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6日讯】音乐家，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遥远且深不可测的，即使是对乐迷而言也是如此。然而，一般的音乐评论并无法补足这一层缺憾。老师是否愿意为我们概略介绍一个职业演奏家的生活？
陈：我想一位音乐家最基本的就是要能忍受孤独，全心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因为音乐是一种艺术，艺术就求要能达到最高境界。一个音乐家在台上获得的掌声，背后 的压力是很大的，当然，你也会牺牲许许多多，像是成长过程中的娱乐等等，我父亲就不准我碰球类运动，体育课都不能上，为了保护手指；这样一来和同侪互动的 机会也就更少了。音乐家的生活，完全就是以音乐为中心，不像其它领域的专业人士，同时能保有和社会的频繁接触，而是需要全心全意的专注，需要一个安静的环 境，不被打扰。这种生活看起来单调，然而却是不得不有的牺牲，否则一个音乐家在舞台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呈现。所以当一位音乐家，就要看你的耐力够不够。
离开钢琴键盘的您，最喜欢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如果今天您不是一位钢琴家，最想从事哪一种类型的工作？
陈：最喜欢的活动我想是看书吧，每到一个国家，我都可以在当地的书店待上一整天。除了看书之外，对每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运动来保持适当的体能、活力，再来就 是和三五好友一同出游，不仅欢乐，也可从志趣相投的朋友身上得到一些启发。假使我今日不是一位钢琴家，我想我可能成为一个教育者，因为我对教育还满有心得 的，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在上课时要求是很严格的，但下了课时又可和学生打成一片，这种感觉满不错的。
旅行是您工作所需的一部分。对于旅行，您抱持着怎样的态度？又如何调适？
陈：我觉得我的行程大都和表演有关，这和一般的旅行有很大的差别，很少有机会真正去认识一个地方。不过借着到各地表演，若是有机会结交到地当的朋友，就有 机会了解当地的资讯、风俗民情、音乐学习环境，也可明白听众的喜好，不论是在音乐上的推广还是演出都能能知道如何做出最好的效果。
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观众类型？
陈：在我演奏那么多的场地也遇到许多的观众，在我印像中最深刻也最感动的是东欧国家的观众；东欧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但东欧乐团的水准相当好，观众的水 准也很高。最让我感动的一场音乐会是在罗马尼亚，那场演奏会开演前我一看是满座，吓了一跳，就问了主办单位是不是售票的音乐会，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一场音 乐会的票价，等于他们乐团乐手半个月的薪水，我一听，哇！他们愿意为一场音乐会付出这样的代价，让我非常感动，也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台湾在对待艺文活动 上，只要有他们四分之一的精神，整个生态环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也许这样想是有点悲观，但似乎在物质条件和经济自由度没有那么高的国家，一个音乐家才能专 注艺术上，保持自己的水准；在台湾不同，一个音乐家除了在乐团演出之外，还有很多时间去兼课，乐团变成只是一份‘工作’，既然只是来‘上班’，就不像练习 一样，是不求时间，只求作到最好，这是目前台湾很让人忧心的现像。想到这点，就很担心这个世纪的音乐家，是否能超越上一个世纪？尤其今日社会只重视包装， 只要懂得包装，不是最好的也没关系。现在连音乐界都朝向日本那种偶像包装的型式，然而偶像包装是有时限的，这点不能不深思。
谈到音乐生态与环境，这往往比舞台上所发生的事更为严肃、且更为现实。您曾表示；音乐家要懂得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点出了在今日的音乐生态中，光凭才能不见得有机会出人头地。以您的经验，一位音乐家除了演奏本身，还需要哪些不同面向的学习？
陈：假使没有亲人在背后的支持以及经济上的援助，在现今要走音乐这一条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像我自己虽是‘白手起家’，但很幸运的一路遇到许多贵人协 助，才能走到今日。现在的家长，几乎都认为小孩子只要有才气就能成功，然而这些年来，我看过许多优秀、天分高的孩子，今日都不知道身在何处。因此我一直谈 到以企业经营的方式经营自己的音乐生涯，这几年越来越加深这样的体悟，因为自己是第一代，身后没有支援了，再不懂得用企业经营的方式，怎么把自己的的演奏 生涯延续下去？
小号大师Wynton Marsalis曾说：我证明了黑人也能演奏古典音乐，但是从深处及其它人的眼神中，我仍感觉自己是个客人。老师身为东方人，又没有“犹太帮”这样有力的 后援，因此在音乐界是否也有类似的困扰？换言之，在欧洲文化本位主义主导下的古典音乐界，是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
陈：这是很明显的。在美国，就是需要靠犹太人的支持，在欧洲虽然没有这样一股明显的势力，然而传统欧洲人在种族上的优越感是很深的。欧洲是非常重视传统的 地方，但似乎他们所有的也只是传统而已。音乐可以靠传统，然而其它方面不行，不过他们是很自傲的，不愿低头。我知道在华人在这个世纪一定会有所作为，然而 华人最叫人忧心的是媚外，因此黑头发、黄皮肤的音乐家要在华人地区能生存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因此我常常警惕自己，即使是站在台湾的舞台上表演，仍不忘自 己是在跟世界竞争，以自己在艺术上的努力说服听众。但我是期待华人音乐兴起的一天，建立了自己的音乐市场之后，能够让欧洲人另眼相看。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型态中，和商业结合，是艺术界无可避免的走向。这样的结合，对艺术本身的推广和延续不无帮助，然而对其艺术价值，却带来了 不小的冲击。在事事商品化的现代社会，您认为音乐界是否该有所警惕？古典音乐产业的商业取向，是否已经直接冲击到站在第一线的演奏家们？
陈：这是值得讨论的。我倒觉得，目前因为经济状况，冲击最大的反而是流行音乐，销售数字等等都直线下降。当然，这个影响最终还是会回到古典音乐身上，因为 一向唱片公司都是靠着流行音乐的收入，才有能力制作古典音乐唱片。另外，拿上海大剧院为例，开放民营之后，音乐厅一个晚上的光租金就高达台币三十五万，还 不包含其它种种花费。试问，这样的成本反应到票价上，有多少人能消费的起？几乎就是靠外商的赞助，台湾慢慢也朝这个方向在走，许多经纪公司已经很习惯用这 种方式办活动，但对于艺术来说，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般民众一年根本消费不起几场音乐会，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未来，我希望能够借着音乐与网路科技的结 合，让艺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尤其将来听众的消费观念渐渐改变之后，其实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在凡事以商业考量为先之下，经纪公司为了票房的考量，是否会要求或干涉曲目的安排？
陈：当然是会。换一个角度想，如果能借此达到推广的效果，我是乐观其成，但有多少效果我不知道，反而是观众的欣赏角度受到了局限，音乐会十场有九场都是乐 团开出的曲目。台湾的市场如此，我只能在自己的独奏会里，排上一些新的曲目，希望能够有些效果，但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一些新作品、冷门作品的推 广，不只音乐家有责任，政府文艺机关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转自《来去音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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