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6日讯】
（2），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问题的重心在于，毛对人总想“欲加之罪”，而后置于死地。
A，兹举其荦荦大端：
毛当权初期，宣布安定人心的政策，一些在逃的地方绅士、保甲长、地主富农分子、国民党下层党政军宪人员……纷纷响应，返回家乡，向当局报到，希望被恩准安居在家，老实生产。原本在家等死的，听了政策，也以为有了活头。
风云突变，所有媒体大事宣传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还编造谎言，说群众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一夜之间，出动大量军警搜查逮捕：一网打尽，一个跑不掉！我所在的城市，第二天，居民探头探脑打开街门，互相打听邻居“都逮走了谁？”血色恐怖，人人自危。
你经过“镇反”吗？就是把“反革命”一汽车、一汽车拉出去枪毙！全国数以百万计地关、管、杀！
在清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的同时和之后，矛头也对准了知识份子。这里仅对其“借题发挥”的“题”，点到为止，不再展开。1950年7月，江青多次提出批判《清宫秘史》；8月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将50余年出版的一万五千多种书籍，先后在“肃清资本主义社会反动思想及封建思想出版物”的借口下，毁去绝大部分，只剩下不到一千种；1951年2月毛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后扩展到整个知识界；1954年9月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很赞赏，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并批评压制小人物，也指出，《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随后开展了对文艺界领导以及对红搂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的批判，并改组《文艺报》编辑部；1955年5月，由于胡风上书中央，遭迫害，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其中大量为私人信件，毛亲写序言和按语；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继续鼓励大胆批评共产党；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并热诚号召党外人士帮党整风；月底，毛在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鼓励党外爱国人士帮助党整风；5月在党内高层，秘密传阅毛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布置引蛇出洞；6月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抓住匿名信，8日，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猛烈开展反右派斗争：7月为人民日报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提出流氓无赖的“阳谋”说，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青岛省市书记会议写出文章《1957年夏季的形势》，国务院通过《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硬性规定，都必须参加，从前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参加和退出完全自由，就这样一来，统统算是没说，知识份子活该上当；在这期间，各媒体发表了像飞蝗遮天似的文章，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幌子下扯谎撂炮、血口喷人；8月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就算是挖掘好了活埋右派分子的墓坑。
B，从对“一封匿名信”的借题发挥，我们来解剖毛泽东这只麻雀
“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迫害知识份子的腥风血雨的反右派大运动。有些人总喜欢卖后悔药：“要不是那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行下去，该是多么美好啊！”这话实在让我感触良深，不得不诚劝诸君：“再也别卖这种后悔药了！”此前的“反胡风”运动，就有人说：“要不是他给中央写30万言书，怎会闯出那么大的祸事？”此后的庐山会议，反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有人说；“要不是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万言书，会议原定是反左的呀！”直至毛生前发动的最后一场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面对着毛的这场垂死挣扎，也还是有人说：“刘冰给毛主席的信，控诉迟群、谢静宜的腐化堕落，专横跋扈，干吗要由邓小平转交？主席当时就在北京嘛！让他老人家误认为矛头是指向他的，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说到借“信”为题，我干脆循着前面的思路把问题扯得更远大一些，把它的荒谬性放到显微镜下。这个问题就是，要不是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怎会惹疯了中共给他来个“九评”呢？这个问题远大到足以影响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濒于灭绝。“九评”的第一评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宗明义说道：“苏共领导发表这封公开信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推到一个空前严重的阶段。”现在我们已经看清：不管说一千条理由、道一万条理由，而九九归一的一条是，毛泽东要跟赫鲁晓夫抢世界领袖斯大林的这个老盆，才是中苏闹反、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斯大林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毛泽东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帝国主义运用马列主义的原理，促成世界格局的改变，乃兆端于此。
所以，就“信”说“信”，只能知其表而不知其里。还是让我们返回本题，来看看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怎样出笼的吧！
据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恐吓信好就好在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始末》）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说的“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这一句话，就可茅塞顿开，作出清醒的判断： 抓匿名信，只是借题发挥；要反击，这一点是板上钉钉子，定死了的。产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散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认定吧，即便是躲过初一，你也别想躲过十五！即便他没有“这一个”机会强词夺理，也仍会捏造出另外一大堆说词。历史已经用屡试不爽的事实，确证了这个令冷血动物“其乐无穷”的真理。
C，由于“借题发挥”，原本正义的也变成了邪恶。就以土地改革为例吧：土改不论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还是从人道主义说，都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可这个事情由共产党来做，就变成一场图财害命、令人发指的伤天害理的劫难了。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目的是邪恶的，毛泽东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之间也。如果你反对他的邪恶，他不说你反对的是他的“邪恶”，而混淆视听地给你扣一顶帽子，说你是站在黄世仁立场上，反对白毛女，反对贫下中农！他便以贫下中农的恩人自居，迷惑贫下中农，让他们认不清到底是谁害苦了他们！直到数千万农民在被饿死的前一秒钟，还在默念着：“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在台湾就不存在借题发挥的问题，而是正宗正项地体现了“耕者有其田”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
又如三反、五反，如果正规正矩地搞，对于廉政建设、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都会大有裨益的。但因为目的的邪恶，就决定了其手段之惨绝人寰！徐平华先生被划右派的原因，是他对亲历的三件事提出质疑：一是在朝鲜战场上“枪杀战俘”，并且连指导员向他解释说：“这是上级指示”；二是在人民大学，他和张志新（烈士）是一个系，他们系里一位很漂亮的女同志给苏联专家当翻译，被苏联专家奸污怀孕，后来下落不明。他要追问，张志新叫他不要管这些事：“一切党都会有妥善安排，要相信党。”第三个意见是有关三反五反运动的：“朝鲜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因为人海战术，部队伤亡惨重，我所在的63军188师所剩的人员很少，这时候奉命换防整编，所谓‘整编’就是各单位分散在防空洞里搞三反五反运动，每天检查思想，批判斗争。我们连队有位马司务长，回民，是傅作义起义人员，北京人，他被当作‘老虎’批斗，叫他交代过去的罪恶，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内部斗争场面，马司务长被绑在柱子上，严刑逼供，嘴巴都打肿了，究竟他贪污什么都是疑问，谁也拿不出证据。我当时年轻，历史清白，党支部吸收我成为核心组人员，小组分三班，日夜轮流批斗他。大约一个星期后，马司务长也没有交代什么‘问题’。最后党支部决定押送他到团部集训。马司务长走后不久，有个朝鲜‘阿爸吉’谎慌张张跑来连部报告，说有位中国‘吉文棍’死啦死啦的。指导员派我们三个人去掩埋，我到现场一看，原来死者就是马司务长，他的头部有枪孔，身上也有多处枪孔。原来不是什么去‘团部集训’，而是秘密执行枪决。因死后掩埋的不深，被野狗拉出来吃的时候，朝鲜‘阿爸吉’看到才跑来报告的。
“马司务长的被杀，给我思想上极大震撼，我反复在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是骗人的吗？枪杀放下武器的战俘、秘密处决马司务长，像一场恶梦似的使我记忆难忘。”
我也曾亲睹这样惨不忍睹的场面，我们学校斗“贪污犯”也是摔打逼供，爹呀娘呀，鬼哭狼嚎！十分之九以上是假案，即便是真的，也不能如此残忍呀！中国人作了几辈子的孽，给逢上这样一个暴虐无道之君。一个人只有一条命呀！再说，谁无妻儿老小……？
现在中国，反贪污也并不是反贪污，是“与时俱进”的借题发挥。由于几乎无官不贪，所以，只要上级领导出于政治上需要，想铲除谁，就反谁的贪污，如江泽民反陈希同，一反准成，决不会扑空。小贪污犯（下级）总会有把柄在大贪污犯（上级领导）手中。如果你把领导服侍好，就保管你万事大吉。江泽民说了：“该抓就抓，该保就保。”本来，只要贪污就该抓，这是法律；但出于政治考量，该保的人，不但不抓，还管保你能步步高升，甚至提升到最高层的核心领导的位置上。有时候，为了转移对这个贪污党的极大民愤，迫不得已抓几个斩首示众，也只是中共找“替罪羊”的惯技而已。
三曰：“借头过关”。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写了一段曹操借头的故事：“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曹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斗，不敷支散。管粮官任竣，部下仓官王堂，入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斗散之，权救一时之急。’堂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堂依命，以小斗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堂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堂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堂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也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必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无虑也。’堂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堂故行小斗，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
“次日，操传令各营将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斩！’操亲至城下，督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城上矢石如雨，有两员裨将避而回，操掣剑斩于城下，遂自下马接士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抵敌不住。曹兵争先上城，斩关落锁，大队涌入。李丰、陈纪、乐就、梁刚都被生擒。操令皆斩于市，焚烧伪造宫室殿宇，一应犯禁之物；寿春城中，收掠一空；商议欲进兵渡淮，追赶袁术。”
这个仓官王堂当了替罪羊，他的头，算是“羊头”；杀那两员裨将是要杀鸡给猴看，所以说，他俩的头，就算是“鸡头”；这些都是消灭敌人的手段，杀敌军将领李丰、陈纪等，则属最后达到消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的“借头过关”，也完全是循此行径：借羊头，借鸡头和杀敌头。毛的“杀敌头”，在策略上总是“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
（1），借鸡头
A，中国第一号大右派章伯钧说：“老毛是要借我的头。”（见《往事并不如烟》）这个“借头”的性质是借“鸡头”，是要杀鸡惊猴。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国际上有苏联的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中国也跟着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这对于毛无异于“同着和尚骂秃驴”，匈波事件又引起中国的“懂得气象学的蚂蚁出洞”；在中共党内，强调集体领导、反冒进都是针对着毛的，国内知识份子鸣放、工农和学生闹事都威胁着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毛为堵塞这股民主洪流，治乱世用极刑——据王若水判断，1956年毛就起了“杀机”。1957年反右派，借右派的头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来镇压国家的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所以就不仅仅是借章伯钧一个人的头的问题，而是要借右派这个群体的头。这一点，刘宾雁先生在给丁抒先生《阳谋》一书作的序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分子来说反而要痛苦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一百万余名‘反面教员’（毛泽东语）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于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反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和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毛泽东对右派的借头，除了用以“儆猴”的手段意义外，还要达到更根本的目的，即具有“杀敌头”的意义，这就是要从政治上（相当一部分从肉体上）消灭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极权，也即毛泽东个人专权路上的拦路虎——篡权前夕毛就在评白皮书中定性为“右派”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右派后，毛又说：“罗隆基、龙云实际是反革命，定为右派，以示宽待。”（《庐山会议实录》第333页）
在这里就充分地显示出，毛的反右派，从本质上讲是反人民，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右派观点都是为民请命，反对毛的倒行逆施这一点上得到证明；从量上讲是把右派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来反的，这是他一向惯用的“枪打出头鸟”的策略。吴祖光曾说他没有理由要反知识份子；这说明吴尚未认透毛的本质与知识份子的本质，及其之间的关系。毛的本质决定他要反知识份子；不反知识份子，不是他的本心，不合他的本性。因为他要搞一人专政，独霸天下，只有实行愚民政策才能达此目的。知识份子的本质是独立思考，向往民主自由。结合当前形势来说，广大的农民（包括贫下中农），吃尽强迫他们入社，剥夺他们的土地、牲畜、农具，征公粮、卖余粮，干部欺压的苦头，而举行退社、闹事；学生因为升学、就业、学校各种问题而罢课、游行示威；工人因工厂官僚主义管理，各种政治的生活的不公正待遇、体制方面问题更大，出现罢工、闹事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和国际上苏联反斯大林，东欧波匈事件，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退党风潮，与国内一系列政治运动积累下的欠债，和社会主义改造急躁冒进，好大喜功带来的恶果累累，这就形成了一种危机四伏的政治经济大坏局面。毛泽东虽表面上发表了很多假装大肚汉的言论，但内心里却是朝最坏处着想，宁肯把困难估计得更多些。他没有进行改革的打算，而是下了最保守、最反动的决心，要打杀“出头鸟”。知识份子是人民的先生，是人民中的出头鸟；右派是知识份子中的出头鸟；民主党派是鸟群。果然，他得逞了，一经反右，他倒行逆施所带来的对人民的种种危害，工人、农民、学生都不敢提了，更别说闹事了；更别说资产阶级的意见了；连周恩来们的反冒进，也只有请罪的份了；一切正确的言论、行动都偃旗息鼓了；一切祸国殃民的做法，都能兴风作浪，畅行无阻了。
B，还有一种，杀鸡不是为了儆猴，而是为了设宴。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大寿，作为寿礼，强迫救国会“自动”立即解散。这就是为斯大林奉上的一桌庆寿百鸡宴。因为救国会曾在抗日期间登报声明过，反对斯大林大元帅与日本订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苏联以承认满州国独立换取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在反右派时，把“阴谋恢复救国会”又作为划王造时右派的一条主要罪状。这使我想起了年羹尧的一个血淋淋的故事。说的是，在宴席上，一位客人发现碗里有个苍蝇，因为客人知道年是个杀人魔王，为避免年滥杀无辜，就装着没事，把苍蝇硬是吃进肚里。可是，并未躲过年的眼睛。下一刀菜上来——哎呀，不是菜，是一颗人头！厨师的人头！老毛上的是“反动组织”救国会和右派分子王造时的人头。
文革初期，毛泽东打倒罗瑞卿，只是因为罗反对林彪的个人崇拜和“突出政治”；可罗并不反对毛，而是死心塌地地拥毛。毛所以要打倒罗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向林借刀杀向刘少奇，才先杀掉罗瑞卿这只鸡向林上供的。在《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上说：“罗瑞卿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一直受到信用和重用，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同意打倒罗瑞卿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如他给江青的信上说的，为了借朋友的力量去“打鬼”。因此也可以说，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同林彪作的一笔政治交易。”（第69页）另有一说是，毛借林之刀杀向罗，是为打倒刘少奇扫清道路。由于极权政治全是黑箱作业，人们只能靠有限的资料进行推理，因而得出的说法各异；但性质无异，都是毛要借罗瑞卿的人头。
“九一三事件”后，毛又用林彪的头作为“鸡头”，设宴招待‘三老四帅”。11月14日，毛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发表讲话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其实反击“二月逆流”的主帅是毛亲自加以支持的江青。
毛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对张茜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还面向其他人说：“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谈到“二月逆流”：“那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
毛在军委会议上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付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翻云覆雨，一至如此！（以上谈话，转引自《毛泽东与康生》第167、174页）
对比刘、林，我们看到，他们被借刀的命运是相同的 。在延安毛也曾向刘借刀，杀向王明和周恩来；而最后下场，二人又都是作为毛的敌人而被消灭的。
文革中间，毛所以要提出“还我长城！”并打倒“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关、戚，那也是为了收买军心而特意杀鸡酬军的。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意义的“借鸡头”，就是让敌人残忍地屠杀自己的党员，以“取信于”敌人。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
用反共的面貌和组织消灭反共的力量。因此，为了培养一部分共产党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机构的关键位置，牺牲一些小共产党员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的特务熊向晖在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身边，利用反共面目，杀过不少共产党人，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90页）
（2 ）借羊头——“替罪羊”机制
A ，四人帮是五人帮的替罪羊
四人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替罪羊。这是因为：一，四人帮替的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罪恶，这个罪恶是史无前例的；而毛泽东则是比斯大林、希特勒的罪恶都更大的罪犯。二，四人帮不是贼王，不是罪魁祸首，是爪牙，是喽啰，所以不能承担首犯的罪责。说四人帮是毛泽东的替罪羊，恐怕普天之下鲜有否认者。但“鲜有”毕竟还是“有”，不然何以一个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追究文革罪责竟只拿四人帮是问而不再往上追究呢？
对此，中国人都心照不宣，不是“不宣”，而是或装糊涂，或敢怒而不敢言。西方舆论界就不那么认账了。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邓小平：“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你就看邓小平怎样“王顾左右而言他”吧！ 邓回答；“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毛什么时候把国家从危机中挽救过来过？恐怕说成“把国家推向危机”，倒更合事实。——紫丹）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还会比共产党更黑暗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他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03页）说了半年六个月，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奥女士插问几个别的问题，就又返回到这个问题，而且扭着不放：“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由于对邓的回答显然是不满意，才接着问：“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邓回答的要点是：“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奥问：“你是否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邓答：“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这里表明邓死心踏地地要四人帮当毛的替罪羊；一是在罪行上替罪；二是在群众“痛恨”的对象上当替身。关于第一点，我要学着毛的口吻说：“没有毛，四人帮顶个屁！”关于第二点，我要表扬毛，因为他说了实话：“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老毛，我是‘豺浪’的后台。”这一点，毛就成了群众的“知心人”：他知道群众嘴上说的、笔下写的对四人帮的痛恨和揭露其滔天罪行，其实心里指的是“我老毛”啊！群众也是把四人帮当做毛的替罪羊来指桑骂槐的。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哩！可邓小平却不老实。难道他真不在乎全国人民对他的撒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还是情有可原—共产党一天不撒谎日子也过不去？邓小平随意要撒谎，实质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奥问：“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邓答：“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在邓回答后，奥的发问就把邓的掩耳盗铃（或说没穿衣服）揭个昭然。她问：“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在邓答“有这个因素”及但书后，奥又问：“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邓答：“江青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当然忘不了但书：“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奥女士不等邓说完就打断他——不是插问，也不是肯定，而是一句斩钉截铁的否定句：“我们不知道。”邓接着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把“实事求是”挂在嘴上的邓小平，竟说“毛主席干预不力”； 毛主席就有“这点”（原话！）责任！要按你说，毛主席该是个多么软弱的人物呀！他该是多么喜欢保持被动呀！你说：“江青坏透了！”但人们不免要问：“比毛泽东还‘透’吗？”国人皆知，江青在法庭之上公开坦承：“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你说：“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这固然不错，但按共产党的政策规定“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那么，首恶者、罪魁祸首、贼王毛泽东该当何罪？应该承认，所有四人帮的罪恶，再大也只不过是毛的罪恶的一个部分，而且“都是毛主席叫我做的”。
奥问：“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样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邓答：“零分以下。”“零分以下”者，负数也。这是数学概念。它的社会意义就是，如果一个人得零分，他就没有了人性，已经算不得是人了；如果得负分，那他就是人性之大敌，危害人类的害人虫！以这个评价作标准分来衡量毛泽东，他就更是“零分以下”了。所谓“更是”，就是这个负数的绝对值更大。按照我前面对他的本质已作出的分析，他的得分应该是负的极大值。从数学概念翻译成生活概念，就是坏极了，糟透了，无以复加了！就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虽九死而难能抵其罪于九牛之一毛！
从前造神时曾有如是说：“愿天下的树都成为笔，愿天下的河都成为墨，愿天下的人都成为诗人，那也书不尽毛主席的恩情！”现在只用将“恩情”还原为“罪恶”，便真相大白。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在《谁是反革命》一文中说：“仔细回顾一下的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各个方面的决策几乎全是错的，包括外交政策—-没干一件好事。”被视为中国最有骨气的知识份子之一、著名戏剧学家吴祖光为史若平教授《寒冷的夏天。1957风云录》一书所写的序言《从1957年说起》，是这样结尾的：“我何尝不打算说毛泽东几句好话，但是实在连一句好话也找不出来。他的那些诗词只不过是他暴虐专横的遮羞布，只有他的一句‘词’可以概括一切，就是：‘不许放屁！’此外就是孽债如麻，不须说了，是谁也说不清的……”（转引自《开放》2005年二月号）诚哉，是言也！毛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啊！应该把“四人帮”实至名归为“五人帮”。这才是没有回避奥女士问：为什么“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B，毛泽东、共产党创造和利用各式各样的替罪羊，形成一种替罪羊机制。
文革中发生的“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非常紧张，而毛这时正要军队介入运动，控制混乱的局面。毛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故作姿态，向军队对之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开刀，让陈、江当了替罪羊。于1967年2月10日，毛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参加。毛在会上大发雷霆：“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指陶铸）。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只有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有说话。陈伯达讲了话，江青插了话。”陈受到批评后很紧张，几次透露想自杀。但是中共剥夺人的自由，做的非常绝，让你非但没有言论自由，而且没有不言论的自由；让你非但没有活的自由，想死也没有自由。大家都知道，自杀也要获致罪名，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叫“畏罪自杀”。这次，江青指着陈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还专门查找了“自杀”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据：“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文革大年表》第180页）“其实，批陶的决定正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陶铸在政治上被抛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江青不过是拉上陈伯达将此事提前捅了出去罢了，就像早先在文革运动中屡屡干过的一样。”（《晚年周恩来》第198页）三年后，毛决心要打倒林彪，就写出《我的一点意见》：“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绝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又让陈先当替罪羊，展开“批陈”整风；着手批陈、着眼批林，暂且麻痹林彪和掩国人耳目。从此，老夫子锒铛入狱，先生休矣！
毛共罪孽深重，内里早已腐烂透顶，但还要硬撑伟大、光荣、正确的表子，所以就乱找替罪羊：党内找、党外找，非但在中国找，外国人也不放过；非但在人间找，老天也不放过。汝未闻“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讨债”的谰言乎？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河南省的信阳事件，一个专区饿死了一百多万人。这本是毛泽东的“人祸”所致。《中国大逆转》中说：“1960年冬，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替罪羊，他说：全国有1/3地区形势大不好，‘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中共信阳地委按照毛泽东划定的框子，提出报告说，该地区大量死人，‘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1960年12月12日中共信阳地委的报告）。中共中央立即肯定了信阳的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队迅速掀起整风整社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当时，河南省曾派出干部，驻豫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也派出全副武装的团队，将信阳地区各县、社、队的干部分别集中看管起来，人人过关，对一批为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任务而习惯强迫命令、压制和迫害群众的干部，大体上也就是在合作化运动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中被提拔起来，又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得势的‘新恶霸’，处分的处分，判刑的判刑，枪毙的枪毙。各省各市都为此处理了一批干部，以证明问题主要出在下层，将上层应付的责任遮掩过去。”（331页）
C，另有一种不是替罪羊，而是掩罪羊，是借他的羊头，好挂起来卖狗肉，以掩盖他的罪恶和丑恶。例如李立三，他的存在，就标志着毛泽东在处理犯错误的同志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个大字，来掩盖毛“以杀人如儿戏”（周恩来语。见《毛泽东与周恩来》第100页））。李立三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现身说法，发言的题目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是，掩盖罪恶、制造假象、用纸包火，都只能是转瞬的事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用事实真相说明毛的权力是建立在赤血白骨之上的。就连作为“羊头”挂的李立三也未能逃脱残酷折磨、被逼自杀的可悲命运。
在党外例如对宋庆龄，好像只要收买下一个宋庆龄，就等于收买下了孙中山，也就同时收买下了三民主义的商标权。然后毛泽东就可以有资格振振有词：“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毛泽东选集》五卷，第311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刚才吴祖光所引毛词“不许放屁！”那是他对别人的苛求，对自己则是大许特许的。我不说别的什么，只请读者想一想：毛泽东是怎样完成民主革命的？——他让全民啼饥号寒，饿死4000多万人，就是他完成民生主义的标志吗？他焚书坑儒，杀害几百万知识份子，在党内外实行个人专制独裁，即便是国家元首，都可以任意戮杀，这就是他完成的民权主义吗？：先是让日本多占地；后是一边倒、称臣斯大林，破坏中华文化、文物古迹，让马列洋教跋扈；再后是挥霍中国人的血汗、喂养国际毛派杀人政权……这就是他奉行并完成了民族主义吗？所以，与其他说“完成了”，倒不如由他自己来宣称：彻底破坏了孙先生的民主革命，“完成”了专制复辟；才算是以身作则，“不许放屁！”
在国外，挂霍查这个羊头，是代表“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挂卡斯特罗这个羊头，是反驳“和平过渡”，树立“战斗过渡”这竿旗帜的（苏修把古巴当成“和平过渡”的例子，卡氏说，他们是“战斗过渡”）。不过，古巴很快就给中共翻脸了。当中共大事宣传“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时候，人民大众却毫不客气地给予冷酷的讽刺：“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后来阿尔巴尼亚也都“严重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反右令中说：“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毛泽东选集》五卷，427页）毛泽东都感觉到意见“尖锐”了，可见是够尖锐的。傅的发言，指党员回报他人思想情况是“特务”，指党员在位无能是“木头牌位”，还提出“民主治校”。换上任何一个人都会跑不掉划“极右派”的。可毛泽东手大遮天，保护了他，只要他不划右派，挂起他这个“羊头”，就足够说明，凡是划右派的，即便意见不尖锐，但都是“恶意”的，“怀着敌对情绪”的。当这个羊头的价值过期作废时，在文革中便成为了“漏网右派”，和新罪名：“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黑帮分子”、“资产阶级黑线专政的大学阀”，被批斗、被抄家、被打骂、坐喷气式、被送进”劳改大院”，是北大“黑帮”中被打得最重的一个，经受了残酷折磨……毛泽东的“善意论”，哪里去了？
D，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的替罪羊是斯大林和毛泽东
共产主义的一切罪恶、一切弊端，暴露于世，而遭遇彻底失败的时候，某些原教旨主义者跑出来打圆场了，说什么他们实行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汁原味的共产主义，而是扭曲了的假共产主义，且沿用了中共批苏共的“九评”中最后一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上的教训》一文的概念，说所有到此为止，毛、斯等所实行的都是假共产主义，人们要从中吸取教训。
这个学说降世百多年来，曾受到拥护，并且拥护到狂热的程度，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博学多才、思想深邃、热心济世的世界级的伟人，而且这个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是放在统治思想的地位的，在中国，至今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谁说，把马列主义放在“百家”中算是平等的“一家”，那就要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一直有人在反对。但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洋洋得意地说，这些反对派屡屡宣布驳倒了马克思主义，可他们却仍然继续在驳。以之说明马克思主义是驳不倒的。这是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理论驳倒另一个理论不是靠打嘴官司可以解决问题的。靠什么呢？这就是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的：要靠实践、靠工业。而实践具体地推翻了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却是无可辩驳地符合了“事实胜于雄辩”的真理。这也同时说明，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凡是马列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马列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而是站在事实上说话。
纵合公理和婆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学说一样，作为一家之言都有存在下去的权利。但，若要罢黜百家，独尊一家，并用它来建立一种共产主义极权制度，那就不止是行不通，而是毫无例外地被实践证明： 哪里这样做哪里便充满血腥与贫困。这是在十几亿人口的地区，以牺牲成亿的人命为代价，在上一世纪做实验的结果。如果有人（在中国和海外都仍大有人在）仍不死心，则需考虑：1，人类付出的代价还不够沉痛吗？你还准备再拿出多少人作牺牲品来作你的“真”共产主义乌托邦试验？2，人类竟然会“愚蠢”到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都未能把这么“美好”的社会制度实验成功，那说明什么呢？是人的问题还是主义和制度的问题？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分子们如果继续不死心，那就只有像苏联、东欧那样循着毛泽东“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逻辑，继续失败和灭亡下去。3，中国共产党所以还能苟延残喘，甚至回光返照，是由于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而滴注进去资本主义的救命汤。这在中共的统治史中是屡试不爽的：所有砍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的时候，就等于是率兽而食人，导致国民经济大破坏，濒临于崩溃，而往资本主义一“倒退”，例如搞点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形势就立即起死回生；而更见效验，更具根本性转变的是：“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你说的那个“真共产主义”，胡锦涛正在付诸实施，这就是他在搞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窃以为这是“蝌蚪赶鸭子——急于找死。”请听我再做一番细说端详：
共产主义带着先天的不治之症来到人间，使人类遭受到一场浩劫。毛泽东看准它最适于自己篡国夺权的目的，就把共产主义用三民主义包装起来，起了个名字叫做“新民主主义”，以迷惑和骗取到人心。这也曲折地说明，任何时候三民主义都是大得人心的。毛泽东在党内一再交代，要打孙中山的旗子，要打三民主义的旗子。
事实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借鉴了世界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择其善者而从之；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它们的弊病—其不善者而改之。
事实上，每当毛倒行逆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就偷偷摸摸地参杂一点“三民主义”当做救命汤来喝，如大饥荒后实行的那一套放松的政策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应该把他的口头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干脆改成“三民主义，一抓就灵”才合乎实际 。
更具说服力的又一典型例证是邓小平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他引以自豪的、值得他大吹大擂的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而这又是人人都承认的明显的事实，但是，你想了没有——他在改革中深得人心的是什么东西 ？是从哪里取来的？这回不是右派道出了真情，而是，从上层的左派，到农村的得利的基层干部。他们所发出的牢骚和责难，便道出了真情实况，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好一个精辟的概括！“退到解放前”竟会如此大得民心，而却使毛分子如丧考妣！他们说风凉话：“国民党反动派又回来了！”更说什么“人民政府”应该改成“国民政府”、 《人民日报》应该改成《国民日报》、《红旗》杂志应该改成《蓝旗》。杂志。后来《红旗》还真的改了名，当然不可能是《蓝旗》，而是改成了《求是》。他们对《红旗》易名心存愤懑，不说“求是”是“求是”，而气急败坏地倒着读：“是球！”竟把自己的喉舌说成“是球”了。
我们还要通过反右派运动，说明一下“借头过关”中借鸡头、借羊头和杀敌头三者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对右派借头的性质主要是杀鸡给猴看，而且毛确认右派是敌人，是反革命。现在还要说，右派还当了共产党的替罪羊。突出的例子是，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的报导《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汉阳县一中学生因升学问题闹事，报导说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公布招生比例；二、全国统一招生；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县长出来答复，他们不听，县委派宣传部长等来解释，他们也不听。有个学生喊了一句：‘头头都在县委会！’学生们又涌向县委会去了……。”闹事的过程，前面已做过交代，现在要提出问题：学生闹事是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这有什么不对？犯得着枪毙三个、判刑四个吗？况且，毛说过，“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们有事，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只有向工厂的厂长、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市政府、向人民政府闹。”（转引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75页）又说过：“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要闹。凡是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是来他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练，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又说：“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其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其瑞的办法。”“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万的大学生……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倒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3页）
毛针对全国发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所说这些处理的原则，也完全适用于汉阳一中的学生因升学的问题而起来闹事。可现在为什么要抓住三个枪毙、四个判刑，把他们当做替罪的羊、儆猴的鸡呢？又为什么进而如报导的题目所示，把大右派、“华中主帅”马哲民也拉来当作替罪羊、儆猴鸡呢？这说明，毛说话，不管对党内还是党外，都是说一不一，说二就二的。对照事实可知，毛若不把你认定为敌人，你还有可能侥幸苟活；一旦他认定你是敌人，你在政治上、甚或肉体上就难有活路了。反右派运动压根就兼具借羊头、借鸡头、杀敌头的性质。
E，三借合一
我们还要进一步综合地指出：借刀杀人、借题发挥、借头过关，往往是借一而得二或得三。土改就是“三借”合而为一的例子：土改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耕者有其田”，以便解放生产力。这是一个正义的革命的伟大举动，正如后来台湾做的那样。但，经毛共一借题发挥，正义变成了血腥的邪恶，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反动：借农民的刀砍掉300万颗地主的头；借这300万颗头堵死农民的退路；只有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有进无退才有活路—“为了保住斗争的胜利果实，冲啊！”这样一来，就又借农民的刀和农民的头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再更进一步发挥，就产生了“大救星”之类的无耻谰言。看透这一点的梁漱溟，为农民生活的悲苦惨状而鸣不平，除了被毛破口大骂外，共产党还造舆论说：“黄世仁、穆仁智都出来为白毛女抱不平了！”——这一点又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借题发挥啊！可以说，土改是毛共活学活用《矛盾论》，以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挑拨离间，各个击破，渔翁得利的一个范例。共产党的胜利是把实行土改作为主要保证的。而共产党的一切阴谋、一切罪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典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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