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迟到的悼念

——记刘宾雁的一次谈话

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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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14日讯】刘宾雁已经作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他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留了下自己深深的足迹。今天,当我们这些晚辈步他后尘的时候,依然能感受到他披荆斩棘的艰辛和大无畏。

刘宾雁的逝世,我深感悲痛。虽然我见过他几次,还有两次是面对面的谈话,但我与刘宾雁却没有一点私交。我对他的敬重,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一位正直、勇敢和无私的记者的敬重,对他一生所受到的不公而感到莫名的悲愤。

钱钟书先生曾引《论语》,称赞刘宾雁是“仁者必有勇”,又赠给他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1987年初“反自由化运动”中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如果我没有记错,有人提起这件事,钱先生还说:“这副对联,我是不收回的。”

我几次见到刘宾雁,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前后。可惜我只保留着1986年下半年一次与他谈话的笔记,成为我今天纪念他的依据。

1986年8月7日,由陈子明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工人出版社)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首发式。当时我作为《中国文化报》的记者前去采访。首发式没有什么台上台下之分,大家随意走动交谈,气氛宽松自在。我在刘宾雁的身边坐下,拿着笔记本,边问边记,他好像完全不在意我的记录。后来发现,他也有一个笔记本,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随手记下来。这就是我对刘宾雁的第一印象,即使是他被采访时,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记者的责任。

我问他:“您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会呢?”

他说:“这套书的发行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建国以来,我们对于外国思想家有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只批判而从不介绍,你只要接受他的结论就可以了,而不需要你自己去发现和研究问题,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人类的思想资源是丰富多采的,我们再也不能承袭国民党的做法:一个国家一个党, 一个党一个思想了。事实上,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我当年就深受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在这套丛书中,就有一本《尼采》(勃兰兑斯着,安延明译)。

1986年夏天,《中国文化报》还是一家创刊不久的新报纸。我于是请教刘宾雁如何办好文化报。

刘宾雁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要局限在文化领域。要多登一些有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问题的文章。也可以用转载、文摘的形式让文化领域的同志眼光开阔一点,看得远一点。当然同是文摘,你们也要有自己的角度和选择。还有一点,多登一些有争议的文章,多登有不同的观点的文章,让读者去思考、去选择。这就是思想的民主。民主就是自由选择,对人的选择,对政策的选择,对制度的选择。”

刘宾雁又说:“记者不能变成一个没有头脑的宣传干事。可惜中国的记者有头脑、有抱负的太少了,不会超过十分之一,其余都太功利了。一些领导同志认为新闻单位就是党委的一个部门,记者就是宣传干事,叫你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叫你说你就要一声不吭。所以,我们的报纸就像政府公报一样,社论就像文件一样。什么公开什么不公开,就是领导一句话,这叫什么新闻呢?我们记者队伍中,有的是呆头呆脑的,有的是滑头滑脑的。他不需要出去跑,也不需要思考,他也听不到什么信息,他只需要有个灵敏的耳朵,听上边的声音就行了。当然,我挖苦的不是记者本身。西方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咱们不要求做无冕之王,咱们不做三孙子行不行?”

我说:“有时很难把握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尺度。一有批评,有人就说只关注阴暗面,现在不是流传这么一句话吗?叫做:拿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刘宾雁严肃地说:“人毕竟不是动物,他要求的不仅仅是碗里有肉就可以了。”他还说:“希望青年记者张开眼睛,多看看痛苦的现实而不是沉浸于生活的快乐的一面。中国的希望在青年和政治改革以后的新生力量。虽然改革很艰难,但对于中国的前途,我今天也是乐观的。”

刘宾雁还谈了谈他本人的现状。他说:“现在关于我的各种谣言就不断,什么我已经被隔离审查啦,开除党籍啦,赶出《人民日报》啦,还有就是我被放逐到美国去了。有的年轻人说:那不是挺好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写下这个“谣言”的时候,刘宾雁真的安息在美国一个公墓了。他给自己拟定的墓志铭是:“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

此刻,我再也笑不出来,眼泪流了下来。

2006年4月5日清明节,于温哥华

来源:新世纪(4/13/2006 6:38)(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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