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3日讯】共产邪灵附体在从小向老红卫兵们灌输莫名仇恨的邪理中, 塑造出了文革浩劫中的党卫军——老红卫兵们，当年的老红卫兵以“革命后代”自居，在学校率先造校长、老师的反，继而冲向社会造“牛鬼蛇神”的反，制造“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们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产生之初的红卫兵根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全是共产邪灵附体灌输给他们的一套邪理，以林彪等人在那些年代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权威为自己的思想，以毛泽东的一系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讲话为自己指导思想。除了阶级斗争、阶级路线、无产阶级专政、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修正主义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它的思想方法是一种极端的教条、专断。
他们行必拿“红宝书”，言必提伟大领袖，林彪如何说，是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的邪说催生了血统论这个怪胎。血统论是维护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产生的，共产邪灵附体在利用血统论红卫兵的行动去狂热的树立毛的绝对权威的同时，也安排了对他们又打又拉的计划，这是因为，共产邪灵附体人类就是为了利用，对人本身的生命是不看重的，即使某人，某个群体为它拚命效劳，在不起作用的时候，对这些人它是任意处置的，想杀就杀的，由于血统论红卫兵上辈中的许多人是共产邪灵附体在文革浩劫中要整治的对象，而且，如果任由血统论红卫兵这样杀下去，就会干扰共产邪灵附体整治 中共内一部分人的安排，这样，共产邪灵附体启动了下一步的安排。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领导人执行的一条旨在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陈伯达在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又名《两个月运动总结》）的长篇报告。报告中说，这场文革是要整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制订了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整治走资派，反而是镇压人民。人民群众应该起来批判这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应该接受群众的批判。给前段时期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群众平反，赔礼道歉。所有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要予以销毁……。
在报告中陈伯达还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
共产邪灵附体指使陈伯达在报告中对“血统论”公开提出严厉的批判，并非是真正要打碎这种长期以来压制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枷锁，而是为了引诱更多的人更深的陷入文革浩劫的火坑中，让共产邪灵附体更易于操控，为共产邪灵附体卖命。事实上，到一九六六年为止的青少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出生的青少年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不但青少年是如此，许多成年人也是如此，在共产邪灵附体营造的妖氛魔围的环境中，自觉不自觉的就在文革浩劫中丢掉自己的生命，变异自己的精神，害人害己。“血统论”本为邪灵理论中的产物，但为了骗更多的人陷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中，就对“血统论”提出批判，但只是在表面上浮光掠影的说一下，实质的东西是不触及的，在共产邪灵附体看来，只要不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方针，就不可能真正抛弃“血统论”。因此，当遇罗克写出《出身论》对“血统论”展开真正的批判时，就遭到了同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情镇压和肉体消灭。
对于“血统论”的批判和毛泽东发出的打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的中共领导人的号召，使许多非老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了新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红卫兵”。这些出身一般的青少年学生在前一阶段处在政治歧视高压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因此，对老红卫兵及其父辈有着一种莫名的仇恨。心中积累的怨气正在找出口，而人世间的任何仇恨，怨气，说到底，都是人性中的一种魔性的表现，共产邪灵附体在另外空间对这些看的很清楚，它要使这种仇恨，这种心中积累的怨气为共产邪灵附体祸害中华所用，就作了这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安排。让所谓的“造反派红卫兵”有一个发泄他们魔性的机会，于是由共产邪灵附体导演的另一种形式的祸害又在全国上演了。
1966年10月，北京各个高校首先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很快发展到一般机关、事业、企业单位，高潮出现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党的领导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造反派红卫兵” 对这次运动起了极大促进作用。他们在学校里把工作组批倒以后便冲向社会，到机关、工厂里“串连”。他们狂热的行动刺激了社会上的群众。群众批判当权派们的音量增高了。非法和无人性地斗争当权派们的残暴行为升级了，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只要是所谓的当权派，就有可能被扣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包括“造反派红卫兵”在内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就可以任意打骂，侮辱。直至折磨至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过程是一个典型例子，许多中共老干部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公之于众的虽说不多，但也有一些，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事实，就是许多曾经被中共作为“统战”对像而安置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作花瓶，当副手的所谓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市，县级及以下的所谓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很少见诸于报导，上至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宋庆龄，也被北京的红卫兵勒令“革”她几十年不变的传统发式的“命”，为了顾及宋庆龄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宋庆龄的命当时留下了，而她已死去多年的父母亲可没那么幸运，上海的红卫兵连死人也不放过，他们把宋庆龄双亲的墓地“砸烂”，扬骨暴尸！这样的事，最能说明操控红卫兵的共产邪灵附体的邪魔本性了。
省部级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不少，也有少许见之报导。
市，县级及以下的所谓的民主人士被折磨的以及折磨至死的事例就鲜见报导了。
我这里举一个湖北省汉川县（现更名为汉川市）县城内几个所谓的民主人士被折磨至死的事例：
1． 刘副县长。
刘副县长在1949年前，将其在县城内的楼房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站，为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壮大各方面出力不少，中共非法建政后，为了“统战”的需要，给了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县长头衔，本来是一个相当有才华，能干事的人，文革浩劫前，长期有才无法用，有力无处使，郁郁不得志，在中共非法的历次运动中，提心吊胆过日子，十几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早就后悔当初怎么就鬼迷心窍，帮助中共去推翻合法的国民政府，如今落到个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步，文革浩劫中，一受批斗，精神上再也无法承受了，回家就自杀了，这是这个小县城内第一个自杀身亡的当权派。
2． 杨副局长，
杨副局长家境殷实，在县城内是有相当资产的人家，在五十年代，中共搞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中共邪立名目，夺去了有资产的人家的财产，杨副局长当时表现积极，为了“统战”的需要，给了他一个有职无权的商业局副局长的位置，此人生性胆小，长期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浩劫中，是祸躲不脱，几经批斗，自杀身亡。
3． 熊副店长。
熊副店长家的商店，在中共搞公私合营时，成了中共的财产，他成了拿工资的店员，挂了个商店负责人之一的虚名，事情不能比一般店员干少，操心要比一般店员多，文革浩劫中，他也是批斗对象，这日子无法过下去了，抛下一家老小，自杀身亡。
。。。。。。。。
类似的死亡事例，在这个小县城内就不止三例，全国就更多了，
这三人一死求解脱，可苦了还活着的家人，中共对死人也不放过，宣称他们自杀有罪，是有罪之人，死者已去，活人遭罪，刘副县长当知青的女儿，就因受刘副县长的自杀之罪的牵连，受到污辱，还不能被招工回城，万念俱灰，投水自杀身亡，到九泉之下，追随其父去了。
这三人的其它家人也因受他们自杀之罪的牵连，在他们死后，也遭了不少罪，而心灵上的创伤则更为深重。
值得深思地是，这三人的子女中，都有人是造反派红卫兵，不知这些身为造反派的子女，如何去看待其无罪的父亲们，怎么就在他们参与的造反运动中，成了罪人，死于非命的
何止是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的父辈，遭此劫难，那些曾经以折磨其同辈人的父辈为乐的老红卫兵们，此时，他们自己的父辈也陷入了劫难之中。
在北京，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也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带来的灾难也降落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他们原先“红色贵族”的地位正在动摇，甚至还有可能坠入社会的最底层，成为新的“狗崽子”。老红卫兵们不愿坐以待毙。 在周恩来和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几位老帅讲话的鼓动下，他们愤怒了。文革浩劫中，他们那以被共产邪灵附体放大加强的魔性有了新的发泄点。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工业大学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前身主体是“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曾经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臭名昭彰。
“联动”分子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他们的口号是；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请读者诸君注意，许多昔日的“联动”份子，已是今日中共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正在以新的形式兑现着他们的誓言和曾经呼喊过的口号）。
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指使造反派红卫兵造其父母反的中央文革小组和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而中央文革小组和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黑后台正是毛泽东本人，这回他们可捅到了马蜂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挥向了他们，公安部对红卫兵纠察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捣毁其据点，抓其 “首恶分子”，骄横惯了的“联动”分子于 1966年 12月16日、28日、31日和1967年1月6日、7日、11日高呼口号，先后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未果。
之后，“他们臂戴红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各种口号，竭力发泄心中郁积的怨愤和不满。在老红卫兵集中的校园里，他们的情绪更是找到了发泄口：撕毁图书，砸烂教学仪器，劈掉课桌的椅子取暖，或者以各种物质修筑工事、营堡……。” ，（《红卫兵档案》）
1966年12月26日以后，“联动”组织被摧毁，骨干成员大多数被捕。并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这个曾经因为关押了“联动”的老红卫兵们，而被人们称作“红卫兵监狱”里，上了共产邪灵附体给他们的另类教育课，
但是。作为共产邪灵附体长期培养出来的党卫军，共产邪灵附体对他们是又拉又打又抚摸，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接见一百多名“联动”骨干成员的方式，释放了“联动”分子。老红卫兵们就以这种方式宣告了他们 在文革浩劫中魔性表演的没落，在文革浩劫后，至今也还未清算他们所欠下的血债。许多的老红卫兵们现今还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继续干着害人的勾当。
而“造反派红卫兵”在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后，其下场就不那么轻松了。以下是曾经被共产邪灵附体重用过，曾经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领袖的几个人的下场；
谭厚兰：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公社”主要负责人，
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1968年10月，谭厚兰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1982年11月，谭厚兰在痛悔中走完了一生。这年，她才45岁，
王大宾：
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1971年，王大宾被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开除党籍。先被关押，197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释放
韩爱晶：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韩爱晶二十岁，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头目、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德怀，带头对彭德怀逼供和殴打，使彭德怀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
1990年韩爱晶对一个朋友说，他为自己参与打击、甚至动手殴打彭德怀感到深深的悔恨。但他也提出疑问：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韩爱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他被羁押，后分配到湖南株州一家工厂作技术员。1971年受隔离审查，接着被监督劳动，
1979年，韩爱晶正式被逮捕。1983年6月，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86年获释。先在劳改农场，后回到原工作单位工作
蒯大富：
蒯大富是以攻击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名的清华大学学生，“井冈山兵团”负责人。，1968年工人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受到批判，后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作技术员。1970他被隔离审查，监督劳动。1978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判处十七年徒刑，。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1987年刑满释放。
蒯大富出狱后才结婚成家，。1993年春，他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企业，至今不敢以本名示人。文革和红卫兵经历，一直是蒯大富反复思考的事情。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为之悔过，但是不能接受判决书指控他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
当老红卫兵们组成的“联动”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中央文革小组时，当“造反派红卫兵”们的代表性组织：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和毛泽东的工宣队和解放军打成一团的时候，文革浩劫中的党卫军——红卫兵组织的使用价值基本上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得差不多了。而这些青少年中已被共产邪灵附体放大，加强并释放出来得魔性，再发展下去，是很难被操控的，如何使他们以后更俯首贴耳的听命于共产邪灵附体的号令。得使用另一种方式了。这个另一种方式，就是文革浩劫中规模巨大的运动之一──知青运动。而这场知青运动又和红卫兵运动紧密相关。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在毛泽东的这段话中，有几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看点；
1．“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当毛泽东说出这句话的时侯，可能他已忘记说过的 ，曾被重点强调了近30年的那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为什么教育农民在共产邪灵附体那里成了严重的问题呢、因为共产邪教的邪理认为，农民是、“每时每刻都在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要控制和盘剥农民，就需要用共产邪教的那套邪理去强制“教育农民”。为了让前不久还在为共产邪灵附体卖命的红卫兵，现在的知识青年以后能更俯首贴耳的听命于共产邪灵附体的号令，就要被强制教育的农民，许多文化程度为不识字的文盲的农民去再教育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这种鬼把戏，只有共产邪灵附体才做的出。
2．“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这句话说的倒也坦白，就是对这个“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的知青运动，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是不愿意的，就要说服，“来一个动员。”怎么说服，怎么动员，老办法，就是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用暴力和欺骗的手段去说服和动员。这种邪恶的说服和动员不知造下了多少人间悲剧。
3．“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这句话说的也较明白。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城里人不愿意，各地农村的同志也不欢迎，
而那些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们，可以说没有几个人是真心愿意去的，
也就是说全中国的民众，城里人，农村人，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们，基本上都不赞成这个知青运动，但共产邪灵附体就是要干，而且一干十多年。正突显了共产邪灵附体反人性的邪恶本质，
而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所谓的知青运动，对全中国的民众都是一场灾难。
在这场持续十多年的所谓的知青运动中，老红卫兵们狂热奉行的“血统论”成了中共政权明目张胆地施政条例，一位美籍华人在题为《下乡》的文章中写道：下
“第二天上午，人们按时到达会场。只见办公台上铺着一大张红纸，上写“光荣榜”。镇革委的人也不再多说什么，只叫人们在纸上签名。随即便有三几个人爽快的签了名，就此而已。之后无论镇革委的人怎样劝说，也不再有人签名。中午十二点了，镇革委的人宣布包括我在内的其中一些人留下。小镇上的人我都认识，我注意到留下来的人都是红朝所称的黑七类的子女。
当可以先走的人刚走完，一个镇革委的人突然走向一推抄家没收回来的古旧家俱旁，抽出一条木椅脚，在手上拍着，向我们走近，要我们逐一表态，要说明不签名的原因。轮到我说的时候，我说家里只有一个母亲，离开了便没人照顾……。我话未讲完，只见镇革委的人猛的一下用力把椅脚敲向办公台。当乓的一声传入耳鼓时候，我的心也跟着突突的振荡。镇革委的人铁青着脸，咆哮着：“人民政府给你们光明出路，你们还留恋反动家庭吗……。”
我的玩伴小马，只有十六岁，他的手正搭在我的肩上，不停的抖。我脑里闪过传闻中几个在被勒索交出钱财过程中被活活打死的地主；闪过亲眼目睹工人武斗；广州城内吊在电线杆上，及横在路边死的莫名其妙的尸体；闪过自四清运动后给予逃避斗争罪名而管制后又不断被斗的母亲。我恐惧乱棍落在身上，也恐母亲因我而遭更激烈的斗争，终于屈辱地在“光荣榜”上签了名。
对付黑七类以外的青年，红朝又另有策略。那就是将其父母停职，不发给工资，直至同意下乡。
金秋十月的一天上午，天朗气清，我们出发了。镇革委会的墙上贴着光荣榜，高音喇叭在广播，声传数里：“我们镇首批革命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热诚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热烈欢送……。”
一些人在敲锣打鼓，场面看似非常热闹。一群小学生走上来，给各下乡青年在胸前戴上一朵血红的大纸花。
我和小马及一些还没机会上过中学的人，忽然变成了知识青年，而且还是革命的，并热诚地去接受再教育。
我真想放声大哭，笑红朝的荒谬！
然而，又不禁悲从中来，我想痛哭，哭十多年来在挣扎中苟存的生命；哭面对的茫茫前路；哭一直相依为命、体弱多病的母亲将单独生活，不断被争斗、被奴役。但最后，强忍了眼泪。我并非刚强，是怕招致残酷的斗争。
有几个年纪较大，拒不签名的黑七类子女，于十多天后，被强行取消了户口，断绝粮食配给，由两个共干“陪同”来到务农的乡村。
我们也知道了，当初领先报名的人，都是共干安排的戏。他们都不用下乡，名目是：革命需要。”
从上文中，人们不难看出，就是在下乡这个问题上，共产邪灵附体的“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九大邪恶基因都在这上面起着残害民众的作用。
自从中共在中国农村非法建立所谓的革命根据地以来，由共产邪灵附体掌权的地方，就出现了所谓的三农问题！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中共政权在华夏大地非法建政以后，共产邪灵附体把中国农民整治成了二等公民。这些在三农问题中一直苦苦挣扎的二等公民们，许多地方生存环境之恶劣，是许多人难以想像的，而成千万的来自城镇的知识青年却一下子被共产邪灵附体安排到二等公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成了要受二等公民教育的物件，这当中生存环境变化之大，反差之大，对许多来自城镇的知识青年和其家庭都是一个伤害。到乡下以后，许多知识青年衣食无着，生活困难，长期需要家长资助。家长在城里担心，知青在乡下不安心。糟蹋了一代人的宝贵光阴。死于非命或惨遭奸淫的男女知青数不胜数。上山下乡运动搞得。全国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在农村，农民们告诉了知识青年们共产邪灵附体的许多恶行，暴行，在大跃进的时候，共产党命令他们听任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却去把树都砍光炼钢。为了显示干劲冲天，在数九隆冬还强迫他们光着膀子去修堤筑坝，连十七、八的大姑娘都不许例外。接着，在随后的三年里，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如果你问一个老贫农或者老下中农，他这一辈子日子过的最苦的年月是什么时期，他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另外，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都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了中共的许多农村干部们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的流氓行径。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仰。产生动摇。而这种动摇发展下去，将动摇共产邪灵附体统治的根基。而这是共产邪灵附体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减弱这个动摇，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收到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写给他的一封 信，在这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李庆霖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给李庆霖覆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当时，这封信经中共的宣传机器和各级组织的宣传，几乎是家喻户晓，成了为毛泽东唱颂歌的一个重要物件，是共产邪灵附体欺骗中国民众的一个罪证。
毛泽东写这封信，似乎在表白他对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不知情，实际上是在玩锚哭老鼠的游戏，他不正是乡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的始作俑者吗。许多知青，许多中国人为毛泽东拿出自己稿费中的300元给李庆霖而感动得不得了，有人写道：“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如果他们知道毛泽东当时的稿费积存了一千多万元，给生活条件优渥的章士钊，程思远每人十万元，给江青三万元，就不会这样激动了。
当时，有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记下了中共干部们这些罪行：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类似的罪行在有女知青的地方是不鲜见的。中国的知青在共产邪灵附体造下的火坑中挣扎以求生。
中国的知青在这种挣扎以求生的过程中，有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在“文革记事：我与邻居赵老汉的故事”中，郭冬写道；“1970年冬， 我被选进大队领导班子，被分派去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老实说，我不情愿干这种差事。我知道，我先天不足，家有海外关系，掌管我档案的“旗安办”说不定暗暗把我当成阶级异己分子。可大队书记说我识文断字，大队委员中除了我再没别人能干这种事。”
郭冬的这个记述相当有普遍意义，在共产邪灵附体的利用和操控下，有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对农民是有罪过的，其中有一种罪过是参与了对无辜农民的残酷斗争，
尼斯勒在题为：“我家全是‘内人党’”文章中写道：“
就在几天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革系列节目，一个当年去内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采访。他说蒙古人就知道干活喝酒，喝酒干活。他偏偏徊避了文革挖“内人党”。许多知青当年都是凶恶的打手，却鲜见有人出来忏悔。”就是又一例。
在就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组成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与了向农民灌输共产邪教的邪理的犯罪行为，是有罪过的，作者当年就犯有这类罪过，在此，向受过我伤害的人忏悔，谢罪，请你们原谅。
在文革浩劫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青年们和他们的家庭越来越难以承受共产邪灵附体强加给他们的这种灾难，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缓和这种社会矛盾以及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回城之门刚刚打开一道缝，知识青年就迫不及待地使出浑身解数往城里挤。出身好的、有关系的、走门路的，几个月就回家了。出身不好的、忠厚老实的、没有门路的，则要花一、两年,甚至三、四年。有少数知识青年至今还待在农村未回城镇。
1978年，红卫兵组织彻底完结，1980年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宣告终结，
不论是老红卫兵们还是“造反派红卫兵”们，以及少数知识青年们，在文革浩劫中所犯的罪过，他们自身有难以推卸的责任，但是，追根寻源，都是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毒害下，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干的，现在，这些人若想真心悔过，若想自己生命真正得救，就应当赶快认清共产邪灵附体的真面目，就得赶快声明退出其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抹去邪恶的印记。使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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