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6日讯】法国思想家阿隆曾说：“历史是活人为着活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记录历史是生者应尽的基本义务之一。20多年急剧变迁的中国历史，是最值得记录的。因此，相对于知识份子，中国还需要一些“知道份子”。为了那些极有可能被湮没的话语，为了那些至今还被有意掩盖或歪曲的事物，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作记录，使历史“存活”在文本上以待来者，使他们明白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真相，从而使他们能够穿透谎言弥漫的时空产生一种真实的历史感和强烈的使命感。而我们这些生者也将不再无言以对，不再倾听空虚，而愧对后人。
前苏联暴君斯大林有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得。”这位暴君在位期间炮制了多少人间冤狱，冤杀了多少无辜生命，然而这位暴君用谎言和恐怖包装起来的“盛世”最后还不是被戳穿了吗？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工贼”、“内奸”、“中国的赫鲁晓夫”，下放到河南开封劳改营被迫害致死。在弥留之际他微微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我们能够体味其中的无限悲怆和无奈。我们这些生者要用自己的努力证明，历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女孩，历史更不是由强盗书写的！
在今日中国，说出真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时候需要极大的勇气，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在我们的头顶上还时时面临着权杖的敲打。
在今日中国，平等、公正仍然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有些公道讨还起来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尤其沉重的是，我们无法不面对“三农”问题所包含的辛酸、苦涩和痛楚，无法不面对那些弱小无助者的无奈沉默或血泪呐喊。先看下面的两则“文本”吧，或许会对我们有很深的启迪呢。
◆“文本”之一：“我始终良心不安。哦——懦怯的我，你是农村千万同龄人中滚爬出来的博士啊，在那些可怜无助的人们的眼里，竟然被他们尊为人杰！
“讲讲我家父母吧！他们不算高龄，68、9岁矣。这个年龄，城里人有退休金，离休金。换句话说，国家养着他们了。这很应该，毕竟要老有所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是我的父母们呢？他们享受了什么？过去，他们忍受着巨大的‘剪刀差’，为这个国家积累财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劳苦一辈子，到老仍然要承受着每年160元的苛捐杂税！他们生病了谁来管？他们只能小病不医，大病等死。我常常对城里人讲，除了身上穿的可能是化纤，家道稍富有的可能还有个半导体、电视机什么的，他们的起居劳作与500年前，甚至一两千年前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异。讲这样的话，我的心里充满了苦涩。”
◆“文本”之二：“六年前从西部走出的我，作为归国学人再次走进西部，去看望那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我想说，那一口米饭好辣，好辣……
“当城里的孩子将整只的‘巨无霸’毫不可惜地丢弃的时候，甲坝民族小学的516名学生每天、每月的每一顿饭吃的都是白米饭，就着足以让人吐舌头的辣椒，或生怕多倒而小心翼翼地在米饭中放进一点已没了味的酱油权当佐料，欺骗着自己的味蕾。要变花样也就有时把辣椒酱换成酱油或在锅上蒸饭的时候，在白水中煮点没有油腥的土豆、白菜佐餐。现在，我的舌尖上还留存着那一勺米饭的苦辣，我想这滋味可能在今后一想起西部的家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浓烈起来。
“这所学校今年考上高中的有七个孩子，但真正去上的只是三个，剩下的几个孩子家里实在无法挤出学费，和其他落榜同学一样，或种田放羊，或远走他乡开始打工。我虽没见到他们，却能深深地感到他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的是一种叫无望的东西。”
看完这两个“文本”，我心中慨叹不已。我也是一位农民的孩子，也是从那贫困、落后的黄土地走出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幸到了大都市上大学。我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和我小时候玩耍的小伙伴们大多数都无奈地留在了那片贫弱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十分艰难地谋生，勉强养家糊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混碗饭吃”。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很无奈，甚至无言以对，心中痛苦极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吧。现在，中国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有县乡部门70万个，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至少有3,000万人。以此推算，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这7,000亿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的负担平均在4,000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49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高达3.22:1，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哪里有歧视，哪里就必然有不公，哪里就必然有特权！不人道的户籍制度，造就了城乡分治、城乡两重天的奇特景观。农民没有自己的合法组织，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找不到有效途径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当他们遭遇压迫和伤害时，要么默不作声、忍气吭声，要么走上一条充满血泪斑斑的上访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兄弟们，干最苦最累的活却拿最少的工资，还要遭受某些城里人的白眼，到年底能否拿到那微薄的工资还是个未知数。四年前，青岛有个市民竟通过当地报纸提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特区”以免那些外来民工破坏市容市貌。这不仅让我想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前在美国盛行的“种族隔离”。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还要允许这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继续存在吗？
《中国农民调查》以极为沉痛的笔调控诉道：“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困，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数亿农民饱含无尽辛酸的血和泪，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无力挣扎，湮没在那些所谓“主流媒体”泡沫般的宣传论调里。中国的所谓“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写在少数几个精心装饰的大城市的脸上，写在官方宣传机器制造的“太平盛世”的神话里。
在20世纪中国还有一桩特大冤案还始终没有个说法，这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三千万农民饿殍；还有一件人间最大的不平事还没有揭开，这就是农民遭遇的种种歧视还没有完全被清算，农民的种种法定权益还没有落实，种种应该享有的现代权益（比如迁徙自由和福利保障）还没有被法定。农民的辛酸还在于，有苦说不出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也没有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正是如此，著名杂文家焦国标先生在世纪之交力挺发动一场新的话语革命，营造地三个话语中心，“它将是以中国农村社会为诉说对象，话语主体正虚位以待那些超越个人遭际、为民请命的文化人”，“通过悲悯农民悲悯社会”。
其实，不止是农民的悲怆，还有矿难兄弟们和他们亲人的哭天喊地，六四死难者和天安门母亲们的奔走无告。那些弱小无助的人们，那些受到欺凌和侮辱的人们，那些受到伤害被迫保持沉默的人们，那些要讨个说法却处处碰壁受阻的人们，他们的身影在充斥着“假大空”的宣传媒体上是从来不会闪现的。但他们却是我们这个底层社会的有机组成，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的“载体”和见证。他们为中国的进步默默地承受了多少，他们所受的苦难有多么深重，绝非那些高高在上的“肉食者”们所能体验得到的。面对这种种不公，尽管我们很卑微，我们不会无言以对，但我们不会去指望那些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发发“慈悲”，我们宁愿忍受剧痛分担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生活中各种磨难的洗礼。
“无言以对”不过是白白地增加了“沉默的大多数”和“受伤的大多数”的悲凉气氛罢了，但我们决不愿意做一个冷血动物。面对这种种不公和苦难，我们确实是力不从心，爱莫能助，真的是人微言轻。然而，喊出一些真实的声音，把我们的所见所闻记录到历史的“文本”中，立此存照，告知来者，也是对我们这些生者良心的莫大安慰。
（2006年5月25日）
转自《网路文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