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 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1)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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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这里叙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之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1)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没有“人民起义”?

我来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别与两位华侨老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俩来自台湾,都是国民党员,年过花甲,定居满地可30余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毕业、在西欧某大学获得“博士”头衔的老先生亲共,去年曾应邀参加中国驻加大使馆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位老兄侃侃而谈“毛先生的文韬武略,不谋私利”之后,质问听众:

“你们说毛泽东坏透了顶,我不相信!那么坏,人民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他?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没见人民起义,可见他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

另一位McGill大学经济系学士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他说:“共产党毫无信义,贻祸中华,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话题谈得比较深时,他皱着眉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问我这位在共产暴政下偷生52年的幸存者:

“共产党、毛泽东十恶不赦,罪行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起义推翻他们?”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

“偶—语—弃—市!”[注1]

我向他解释说:“在古代,自秦以来的暴政王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街头交头接耳议论,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在血雨腥风的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与朋友聊天,也会被邻居“张著耳朵包打听”的老大娘、老大爷偷听去,轻则惹上牢狱之灾,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罗网致密的统治下,不容许有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频繁出入,不容许来历不明的三朋五友经常聚会。国民党时代是‘茶楼酒肆,莫谈国事’,茶楼酒肆以外的地方,谈谈国事,没有密探,是安全的;共产党时代则是‘随地随时,莫谈国事’,在自己家里聚会聊天都不允许,哪能组织群众掀起‘起义’大潮呢?”

这位老学者听了点点头,表示略有领悟。

两位年长的学者从正、反两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普通民众;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推而论之,西方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共产党、毛泽东既然那么坏,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齐心合力去推翻?”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详细研讨、论证的专题文章,只有天才的学者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有几段生动的论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优秀的从事革命的职业政治家被当局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社会现代化进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在现代化铁路运兵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化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杨小凯的上述论述极其精辟,概括了当年的残酷现实。这里重点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小凯先生的用语是非常精确的,“牛毛”你数得清吗?数不清。当年不是没有“人民起义”,而是萌发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民起义”。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就把暴君隋炀帝灭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义”,为什么没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来——

第二句: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难怪上述两位华侨老学者不知情了。

如果请杨小凯先生为此写一篇专题,我想一定会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凯先生年寿,这一问题在他头脑中鲜活的答案随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飞烟灭。这样,揭露这一问题真相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后死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绍了街坊邻里的老大娘、老大爷,协助共产党进行特务统治的大致情况。那么,人们要问: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爷怎么会心甘情愿充当中共的帮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对基层社会的设置和控制情况。(待续)

[注1]偶语弃市——又作“喁语弃市”,喁(yú),小声说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颁布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诛三族)。”(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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