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惊天动地的1989年六四事件，有三件大事最具象征意义：一为民主女神出现在北京天安门；一为来自毛泽东故乡的三名湖南青年(史称“天安门“三壮士”)，用内装颜料的鸡蛋投掷弄污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一为王维林在北京长安街只身挡坦克。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17年，当年将鸡蛋投向毛像的“三壮士”，为这一掷付出惨重代价。如果说六四流血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空前的悲剧，天安门“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更是六四事件至今一个还未结束的悲剧。
“三壮士”中的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当年25岁，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另一位是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当年22岁，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今年2月22日获释。第三位是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当年26岁，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2004年底从中国大陆逃往泰国，2006年4月获加拿大政治庇护。
17年还未结束的苦难
1989年5月23日，是北京当局宣布戒严的第四天。三名湖南青年在当时全世界目光的聚焦地──北京天安门城楼，悬挂了一巨大横幅，上书：“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接着，他们相继向毛像投掷内装颜料及墨水的鸡蛋，一向予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毛像，立刻被斑斑点点的墨水溅污。
由于当时天安门广场充满“阴谋论”，留守广场的学生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误判为中共公安便衣蓄意制造事端抹黑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为了不给当局镇压借口，部分学生纠察队成员，将三人“扭送”公安局“法办”，造成他们遭重判的悲惨命运。六四过去17周年，三人个人及家庭承受的苦难迄今尚未结束。
对于“三壮士”之一喻东岳在狱中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的悲剧，以及三人17年来所受的苦难，当年的天安门学运领袖，如今纷纷表示愧疚。可惜，喻东岳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也不认识父母家人；再说，失去的青春和付出的代价如何能补偿！
今年5月4日，“天安门一代”的王丹、吾尔开希、王超华、刘俊国、李恒清、郭惠、潘强、安田、蒋品超、金岩及余厚强等人，在一份欢迎鲁德成获得自由的连署声明中沉痛反省：“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鲁德成等三人向专制的象征──毛泽东像投掷颜料，并因被当时在场的部分学生送到公安局，导致他们承受了沉重的代价。作为学生整体中的一员，作为八九学运的一分子，我们对鲁德成有着深深的歉疚。”
王丹说，鲁德成4月底访问美国时，他两次与与他见面。鲁德成表示在还原事件真相的同时，不忍苛责当时的学生，“真正的责任在于中共”。王丹等人“对鲁德成的深明大义和宽阔胸怀深表敬意，至感惭愧。我们一些当年的学生在得知鲁德成将要开始新生活的消息后，已经讨论决定尽可能为他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鲁德成在纽约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也表示，虽然他们三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但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要怪只能怪中共”。他与余志坚都不怪当时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他最难过和痛心的是喻东岳的病况。因喻东岳早在1991年冬就已被折磨至精神失常。按照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精神病患者不得被关押和服刑，但他却在狱中待了16年。
鲁德成说，喻东岳本来是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没想到他会精神分裂，由此可见他在狱中受了多大的折磨，否则以他的性格不可能疯掉。曾有报导说喻东岳出狱后去了德国，鲁德成指报导不实，喻东岳仍在湖南老家与父母在一起，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喻东岳的情况有多糟糕？鲁德成举例，喻东岳不但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家人，甚至冲着鲁德成年仅七岁的儿子叫“爸爸”。
鲁德成说，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自由世界，他目前的主要目标是要设法改善喻东岳的处境，希望他的病情获得治疗控制。他感谢过去那些年，所有向他们施以援手的人。
为“八九真英雄”付代价
在为“三壮士”鸣不平的海内外人士中，最难得的是湖南自由撰稿人陈少文。2002年6月，他完成长篇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详细介绍了“三壮士”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他们的悲惨命运，这是最早对“三壮士”事件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文章。
陈少文在文中高度评价说：“天安门三君子的行为，震撼了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个人崇拜的传统文化发出了强烈的信号，给老百姓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来下跪文化的结束。他们三个人的行动不仅是个人的行动，也代表了老百姓的意志。他们的行为不仅代表了民主的潮流，也代表了世界价值观的呼应。”
陈少文指出，喻东岳等三人向毛像扔鸡蛋，这在自由国家不过是藉以表示愤慨的抗议行为，在中国，却如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千千万万人民的心里，甚至令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震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令国人惊心动魄的壮举，竟是来自湖南毛泽东家乡的三位青年壮士所为。
他说，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用自己“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大无畏精神，为四十年来遭受毛泽东和共产党“无法无天”恁v统治的人民，出了一口大大的冤气；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壮举，八九民主运动的历史势将黯然失色。
在纽约出版的历史文化刊物《黄花岗》，2002年7月27日刊出陈少文上述文章，8月6日大陆当局逮捕陈少文，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他不服上诉后获减刑两年。在湖南第一监狱服刑期间，被狱警殴打导致头部严重受伤，视力也受损，并连累家人在他坐牢期间受了不少苦。
陈少文2005年8月刑满获释后，曾将狱中经历写成《不共戴天：中国监狱里骇人听闻的报告》一文，揭露监狱的黑暗和残酷。而对为“三壮士”付出的代价及所受的罪，他无怨无悔。
鲁德成说，他们三人与陈少文素昧平生，陈少文却为他们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并因此坐牢三年而毫无怨言，出狱后不改初衷，坚持理念，对照当初他们三人被打成“反革命”而众叛亲离的处境，这样的人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实在太难得了，他非常感动。
三壮士走在历史前面
现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的前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是最早对“三壮士”悲剧命运展开反思及表示内疚的学运领袖之一，2005年3月，他撰写《天安门的历史教训──我见证的砸毛像事件》一文，沉痛检讨学运得失。
他表示，六四事件后，许多参与者从思想角度进行了反省，当时由于他们许多人对中共体制内的改革心存幻想，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没有根本转变，甚至因当时物价飞涨，毛的威望反而有所回升，还有人抬着毛像游行，“三壮士走在了历史的前面，而这正是悲剧的所在”。
封从德说，造成三壮士的悲剧，还有组织结构上的原因，这点外界很少注意，“但作为运动组织者之一，我难辞其咎”。早在1990年底，他就写下备忘录，后来再不断提高认识，“以期从这一悲剧中汲取一点教训”。
封从德描述事件经过说：“ 5月23日下午4时，正在百万人抗议戒严的游行当中，北京上空狂风大作，云色由灰转黄，由黄变黑，浓厚的乌云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天安门广场上妖风四起，一阵阵强力的旋风将地面的纸片、破布和其它各样的垃圾卷起，不知带到了何方。刹那间，地面上干净了许多，各式帐篷在狂风中摇摇欲坠，广播站的塑料顶篷几乎散了架。风沙刮得人脸疼，然后便是倾盆大雨，其中竟夹有冰雹。但不多久，又雨过天晴，西斜的太阳放出桔黄的光芒，射在人们脸上发烫。这是我刚回广场时的一幕。就在这令人惊诧的自然现象的同时，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正在发生。”
封从德回到广场不久，一位同学来广播站报告学生纠察队捉住了三个“便衣”，“他们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难道刚才是毛泽东的幽灵在兴风作浪？封从德诧异万分。经了解，他才知道，当天下午2点，那三名被学生怀疑是“便衣”的人，用水彩颜料灌在空鸡蛋壳里，掷到毛主席画像上，当即被在场的学生和市民抓住。他们被审查了两个小时，开始什么也不说，后来才掏出证件，说是湖南毛泽东家乡来的教师和记者。“他们的证件像是假的，肯定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想嫁祸于学生运动！”因此，广场学生立刻召开记者会撇清“这不是学生干的”，随后三人被移交公安局。
封从德当时认为这样做有欠考虑，因此责备了那同学几句：“怎么可以移交公安局呢？如果三人并不是便衣，那不等于断送了他们的前程。”
六四事件后，封从德与妻子柴玲(后离异)在大陆逃亡十个月，才经香港到法国。后来听说喻东岳在狱中已精神分裂。“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一事件的意义，也对当时学运犯下这一失误的因由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组织上的原因，是外界基本上不了解的”。
他说，当时外界和多数当事人，都以为押送“三壮士”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学运最高组织“北高联”或“广场指挥部”做出的。事隔多年，封从德澄清，实际上，恰恰是因为这两大组织当时没能主持大局，或者说，正是因为当时运动组织出现权力真空，才导致悲剧的发生。
历史事件不无遗憾
八九民运期间，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主要分为北高联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和外高联 (外地赴京高校临时指挥中心 )两派，一度形成天安门两股势力之争。现居华府的“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连胜德，当时是外高联总指挥，被视为决定“三壮士”命运的关键人物之一。
连胜德不同意封从德“天安门广场出现权力真空”的说法，同时对如今天安门学运领袖纷纷对“三壮士”表示歉意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坦承，“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连胜德是四川人，原为天津中国民航学院学生，六四后入狱两年，1994年流亡美国。
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壮士”弄污毛像事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三人的思想境界远远在学生之上，代表一代人与中共专制彻底决裂的觉醒，但在当时来看，似有“拔苗助长”之嫌。他对“三壮士”的悲剧命运觉得难过、痛心，但至今仍坚持当时将三人送交公安的做法无可厚非。
连胜德说，鲁德成等三人当初作出涂污毛像的惊人之举，事前并没有与当时的学生指挥中心协调沟通… …
通，也不肯说出他们为何这样做的目的及透露其背景，造成学生误解。做为当时代表了192所外地高等院校学生的领导人和广场主要决策人之一，他有责任保护学运和平理性发展，不希望授人以柄，更不希望被当局找到提早清场镇压的借口。而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参与学运的学生，90% 以上都是不反共的，包括他本人，所以鲁德成三人用鸡蛋砸毛像之后，有学生来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将三人送交公安？他不假思索就同意了。
即使17年后的今天，连胜德仍没有改变当初的看法。“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我还是会这样做”，因为他是站在全局考虑问题，他不认为鲁德成等人是“反革命”，但至少认为他们是“个人英雄主义”，“不应损坏公物”。连胜德说他很早就意识到广场问题的严重性，当局一直在寻找提前动手、清场的机会，他的责任就是杜绝任何让当局有可乘之机的口实，防止出现“国会纵火案”的翻版，所以只能牺牲少数，挽救大局，否则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
部分天安门学运领袖现在对鲁德成等三人被重判一事表示忏悔内疚，认为学生负有道义责任。连胜德说这种想法“太肤浅”，即使当时学生不将他们送交公安，六四后他们迟早也会被抓，“中共早晚会找他们算账”。而鲁德成三人的悲剧，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悲剧。他个人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付出了代价，而牺牲最大的是那些躺卧在血泊中、长眠在东西长安街的六四死难者，“说来说去，这笔账应该算在中共头上”。
连胜德强调，历史事件不无遗憾。他推崇鲁德成几次就砸毛像事件发表的讲话，“都是从顾全大局出发，且非常有水平，识大体，可见他的思想非常成熟，民主素质也比一般学生高”。
一票之差定三人命运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绝食团部分成员，曾与连胜德等外地学生产生矛盾。封从德指出，“权力真空的出现，导致广场丧失决策机制，而最终将三壮士送去公安局的决定，是在中共公安人员的要求下仓促作出的，按余志坚回忆，是一个六比五或七比六的投票，仅多一票就决定了三人悲剧性的命运。至今无法确知哪里些人参与了投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组织投票的并非已回高校的北高联，或第二天才成立的广场指挥部。从现有资料来看，当时直接处理三壮士事件的关键人物，基本上不是当时运动的核心人物。合理的推测是，这次投票实际上是当时在场的一些骨干临时凑合起来的。”
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周勇军，对“三壮士”事件的反省非常彻底。他在2004年8月 4日，写下长篇调查报导《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
周勇军作为八九学运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也是“三壮士”事件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之一，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的命运，并尝试用各种努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引起学运领袖们对历史的反思。最初由于中外媒体和八九学运领袖们对这个事件普遍持冷漠态度，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显着效果。
2002年7月，纽约《黄花岗》杂志发表湖南陈少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感内疚，为了肯定三壮士泼墨毛像的正义行动，进一步冲击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并把三壮士事件摆到海外华人和国际与论面前，在《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鼓励下，我带领赵品潞 (八九民运工自联代表之一，已故 )、叶宁等人到中共大使馆门前，重现三壮士向毛像投鸡蛋的行为，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喻东岳，公正地对待这三位湖南人士。这次行动开创了海外华侨、民运界和国际舆论关注湖南三壮士的新阶段。”
其后，为了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也给三位受害人一个公正的交代，周勇军花了许多功夫，对“三壮士”事件进行深入调查了解。
“三壮士”之一余志坚获释后，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当时是高自联学生把他们送给了中共当局，广场学生对他们三人的态度基本上是冷漠和不信任，学生纠察队曾让他们蹲在地上，学生领袖就是否送他们到公安局的问题投票表决，结果以一票之差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不过，当时的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不记得有投票表决这回事。鲁德成表示，他不怪连胜德等人将他们送交公安，实际上天安门一代为喻东岳捐款时，他每次都看到连胜德的名字。“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周勇军回忆，1989年5月23日下午1点左右，赵品潞从外面回来向他报告说：“天安门城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有三个人向毛泽东像泼了墨水，几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周勇军马上让赵品潞带领工人纠察队前去察看究竟。
“约半小时后，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着十分朴素，神态疲惫。……我问他为什么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着一脸的沉思。我将工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面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就决定让刘涣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
后来，周勇军得知，这个人是喻东岳，“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该有的一切，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他更多一点的保护。”
周勇军向当时曾担任纠察队总指挥的张健核实情况，张健表示，因为当时大兵压境，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的，不想给当局找到镇压的口实，不想有人火上浇油。“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放他们，很内疚，很后悔，这是我们的错误或者叫误会。我当时做为纠察队总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学生的生命安全。”
三件事最具象征意义
前湖南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唐柏桥，是“三壮士”的同乡，也是海外最早为“三壮士”奔走呼号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长期以来为营救“三壮士”，作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许多人曾好奇地问唐柏桥，当初世人还未完全理解“三壮士”的行为时，为何他很早就为三人呼吁？
唐柏桥说，1989年他因领导湖南学生声援北京学运入狱，1991年获释，他从一名狱警口中听到喻东岳等人在狱中遭受非人待遇的情况，“那名狱警并没有政治立场，只是看不过眼而为喻东岳、余志坚等人鸣不平”。唐柏桥自此开始关注“三壮士”的命运。他在1992年为“人权观察”撰写的“湖南人权报告”中，向外界披露了喻东岳等三人情况，并在“八九一代学生”中，以及利用“中国和平”、“公民议政”等组织的名义，多次发起联署活动，谴责大陆当局迫害“三壮士”。
唐柏桥指出，10多年来，学生领袖和海外舆论对湖南三壮士的冷漠和忽略是不应该的，他曾多次劝说一些学生领袖，希望他们改变对“三壮士”事件的看法，对遭受苦难的三人给予起码的人道关怀。
唐柏桥认为，一些学生领袖不愿意面对自已的错误，甚至“停留在天安门孩子的心态，封闭自大，排斥他人”。他希望在六四17周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学运领袖应深刻检讨“三壮士”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要因为担心影响学运的光辉形象，不愿正视事实。”
他强调，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三壮士”向毛像掷鸡蛋之举，现在已被列为八九民运最具象征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跟自由女神、王维林挡坦克并列，历史已还他们公道。
被当局指为八九民运“长胡子黑手”之一的作家郑义表示，他当时虽然不在广场，但仍对“三壮士”表示歉意。
唐柏桥表示，郑义曾在一个场合跟他谈到，虽然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弄不清当初将三人送交公安局的做法是错还是对？但只要他想起三个人的悲惨命运，就觉得揪心裂肺般的难受。“郑义这句说话让我特别感动。”现居洛杉矶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程真对周勇军表示，“学生的这种处理绝对欠妥，不过当时学生如同惊弓之鸟，任何小事情都有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尤其当时广场的学生可能认为三壮士的行为，破坏了学生运动的纯洁性；……‘三壮士’事件毁了这三人的一生，任何人都无法掩饰对他们的同情。国内的人因为信息沟通和生活环境的原因，至今不能拥有正确的认识，无可厚非；但来到海外的学生领袖，受西方文化熏陶10几年，如果还停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认识，或者拒绝承担历史责任，那就更可悲了。”
余志坚后来表示，“三壮士”事件不仅是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法律上的污告陷害案。
周勇军分析，现行中共的法律制度有个宗旨：“民不举，官不究。”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不会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在5月23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或其它拦截军车的第一线，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砸军车、砸公共汽车和拆广场政府广播的事件，当局都没有立即采取逮捕行动。当时政府高层正在酝酿大规模镇压，各地方公安局处于观望状态。
原就读政法大学的周勇军说，送三人去公安机关的行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上是一次群众举报行为。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举报甚至扭送当事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做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学生领袖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与三壮士公开划清界线，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伙同专政机器强加给他们的”。
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
周勇军指出，从中共现行的法律体制来看，对三壮士的过分重判，是六四事件的重大冤案之一，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可以依目前法律途径，要求国家赔偿。
作为当事人及受害人的余志坚、鲁德成，在外界开始责难学生领袖“断送”三壮士前途并质疑天安门学运之际，他们发表声明为学生领袖辩护说：“纵观古今中外，没有那一场革命运动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八九天安门广场当时正是大兵压境的非常时期，天安门广场当时具体的决策人，对我们的处理方式，毫无疑义是没有错误的，充其量不过是失误而已。假如当时他们肯定十天后（6月4日）专制、残忍的中共必定开枪，而不抱幻想，他们还会这样做吗？假如我们三人向毛像扔完颜料就逃跑了，而不敢引颈就戮地对此负责，那么还会有今天的尴尬吗？因此，这不是算账的事，如果要说算的话，那就是要跟专制、暴虐的中共算账、算总账！现在不是追究谁纵火的时候，而是大家必须一起来救火的时刻，因为身处火海的喻东岳正嗷嗷待援！”
被判刑16年的鲁德成，1998年1月25日获释出狱，2004年底逃到泰国，随即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避难申请。同年12月12日下午3时，鲁德成在泰国曼谷刹昆路附近一间天主教堂，被当地便衣警察逮捕，面临遣返。泰国警方最初表示打算将他押往泰国北部，移交北京当局处理。鲁德成明确表示不想再回到中共牢房，如果泰国警方强行将他遣返，他会拚死抵抗。
为此，海外民运组织及人权团体展开紧急救援行动。加拿大卡加利多名热心民运的侨界人士，向加拿大移民部申请担保鲁德成以难民身份到加拿大定居。
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帮助下，鲁德成获加拿大政治庇护。2006年4月11日，鲁德成从泰国抵达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并于当晚到达卡加利落脚。鲁德成感慨获得自由的代价及过程太漫长太艰难。
协助鲁德成到加拿大定居的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主席关卓中表示，鲁德成身为政治异议人士，已为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举动付出沉重代价，就算中国政府要对他向毛像泼漆的行为定罪，也应该是破坏公物的轻罪，而不应以反革命罪名重判。
不少大陆异议人士指出，即使是同为华人社会的台湾，向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或现任总统陈水扁扔鸡蛋，绝不会出现被重判16年至无期徒刑的荒谬事件。
鲁德成在湖南老家有妻子和七岁大的儿子及七十岁的父亲，鲁父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就没过个好日子，天天都忧心儿子安危。鲁德成说，父亲以前从不迷信，不烧香，不拜佛，后来因为鲁德成系狱，“他愈来愈迷信”。十多年来，鲁德成对父亲非常内疚。
鲁德成念念不忘的他的亲密战友喻东岳。他说，虽然喻东岳已获释，但一种看不见的压力依然存在。他希望喻东岳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生活，这样才有利他恢复健康和有效治疗。否则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消除他内心的症结。“正是因为精神迫害及肉体摧残，才导致他今天的悲剧。”
回顾当年的掷鸡蛋事件，鲁德成说，他们一直认为“好汉作事好汉当”，多次主动表示对自已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并表明自已的行动，只是为开辟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行一次有意义的探险，事前他们已做好不惜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并已写好遗书。
不过，鲁德成说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前途葬送在学生手中，是学生纠察队将他们三人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的。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指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仇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乘北京发生动乱之机，张贴反动标语，发动反动演讲，进行反革命煽动，公然在天安门城楼当众污损毛泽东主席画像和天安门城墙，进行反革命破坏，其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民愤很大，必须依法惩处。
2006年4月下旬，鲁德成应邀自加拿大前往美国国会为中国人权状况作证，然后往访加州湾区。4 月25日晚，加州湾区各方朋友设宴款待鲁德成，纷纷向他表示欢迎及对“三勇士”表达敬意。
六四后被北京当局全国通缉的21名学运领袖之一周锋锁等人，在会上公开对鲁德成等三人表示歉意。
老资格的民运人士王希哲指出，周锋锁等人向鲁德成道歉，令他很感动，代表了大家的心意，也了结了一段历史心结。
鲁德成等三人当年在湖南奔向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曾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壮语，17年后的今天，他们被誉为“战国时代的荆轲”、“戊戌变法后的谭嗣同”。他们的湖南同乡陈少文大声疾呼说，愿世人能记住1989年的真英雄和真壮士──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记住他们当年就已经成熟坚定的正确思想及气壮山河的伟大壮举，为中国的艰难民主进程再立新功。“因为，人民和历史已经真正地将他们铭记在心了”。 ──转自《右派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