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 (36)

—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道路
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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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争取国际支援

“高贵的思想,从四面八方来吧!”——印度宪法的制订者正是怀着这种吠陀祈祷者的精神,寻求世界各国宪法的指导。

——[印度]索利.J.索拉布吉

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事业决不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开放世界的和平民主潮流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之中国,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非中国之中国,也非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中国之发展、进步与富强,只有在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大循环的潮流中才能得以实现;自我孤立与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自甘落后和自取灭亡。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意味着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依存的加强,意味着各个国家要接受一些共同的价值标准与规则(如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的规章)。因此,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全球化、国际化,它是从各种文明和各个国家独自发展的状态向着全球文明和地球村过渡的一个历史时期。全球化意味着伴随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互动与相互依存日益密切,人们的全球意识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

同时,由于世界各个部分之间的资金、生产、贸易、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加强,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全球性经济。因此,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书中写道“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词中指出:“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我国公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事业无疑是属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其所具有的国际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全球的和平民主力量利益一致、命运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国的宪政民主事业离不开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大力支持;同时,一个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中国,也必将会成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坚强保障力量。反之,则可能构成对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威胁。

从近代历史看,我国的宪政民主运动一向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从国际社会获取大量精神和物质能量。例如,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治改革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主导变法的维新派所操持的思想武器,就有来自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中尤以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原著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据今人考证,赫氏原著本意是批判进化论,尤其是批判将进化论用来解释人类历史;严复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加工,使之变成了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利器)所起的作用最为强烈和深远,书中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对中国的革新力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由于世事变迁,时移势易,如果继续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来解释今天的现实,是很成问题的。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戊戌变法的改革内容主要就是学习西方国家,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发展现代工商业等。“变法”失败以后,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纷纷流亡海外,得到国际友好人士和海外华人的真诚帮助。伟大的民主主义先驱孙中山在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失败后,也曾多次流亡海外,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人巨大而无私地支援。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人民和他们的优秀儿女从未停止过追求宪政民主的奋争,许多人为之献出了生命。在这一过程中,未曾间断地受到国际进步社会和海外华人的有力支持与慷慨帮助。我国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路还很长,其间还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尽管它将主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自身努力和内部因素的逐渐演化;但是,国际社会的呼应和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将提供必要的动力和压力、经验和教训、人力资源和物质援助,加快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进程,并使我们尽量少走弯路。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宪政民主事业在争取国际支持方面,既存在不少有利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如:

第一,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已经构成人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主流。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中,自由民主事业在世界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大批国家加入了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的行列。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的基本价值正在成为愈来愈多的人们的信仰。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政体,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与之对抗,倒行逆施,是不得人心和不明智的,因而也不可能持久。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得人心者得天下”;以此推论,失人心者终必失天下。人心的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固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我想:中国共产党最清楚这一点。清朝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就是因为其太腐败失去了人心;北洋军阀政府之所以垮台,也是因为其暴虐无能失去人心;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之所以土崩瓦解,仍然是因为贪污腐败失去人心。所以,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叫作“多行不义必自毙”。做了太多不仁不义的事情,必然要失去人心;而失去人心的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历史上这方面的事例数不胜数,执权柄者当深思!席卷全球的实行宪政民主的洪流,给中国的宪政民主事业注入强大的推动力,并且迟早会冲破重重障碍,帮助中国人民到达胜利的彼岸。

第二,苏联、东欧、南非、韩国、印尼和台湾的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权的解体与政治民主化,昭示著中国大陆的明天。苏联、东欧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发生的巨变,影响至为深远。它宣告了存续半个多世纪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由此,危及人类安全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随之告终。它明确地告诉世人:实行一党专政和极权式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须改弦易辙;舍此没有别的出路。改得愈早愈好;否则的话,拖得越久,包袱背得越重,就会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社会转型的代价就越沉重(这正是今天俄罗斯与前苏联各国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同时,苏联、东欧的变化也并未出现有人断言的“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局面;改革进行得虽然很艰难,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序的和有成效的;关于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得愈加清楚。台湾的总统大选和政权的和平转移,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与建立宪政民主政体更具有切近的参考价值。因为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台湾能做到的,大陆也应能做到;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正可供大陆学习与参考。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宪政民主变革与和平民主转型的经验教训,对于正在争取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的中国公民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

第三,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宪政民主而进行的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的普遍尊重和同情。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与宪政民主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一本论述中国民主化的书中写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探寻一种政治形式,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没有这么痛苦和残酷。”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奋争虽屡遭挫折,但并没有付诸东流。国人所作的牺牲,足以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和尊重。尤其是1989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威震全球,令全世界的独裁者胆战心惊,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士气,有力地推动了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赤手空拳的王维凌只身拦截全副武装的坦克车的英雄形象,已成为中国公民争取民主视死如归的象征!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这种“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在争取宪政民主的道路上接力竞走,一定能够得到世界上愈来愈多的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与资讯网路的飞速发展、地球村时代的临近,使得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今天传媒与资讯的穿透力极大地削弱了边界的藩篱,人类各个部分之间的互相了解、沟通与共同感已经达到了全新的水平,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一国发生的事情不再是孤立的、与它国无关的事件。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签署国际人权公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因为不能无视外部世界的影响。

今日世界通讯和技术资讯的飞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鲜的资讯;而这些新鲜的资讯,同时就是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它会促使人们不满足于现状,向着先进看齐,追求高质量的、自由的、更加符合人性的生活。想禁闭人们的思想,已无法做到;封锁资讯,也难以奏效。外部世界的各种改革资讯都会鼓舞我国人民争取宪政民主的信心和决心。对于统治者来说,可供选择的方案,只有主动地改革和被动地改革两种,不变革是肯定不行的。(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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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宪政民主的实现需要理论的指导,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积累民主实践,涵养民主政治资源,对于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 宪政民主不是坐着等来的,也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而是靠无数次的实践活动逐步争取来的。征诸世界各国的历史,凡是已经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莫不如此。我们不妨以英、法、美三个最早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为例,看看这三国的人民在争取宪政民主的过程中的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也许会对我们有一些启示。
  • 学校教育应该履行培育公民意识的职责,使学生从小就接受公民意识的熏陶。令人忧虑的是,我国的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之差。
  • 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

    旧,全不行的。—— 鲁 迅

  • 必须指出的是,培育公民社会,并不是要发展出与国家作对的社会势力,而是要培育良性、健康、自治的社会因素。这种良性的社会因素能够有效阻止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有效阻止政治权力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宪政民主体制的建立。
  • 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近年来,面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态势,社会上的一些极左分子不断发表言论、文章和万言书,把民营经济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指责发展民营经济是“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批判民营经济是滋生新生资产阶级的温床,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些人士的作法,表面上看是挑起姓社姓资之争,实质上是维护一党一派之特权私利,根本不值一驳。
  • 说到公民社会,首先涉及到“公民”概念。最早的公民产生于古希腊城邦国家。因此,在拉丁语中,“公民”的本意是“市民”。但古希腊时代的公民,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说是一种“不完全”的公民。因为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公民代表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种特权地位,奴隶、妇女和外邦人不能成为公民。
  • 1980年的县(含县级市)、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首先在上海等地开始,因此高校民主竞选首先发生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等院校,随后波及其他城市。在各地的竞选活动中,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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