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7日讯】记得小时候，那是毛泽东的文革时代。中国话的“猫”（mao，平声）与伟大领袖的姓“毛”（mao，二声）发音相近。那时候肉类非常紧缺，邻居养了一条家猫，一天，邻居买了几角钱鱼回来，却给猫儿叨了去，气得邻居一边追猫一边喊：“打死猫、打死猫”。不料，给一过路者革命小将听到了，认为是大逆不道，从而向员警告密，结果给以现行反革命罪给判了十年徒刑。今天这样的事可能不会发生了。在开放改革过去的20多年间，民间言论领城的扩大，非正式的话语也比以前自由多了，你不可能因为会骂猫而被判刑受到迫害。
20多年前的中国，开放改革，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于是中国就在一条腿的支撑下，离开人类民主文明的共同大道，一瘸一拐地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小道，即专政独裁腐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经济确实有发展，好象人们都富了，小市民们把大把的钱都放在了银行建设社会主义。有钱的人，社会保险好象比美国还发达。姓资也姓社。这给人民对独裁腐败的容忍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是这条路使独裁腐败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速度，随着中国告别计划经济，一亿以上的移民离开他们在农村的家乡前往城市寻找工作。在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工作的大部分工人是农民工。他们长时间工作，没有休息，有些时候甚至没有工资。这样。腐败迅速超过人民所能容忍的空间，于是群众愤怒的烈火就象地下的溶岩一样，到处在寻找裂缝冲出地面。
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象过去一样，当局首要的任务不是发展经济、寻求社会公平的目标，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因此，它继续禁止对它公开的反对之声，继续镇压在需要时它不能控制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组织和言论。民间网站传媒也受到诸多的限制！任何一个件新闻事件，是否报导，能否评论，不是线民与传媒说了算，而是只有经过当局的同意才能报导才能评论。好今传媒已被戴上“口罩”，变为供当局指挥的工具。一定要听党的话，否则就会受到当局的处罚，轻则罚款封坛，重则判刑坐牢。当局虽不断地放宽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对传媒的控制却是越来越严密，花样也越来越呈多样化。
民间网站传媒受到诸多的限制，那敢说对当者他们进行监督呢？任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么沉默下去！当一网民真正想公开地表达自己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观点时，他则要冒一定的风险。与过去一样，冒险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勇气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时代相比，压制的范围趋于缩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并没多大改变。这些方式就是具有中国的特色。古今中外，反对当朝权力，谴责当朝暴政的仁人志士不胜枚举，从屈原、杜甫到孙中山，从曼德拉到罗莎帕克斯到马丁．路德．金，他们都反对暴政、反对迫害、反对当朝权力者，但没有人说他们不爱国，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如果政府有理，为何不敢开放新闻和人民的言论自由，让公众在辩论中去判断事非呢？若是由自己一手操办控制舆论，控制司法，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员警、法庭、监狱、情报机构，包括舆论的配合。完全是政府从一个角度去说，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又能从什么地方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呢？他们没有任何渠道，他们所知道的东西都是从中国政府那儿来的。资讯新闻受到限制，从长期来说，当某些问题被回避了，公众只能从其他渠道听取并不准确的答案，损失到底有多大？每年因争取新闻自、撰写政治问题的文章而被清算的网友更是不计其数。
用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当局的滥用职权，加之中国《宪法》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弹性，宪法里说公民具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但在宪法的导言中也规定了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对民间传媒的控制却是越来越严密。各级宣传部门钳制传媒的手法也呈多样化，并将一些经常评击政府问题的线民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将他们象猪狗般任意宰割。更加多的线民间接地感受到这种胁迫，因为一些人被威胁时更加让家人亲属遭殃，（西安邓永亮的遭遇就是一例子）当威胁和禁锢变得正常的时候，逼害也变得自然而然了。
《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无理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中国不但是《人权宣言》的签署国，更是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自应受其约束。若是当局说中国人民真正享有人权自由，岂不是是“痴人说梦话”？
（2006-05-14）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