1982年，在台湾的李剑文老先生从子女的信中得悉此情后，无奈之下写了一封长信给南京市长王昭铨先生，痛陈往事之余，恳求南京市政府格外开恩，让其子女早日有家可归。王市长接信后经过了解，对此极为重视，当即严令有关部门责成谢某立即无条件从李宅迁出，不得以任何借口拖延。这位谢处长尽管从不把天理国法人情放在心上，长期霸居‘凶宅’也不怕冤魂缠身，但对上司的指示却不敢公然违抗，在上级的严令下，这才乖乖地卷铺盖走人。出于一种肮脏恶毒的报复心理，谢某在把东西全部搬出后，用撬棍、菜刀将屋内的门窗、纱窗、地板、墙面撬的撬砍的砍，直到毁坏殆尽仍心犹不甘，最后将所有水龙头拆掉复又锯断自来水管，估计由于体力不支方悻悻而去。当白下房管局人员亲目所睹谢金生的“坚壁清野”杰作后，也禁不住喟然长叹：“妈的个B，世上竟然有这种屌人！”

经过这番周折，李蔚荣兄妹总算回到了慧园里6号那座阔别了十年的老宅。

从李家母子和张稼山被冤杀获平反后“落实政策”的具体情况，禁不住使我又联想到发生在去年的佘祥林案。

被列为2005年中国十大冤案之首的佘祥林杀人案，经复查再审已撒销原判，宣告余无罪，佘祥林本人因此获得国家赔偿和各种补助合计46万元（一说为60万元）。据报刊媒体报导，佘对此不甚满意，准备继续告申，进一步维护自已正当合法权益，云云。看了这些报导后，对佘祥林的不识好歹、贪得无厌，在下禁不住怒气横生，拍案而起：这个佘祥林，太他妈的不知足了！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政府，一旦得知你佘祥林是冤枉的，马上放你出来，替你平反，又一下子赔了46万，这可是比天大比地大的恩情啊。你的事要是放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草菅人命、冤狱遍生的美国，谁来问你冤不冤，谁来替你平反，谁来赔你46万啊？！46万，这是什么概念啊！？我那在29岁就被糊里糊涂杀掉的朋友张稼山，平反后也不过给其家人600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充其量只相当于今天的6,000元，与46万相比，仅仅占千分之一点三，也就是说，你佘祥林所得的赔偿，相当于76条人命钱哪！何况你已经白拣了一条命，仅仅失去十一年的自由，而这狗屁的自由又算的了什么，能值多少钱？我不是同样失去十年自由吗，我才拿到了多少赔偿？再说，你不过区区一介农民，人家堂堂的国家主席和国防部长被搞死后家属又拿到多少赔偿？我劝你千万别听那些记者、律师的煽动，别听他们成天在你耳边鼓噪什么人权，人权是什么？那是帝、修、反玩弄的概念游戏！让你生存，让你活着，让你有饭吃有衣穿，还让你每天晚上能同老婆睡在一张炕上，这就是最头号的人权 ！我劝你还是掖好已经到手的46万人民币，该吃的吃吃，该玩的玩玩，想风流时不妨找几个 “小姐”调剂一下胃口，万一哪天又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我倒不信你有本事搬石头去砸天！

到此，本文即将结束了。只是积压心头多年的几句话，始终感到不吐不快。再三考虑之余，决定一并写出。

二战后同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的政府，在对待曾经深受其害的国家、民族的态度上历来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德国政府由于能诚心诚意地忏悔当年纳粹政权的罪恶，并一再公开谢罪道歉，从而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和宽宥；而日本政府则始终坚持错误立场，千方百计抵赖、掩饰二战中的滔天罪行，一直拒绝向惨遭荼毒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公开道歉，为此饱受全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诟病。按国际共识，公开道歉认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在犯了错误乃至犯了罪之后，是否有悔改诚意最起码的表现形式。国际社会如此，国家内部也不例外。

由此就联及我国对“解放”以来历届政治运动受害者的态度问题。

在中国当局有定论的主要政治运动中，反胡风运动是错的，反右倾是错的，反右派斗争尽管名义上未予否定但由于100％右派分子都属错划显然也是错的，作为“文革”序曲的“四清”、“社教”运动还是错的，至于作为中国近代重大政治系统工程的“文革”，已经不是什么错不错的问题，它已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其他一些规模和范围较小的运动就不一一列举了。）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这些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已被肯定是错误的政治运动中被冤杀的，被错杀的，被错抓、错判、错关、错管、错批、错斗、错戴帽、错游街、错示众、错处分的，一句话，在生命、人格，肉体、精神上都受到错误剥夺、错误打击的，总人数绝对不会低于5000万。（这还不包括这些倒楣鬼们受到牵连的亲属在内，如果要包括在内的话，加起来恐怕要相当于欧洲的人口总数。）那么，我国当局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长达二十七年的时间中，对这5000万中幸存下来的活人以及死去的亡灵 ，什么时候公开道过一次歉，公开说过一声对不起呢？不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届政府巳根据有关“政策”对以往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进行了平反、昭雪、纠错，但是，这些迟到的公正，也仅仅是通过法院或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平反判决、纠错决定书上那些冷冰冰的文字例行公事地简单表述一下。

这对几千万受害当事人来说，显然远远不够。那些蒙受几十年不公正待遇活着的人以及冤死、屈死的亡灵，他们被剥夺了的生命、青春、自由、幸福，他们的人格、尊严，他们精神上的追求、自信，这些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生命象征，就凭一纸平反判决、纠错决定一下就能重新找回了吗？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仅仅对文革和历届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危害笼统地概述了一番，对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简单地推诿于主要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偏差，行事专断，国际形势的压力，个人崇拜的风行，而对几仟万人的生命悲剧却只字未提。那么，这几仟万人的生命、自由真的不值一提吗？真的象禽流感中那些无辜殃及的鸡鸭那样，被宰杀后很快就应该将其忘的一干二净了？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国际社会一直深刻关注的人权，已经越来越深入到全世界人们的意识中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政党，其对人权的态度无疑将决定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而对人权的态度则又包括现时的人权保障，以及对历史上漠视乃至践踏人权的深刻反省。作为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二十多年以来，居然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敢于出面清算几十年来欠下的人权旧债，向我们这些受害人表示过精神的抚慰，真诚地道过一声歉，说过一声对不起，这种始终坚持拒不赔罪道歉的做法究竞意味着什么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复杂心态？是对人权惊人漠视的继续？还是极权主义与生俱来的专横？

最后介绍一下李家活下来的人。

上午已介绍李剑文老先生曾于1989年回南京探亲。当时他原意待到年底返台，不料同年春夏际正值中国多事之秋，政治流言众说纷纭，老人慑于往事，心有余悸，不敢多留，遂提前结束探亲，匆匆取道上海返台。1994年，老先生在台湾花莲市去世，享年九十五岁。自1950年底去台后，终生未娶，始终孓身一人。及至晚年，由台湾政府拨派一名官员专门负责李老先生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直至终老。去世后一应后事，亦由当局一手操办。李蔚荣先生接老父去世消息后，去台将老人骨灰接回，最后落葬于广西老家祖坟。

李蔚荣先生已正式退休，现年69岁。1998年曾患脑梗，病后留下一点后遗症，行走尚可，略有迟缓。唯病后语言出现障碍，口齿不甚清楚。1970年判刑后，其妻单位24小时全天候有专人做“工作”，要其尽快划清界线与李蔚荣离婚，一农村弱女携一小“反革命三世”实在抗不住，迫于压力，同年与李蔚荣办了离婚手续。双方所生一子一直由女方抚养，79年李蔚荣平反后，孩子回到身边。2000年其子结婚，现已有一五岁活泼可爱儿子。李蔚荣出狱后一直未再成家，目前同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仍住在慧园里6号那幢老楼里。我在写本文前曾去拜访过他，相见之下抚今追昔，恍若隔世。由于说话吃力，言语不多，一双略带混浊的老眼中，透出的是更多的苍凉和无奈。

李蔚荣的二位妹妹，现均五十好几，各有子女，一切均属正常。那位一直在武汉工作的大姐，十年前不幸突发心脏病猝然去世。

文中各主要当事人浮沉既定，本文也该告一段落了。

中国新年前夕我去李宅，周围一切一如旧时，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令我亲切，令我熟悉。远远望见李家二楼灯光时，突然一阵冲动从心中迳直涌向眼睛，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就在那瞬间，我耳边又回响起波隆贝斯库《叙事曲》优美的旋律，那是当年李立荣最爱拉的曲子之一。三十八年前，我每当走到那里时，就能听到从他家二楼飘过来那悠扬的小提琴声，于是我的心中就会立即注满莫可名状的亲切温暖，当我想到再花一分钟时间走进那幢楼后，就会有林舜英慈祥的微笑和李立荣热情的问候在迎接我时，我往往三步并为二步地向慧园里6号那栋老楼走去……。

我停下了脚步，我的双腿象灌了铅似的沉重，我抬起头，我仰望着璀璨的星空，我用尽了胸中所有的气力，我集中了所有的怀念、回忆，我悲怆地对天喊了起来：魂兮归来！

（全文完）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