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陈沅森: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3)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陈沅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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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革命”为何“这么多!”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毛泽东头脑发热、权欲膨胀,幻想充当“世界人民的领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独断专横、胡言乱语;他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动不动就批判、斗争,置人于死地;他一贯运动群众,仿佛从来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他乱指挥、瞎折腾,将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强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设领域,种种倒行逆施导致1960年代经济崩溃,城市陷入半饥饿状态,农村活活饿死4000多万农民……

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出一个普遍的思想浪潮:“这样不顾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于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

当年大肆鼓吹的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电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电波》……许多都是歌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青少年有样学样,启发了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等传统文化熏陶,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越来越多。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减轻了人性中其他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的人就会追逐权力。[注4]当年,毛泽东不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却在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中共X中全会”的盛况,反复播报长长一串中央委员名单,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于中共政治舞台,助长了年轻人介入政治,追逐权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后继,多如牛毛的诱因。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迫出来的。

这些“反革命小集团”模仿国民党时代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殊不知“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共产党,手段比国民党毒辣一百倍,“群众专政”早已张弓布网,严阵以待。由于消息封锁,所有小型组织之间互不通气,互不知情,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缺乏高人指点,于是,一批批全凭热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纷纷扑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左”,矛头指向扩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从1959年开始,设置了严格的“升学政审”制度,将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大学、中学的院墙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亲“右派”……1959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师院附中文科实验班,成绩优异,由于学生档案袋的封皮上盖了“该生不予录取”的蓝色印章,被无端剥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

从1959年到1966年,“升学政审”筛弃了一大批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更让所有学子浪费青春,在最渴求知识的年龄段失去校园。紧接着“上山下乡运动”将1600多万知青赶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出现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毛泽东应对“灭绝民族文化”、“扼杀几代人才”负完全责任。

这些天真、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失去校园后满以为可以通过自学找到出路,听一听某公安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知青时的一段呵斥之词,你会不寒而栗:

“你在自学?学的是什么?全部是封、资、修的反动书籍。根据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现,大学不录取,就是党不培养你,党不叫你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老老实实劳动,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业余打打扑克,下下棋,那才叫听党的话。而你和党对着干,不叫你读书,偏偏选择自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到一、两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向党进攻!你自学越发奋,就越反动!”

按照这位公安的逻辑,自学都成了一种严重的罪错。

通不过“政审关”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单纯看作是“不让进学校”。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紧随“落榜”而来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另眼相看——“群众专政”的阴霾,已悄然笼罩到了头上。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升学无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征兵”统统没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办事处办“劳动手续”,还故意刁难,百般阻挠,甚至无理拒绝。

1960年,中南矿冶学院某实验室需要一位高中毕业生管理仪器和化学试剂,父亲认识的一位教授推荐我去应试,并将我的家庭情况预先向室主任通了气。笔试、面试合格后,只要办个劳动手续,就可试用,今后还有望转为正式职工。派去办手续的人事干部遭到一顿抢白:“这样出身的人,你们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投毒,谁负责?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打招呼。”——结果录用了办事处推荐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许多通不过“升学政审关”的落榜生,被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筛弃,就业无门,只好在家里呆着。呆两、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终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体谅儿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暂时有一碗饭吃,便大家匀著吃,不催促儿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长提供条件,鼓励儿子自学。但儿子大了,早已超过18岁年龄,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内心不安,惭愧之余烦闷、焦躁、气馁,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长期坚持自学?[注5]

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全是党的高层和报刊杂志杜撰出来的漂亮说词,哄哄骗骗,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基层干部“甯左勿右”,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另眼相看,毫无同情、照顾之心。社会刻意逼仄他们的生存空间,被逼精神失常变成疯子的,被逼自残自杀的,时有所闻。部分家庭较困难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车,沦落为最下层倍受冷眼的纯体力劳动工人。据说,北京某些地方还有一种更严厉的“不允许失业”政策。青年人失学、失业后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终生当农民。[注6]

当年闭关锁国,出国无门,许多想不通的,难免怨恨、诅咒共产党及其罪魁祸首毛泽东,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苏联,少数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沦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苦闷,成熟后的性饥渴。眼见邻居同龄人出双入对,自己工作无望,前景渺茫,哪有资格谈情说爱?更何况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姑娘们都“提高了阶级觉悟”,认为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明知这些英俊青年才华横溢,但只能敬而远之,慕而隐之,不敢言嫁。

长期郁闷积累的潜能,趁“文革”爆发得到了释放的机会,有些人被潮流裹胁,丧失理智,不顾一切树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逞一时之“革命欢快”。

“文革”是毛泽东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后新一轮“阳谋”,当启用“革命小将”重新夺回他癔想中丧失的权力后,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的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不怕“乱”,他明说“乱是乱了敌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乱中采取了行动。于是,在上述“运动中的运动”中,许多“出身好”杀了人的“联动份子”,得到了宽大;最倒楣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莫须有”、“张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劳改,饮恨刑场者比比皆是。[注7]

“群众专政”的作用是发现线索,但线索发现之后,中共公安是怎样破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他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杀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试图以亲身经历,采用深深忏悔、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广泛注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待续)

[注4]见2006-1-25《新世纪》网路 陈翰圣《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的资本主义》。

[注5]全国有许许多多青年自学成才,我所知道长沙自学成才的范例是:曾在长沙某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的李慰萱,业余自学数学,在“图论”方面有所创新,被长沙铁道学院破格录用为教师。我母亲(小学教师)的学生何其美,初中毕业后下到江永县穷乡僻壤,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解3000道微积分难题,侯振挺教授阅卷后称:“不但答案全部正确,而且解题思路具有数学思维内在的逻辑美。”何其美在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师,应该早升教授了。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1968年(未满18岁)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农场劳改时,向众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出狱时,已超过大学本科毕业水准(出狱后恢复原名杨小凯)。

[注6]同注3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见2006-03-30《观察》网站。

[注7]我与“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司令陈本望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这位英俊知青身着军装,腰里别着手枪,带着同样一身戎装的漂亮女友,威风凛凛,令一般人羡煞。1968年,陈本望在“长沙市军管会”一次镇压五、六十人的大屠杀中被处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参加武斗,在汨罗什么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问他打不打?忙得焦头烂额陈本望听说是共青团员,随口回答了两个字:“正打!”结果执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这条人命算在陈本望身上,因为他下达了“正打”命令,便以血来偿还(好像动手的人也枪毙了几个)。其实,“正打”只是“文革”中兴起的一个口头禅似的长沙方言词语,后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许律师辩护,陈本望虽有责任,但不至于“二字判死刑”。共产党当局的对“造反派”的报复,可见一斑。(待续)(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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